《Land》：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ity–County Merg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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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不仅改变城市行政边界，还可能重塑土地配置格局并影响农业生产。研究人员以中国撤县设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方法，并使用2013–2022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不仅改变城市行政边界，还可能重塑土地配置格局并影响农业生产。研究人员以中国撤县设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方法，并使用2013–2022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平均使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约6.4%。机制分析表明，这些改革增强了地级市政府在辖区内外统筹县与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通过改善农业生产资源与非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撤县设区平均使耕地面积增加约4.3%，并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农林水事务支出。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辖区内政府间竞争较强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正向效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撤县设区不仅重塑城市行政边界，还可能通过增强地级市政府在辖区内统筹资源配置的能力促进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该研究为行政区划调整对农业部门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扩张如何与农业发展相协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城镇化持续推进，城市扩张重塑土地利用并加剧城市建设与农业生产争地。既有研究显示，城市扩张会侵占耕地并威胁粮食安全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尤其是SDG 2、SDG 15和SDG 11。中国城镇化具有较强政府干预特征，撤县设区（city–county merger，将地级市辖县改为市辖区）是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多关注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环境治理、房价和企业绩效等非农结果，较少关注土地配置与农业增长，且多聚焦被撤并县自身。由于撤县设区既可能通过城市扩张、建设用地需求和非农部门集聚挤出农业资源，也可能增强地级市政府跨县区统筹土地与财政资源、缓解县际过度竞争的能力，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并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以2013—2022年中国26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地级市全辖区层面识别撤县设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primary-sector value added，农业经济产出指标）的影响。
二、研究开展、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将撤县设区视为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采用交错双重差分（DID）识别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撤县设区平均使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约6.4%，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成立。机制上，改革增强地级市政府在辖区内协调农业与非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能力：平均使耕地面积增加约4.3%，显著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及农林水事务支出。异质性显示，在辖区内政府间竞争较强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正向效应更明显。其意义在于：将该类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从受影响县扩展到地级市辖区，提供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农业部门的经验证据；从制度安排与资源协调角度说明城镇化不一定导致农业衰退；并拓展行政集中化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三、关键技术方法
样本为2013—2022年中国266个地级市面板（不含港澳台，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藏、海南）。撤县设区记录来自民政部行政区划调整公告；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省市级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地形起伏度来自You et al. (2018)，高程来自Google Maps数字高程模型（DEM）并用ArcGIS 10.8处理；分析用Stata/MP 17。以地级市全辖区为分析单元，处理变量定义为辖区内是否有县级单位发生撤县设区；采用交错DID，控制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加入前期特征×时间趋势，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稳健性含事件研究、Goodman-Bacon分解、Callaway and Sant’Anna双稳健估计、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安慰剂等。
四、研究结果
4.1 基准结果（Baseline Results）：通过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回归，Policy系数为0.064且显著，表明撤县设区平均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约6.4%，支持H1。
4.2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Check）
4.2.1 平行趋势检验（Parallel Trend Test）：事件研究显示改革前系数不显著，改革后显著；平衡事件窗口2年前后结果稳健。
4.2.2 异质性稳健DID估计量（Heterogeneity-Robust DID Estimators）：Goodman-Bacon分解中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比较权重0.861，后处理与先处理比较权重0.096；Callaway and Sant’Anna估计仍显著为正。
4.2.3 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随机分配处理组重复1000次，系数集中于0，实际0.064位于右尾，排除随机因素。
4.2.4 PSM-DID稳健性检验（Psm-Did Robustness Check）：1:2最近邻、核匹配、半径匹配后系数仍显著为正，缓解可观测选择偏误。
4.2.5 其他稳健性检验（Additional Robustness Checks）：替换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限制单次/单年改革样本、省级聚类、仅2013—2017排除乡村振兴战略影响，结果均稳健。
4.3 机制检验（Mechanism Tests）
4.3.1 基于撤县设区改革数量的机制检验（Mechanism Test Based on the Number of City–County Merger Reforms）：累计改革数量（Policy_num）和累计并入行政区面积（Policy_area）系数正显著，支持行政集中化强度越大、第一产业增加值提升越大。
4.3.2 基于农业绩效考核强度的机制检验（Mechanism Test Based on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以2017年“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衡量考核强度，Policy_kh交互项正显著，表明考核强化时政策效应更强。
4.3.3 机制路径分析（Mechanism Path Analysis）：撤县设区使耕地面积平均增加约4.3%，对第一产业就业、农机总动力、化肥用量不显著；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增加约5.6%、农林水事务支出平均增加约5.8%，支出份额不显著，指向土地投入与地方财政支农路径。
4.4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4.4.1 政府竞争强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by the Intensity of Government Competition）：以2012年人均县级辖区数分组，政策×竞争交互项0.091且显著，高竞争组效应更强。
4.4.2 区域异质性（Regional Heterogeneity）：中西部Policy系数0.121显著，东部交互项?0.083显著，表明中西部效应强于东部。
五、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将行政区划调整经济效应文献拓展至农业结果和地级市全辖区，避免仅关注受影响县而忽略溢出；为国家主导城镇化与农业发展关系提供新视角，即制度安排改善资源协调时城镇化可与农业增长并存；并从行政集中化与区域资源协调角度补充地方治理结构变化的农业经济证据。局限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不能判断效率、土地质量、农民收入或生态可持续性；数据限制无法直接观察县区间土地再分配，且不能完全排除土地分类和统计口径变化影响；结论外推至其他区划调整或国家需谨慎。
研究结论翻译：研究人员使用2013—2022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撤县设区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DID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提高地级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约6.4%，并通过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提供经验证据表明，改革可能通过增强地级市政府在辖区内协调生产资源配置的能力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土地资源配置变化是潜在重要机制：撤县设区增加耕地面积、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林水事务支出，从而支持农业生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初始政府间竞争较高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正向效应更明显。上述发现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不一定以农业经济增长为代价；其效应取决于地方政府间权限分配和资源协调机制。因此，推进城市发展和行政区划调整应考虑行政权限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重视跨县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资源协调，防止城市发展过度侵占农业资源；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农业发展责任和财政支持机制，使行政整合带来的治理能力与财政资源更有效用于农业生产；政策安排还应适应初始治理条件和区域发展阶段差异，促进城市地区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