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psychopathy: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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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psychopathy）常被视为社会情绪损伤（socioemotional impairment）的典型例子。然而，针对这些损伤、尤其是共情（empathy）与情绪（失调）调节（emotion (dys)regulation）的研究，呈现出更杂乱且更
精神病态（psychopathy）常被视为社会情绪损伤（socioemotional impairment）的典型例子。然而，针对这些损伤、尤其是共情（empathy）与情绪（失调）调节（emotion (dys)regulation）的研究，呈现出更杂乱且更复杂的情况。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许多结果之间难以相互调和。基于此，本综述（review）借鉴精神病态研究的最新进展，旨在厘清当前可以确证得出的结论，并识别哪些关键问题仍未解决。本综述进一步概述解决开放问题所需的步骤，并主张超越精神病态中共情与情绪（失调）调节研究的现状。
该综述围绕精神病态（psychopathy，一种以操纵性、表面魅力、冷酷、内疚感减弱、冲动和对抗行为等特质为特征的人格构造）中的共情与情绪调节展开。研究背景显示，社会情绪缺陷被视为精神病态构造的核心，几乎出现在所有精神病态测量中，因此人们容易预期其表现应清晰一致；但数十年研究，尤其涉及共情与情绪（失调）调节的研究，却产生显著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结果。传统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不能体验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分享或共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理解他人想法、感受和视角的能力）保留；但三项元分析均发现高精神病态特质者存在显著认知共情缺陷，真实社会互动证据则提示未必存在此类缺陷，Larsen et al.的综述还认为情感共情未受损。这些冲突构成开展综述的理由：厘清当前可确证结论、识别未解问题，并提出超越现状的步骤。该综述属于叙述性综述，不是原始实验研究；其核心结论是，不能简单地将共情损伤视为精神病态人格的标志，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监测并调整情绪体验以适应情境的能力）与精神病态既非无关，也非一致受损；重要意义在于推动更具生态效度的研究、挑战治疗悲观，并为机制与干预研究指出方向。
关键技术方法：作者采用叙述性综述与文献整合，检视精神病态中共情及情绪（失调）调节的近期研究，整合三项共情元分析、Larsen et al.综述、Velotti et al.情绪调节元分析及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在自然环境中重复采样实时体验的方法）研究等证据；比较不同精神病态概念化与测量工具（如人际反应指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三维精神病态测量（Triarchic Psychopathy Measure, TriPM）、精神病态人格量表修订版（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Revised, PPI-R））；并提出经验采样、真实互动实验室范式、大语言模型、纵向与干预研究等路径。样本队列来源方面，Vize et al.的EMA研究基于两个社区样本；其余主要为文献证据。本文不涉及试剂、培养或质粒构建。
研究结果如下。
共情在精神病态中：通过梳理三项元分析、真实互动证据、Larsen et al.综述及Meffert et al.研究等，该部分指出传统“情感共情不能而认知共情保留”的观点受到挑战；元分析显示认知共情缺陷，真实互动证据却提示无此类缺陷，情感共情是否受损亦存在矛盾。通过Meffert et al.的发现——当明确指示个体与他人共同感受时，精神病态中常观察到的替代性神经激活降低可增至“相对正常”水平——该部分强调必须区分“不能（cannot）”与“不愿（does not）”。通过考察IRI等测量，该部分指出多数共情测量很少捕捉这一区分，IRI并不区分动机与能力，且与前者关系更强，因此测量所侧重成分不同可导致结果差异。通过比较不同精神病态概念化，该部分指出强调反社会特质或犯罪行为的定义常产生更强认知共情缺陷，反社会性与较差执行功能相关，进而负面影响认知共情；但较一致的模式是认知共情相对情感共情更完整。通过Shalev & Uzefovsky提出的共情不平衡（empathic disequilibrium，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之间的个体内失衡）概念，该部分主张不预设绝对缺陷，而考察认知共情是否持续超过情感共情。
已知：通过区分“不能”与“不愿”，该部分指出一旦考虑该区分，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的缺陷在“不愿”成分中均显著大于“不能”成分；但“真实”共情能力是否完全未受损仍不清晰，原因包括概念化差异及维度差异。通过不同精神病态定义与维度比较，该部分得出共情缺陷轮廓随定义而变，但认知共情相对情感共情更完整这一模式较一致，并由此支持以共情不平衡框架理解精神病态。
未知（及可行动方向）：通过指出现有研究几乎完全依赖自我报告量表或剥离自然情境的实验范式，该部分认为精神病态共情缺陷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所知甚少；个体能否为追求目标而主动调节情感与认知共情反应、对正性情绪的共情均未充分研究。通过提出经验采样、真实互动实验室设计及大语言模型等，该部分主张将共情作为二元过程研究。通过讨论神经异常解释不再如既往确定、自身情绪理解困难等机制，该部分指出横断面数据不能确立时间或因果关系，需纵向研究；并建议检验改善情绪自我洞察的干预是否持久提升共情，以挑战治疗悲观。
情绪调节在精神病态中：通过介绍ER定义及其与心理福祉、攻击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该部分指出ER在精神病态中关注较少，最早纳入近期元分析的研究仅发表于2010年；早期将精神病态视为“无情绪”使ER问题显得无关。通过Vize et al.在两个社区样本中的EMA研究，该部分指出精神病态特质与社会情感过程的日常关联多为零或不一致，但精神病态与敌意情感增加相关，提示精神病态在日常中并非情绪体验钝化，某些情绪反而升高，进而提出这些体验如何被调节的问题。
已知：通过Velotti et al.的元分析，该部分得出总体精神病态与情绪失调存在小而显著的关联（r = .19）；该关联随维度变化：冲动—不负责任生活方式特质为弱至中度（r = .25），缺陷性情感特质为弱关联（r = .14），傲慢—人际特质无关（r = .03）。由此得出ER困难并非精神病态的一般特征，而主要集中于冲动维度并较少涉及情感维度。通过讨论TriPM的Boldness与PPI-R的Fearless Dominance包含情绪稳定成分，该部分指出使用这些测量的研究可能显示人际特征与更强ER能力相关。通过Spantidaki Kyriazi et al.关于情绪目标的研究，该部分指出除Boldness外，精神病态各维度与更强渴望体验较高水平负性情绪（如愤怒）相关，即较少动机去降低负性情绪和增加正性情绪；这与Vize et al.的敌意情感发现一致，并提示敌意升高可能并非下调负性情绪能力受损，而是动机降低；两者在导致适应不良结果时均可视为一种失调。
未知（及可行动方向）：通过指出Velotti et al.元分析受原始研究限制、原始研究多采用自我报告或心率变异性等生理代理，该部分认为精神病态特质者日常生活中的ER功能仍不清楚；EMA虽有前景，但需设计捕捉相关情绪最可能出现的情境（如关系冲突），并扩展到更高精神病态水平人群。通过强调社会情绪过程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关联，该部分指出需整合研究，例如情绪调节方式影响共情、述情障碍（alexithymia，识别和描述自身情绪的困难）与共情和ER缺陷均相关，可能提示共享机制；但现有证据为横断面，因果关系不明。通过建议用EMA检验同一人日常情境中一个社会情感过程的实时波动是否预测另一过程变化，该部分提出动态研究路径。通过指出虽已知ER缺陷与攻击等外化行为相关，但是否增强ER能力可减少适应不良结果仍不清楚，该部分强调其治疗意义。
讨论部分总结：该综述讨论强调，共情与ER研究需超越自我报告和去情境化实验，转向嵌入有意义社会情境的生态效度研究；共情应作为人际/二元过程考察，关注动机、目标性调节、正性情绪及共情不平衡；ER研究需用EMA捕捉情绪特定情境与关系冲突，纳入更高精神病态人群，并整合多社会情绪过程及纵向设计；机制上需澄清神经、情绪自我理解、述情障碍等与共情和ER的因果联系，并检验干预能否持久改善共情和减少外化行为。结论部分翻译：本综述的核心结论可由Campos et al.的表述恰当概括：如今，仅将共情损伤表述为精神病态人格的标志，可被视为一种广泛非特异且不完整的陈述。该结论同样适用于ER，其与精神病态既非无关，也非一致受损。尽管这种更细致的理解反映了近年来的实质性进展，重要问题仍未解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超越现状，转向嵌入有意义社会情境中的更具生态效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