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caling responsibility: Navigating scale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al bio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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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尺度化：农业生物安全中的尺度挑战导航。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在角色与管辖权之间产生生物安全挑战。生物安全行动者持续应对管辖权挑战与角色挑战。研究人员引入尺度工作（scale work）以解释行动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尺度工作涉
责任尺度化：农业生物安全中的尺度挑战导航。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在角色与管辖权之间产生生物安全挑战。生物安全行动者持续应对管辖权挑战与角色挑战。研究人员引入尺度工作（scale work）以解释行动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尺度工作涉及关系实践的适应性形式与整合性形式。基于信任的关系工作使共享生物安全治理可行。
论文解读：农业生物安全共享责任框架中的尺度挑战与尺度工作
研究背景方面，生物安全（biosecurity）是防控生物入侵对农业生产、水产养殖、林业和生态系统等造成威胁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旅行和旅游增长使生物入侵更频繁，气候变化又影响外来物种的分布与管理，给政府带来持续上升的生物安全成本。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Aotearoa New Zealand和英国等出现向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 approach）转变的趋势，即把农业生物安全责任扩展至私营公司、农业产业和农民等行动者，形成公共与私人利益相关者协调活动、共享资源的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模式。澳大利亚2008年Beale review提出，应通过公共与私人行动者共享责任的伙伴式后边境方法提升未来风险治理能力；尽管该审查已近二十年，共享责任的操作化仍在推进，并被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及实施行动计划列为优先事项。社会科学研究显示，利益相关者对共享责任的理解仍不均衡，需进一步研究其挑战。已有研究多关注农民—兽医关系、农民知识实践与身份、信任对农民参与生物安全实践的作用，以及兽医与农艺等专业知识和农民知识的互动；但很少研究因责任扩展而产生的组织与机构间协作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尺度挑战。既有组织间研究多聚焦特定疾病应对或疾病地缘政治，较少关注行动者如何在组织、产业和管辖权边界间主动协商尺度。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采用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尺度观，将尺度视为行动者通过互动主动创造和再生产，而非固定既存给定；研究问题包括：参与者在共享责任框架内从事生物安全工作时建构了哪些尺度挑战（scale challenges）？生物安全行动者从事哪些形式的尺度工作（scale work）以协商尺度挑战？研究得出管辖权尺度挑战与角色尺度挑战两类主题，并提出工作变通（workarounds）和联盟构建（building coalitions）作为适应性、整合性尺度工作。其意义在于推进社会科学生物安全文献对责任扩展后组织间关系与尺度挑战的理解，并以尺度工作概念扩展尺度文献，强调共享生物安全治理依赖基于信任的关系实践。
研究方法方面，该研究由Melanie Bryant、Vaughan Higgins、Marta Hernandez-Jover和Russell Warman完成，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和社会建构主义取向，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关注参与者对共享责任框架内工作经历的解释与建构。研究人员从澳大利亚多个层级政府（联邦、州、地方/农村）、国家和州级机构、产业协会、peak bodies、Landcare、livestock networks以及农学服务和私营兽医等私营组织招募89名参与者，参与者以管理、实施或操作化生物安全为专业职责；样本来源为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采用目的性与滚雪球抽样（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资料通过45至60分钟半结构访谈获得，录音并转录，采用归纳开放编码、持续比较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并使用NVivo辅助编码、排序和存储。该部分不超过250字。
研究结果方面，通过访谈资料的主题分析，研究人员形成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其一为“管辖权尺度挑战（jurisdictional scale challenges）”。参与者报告需在不同管辖权之间开展生物安全工作，常须应对不同层级政府制定的立法法规以及组织和机构程序。不同管辖权的要求相互竞争，例如不同州和领地农业部门、疾病与福利政策及联邦层叠加造成复杂性；有参与者认为澳大利亚两级体系存在与生物安全风险无实质关系的任意划分；动物福利标准与指南解释及入法方式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某管辖权不愿执行或不及时实施；国家立法要求报告和销毁入侵杂草，而州级立法保护本土物种，行动者可能为控制一种入侵植物而损害本土物种，陷入合规冲突；疾病控制项目还存在政府或产业机构控制权张力及既得利益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可能阻碍区域生物安全组织发展；州和领地对生物安全威胁、有害生物或疾病的定义与优先级不同，例如fall armyworm incursion需跨行业监测并涉及多管辖权与多作物产业部门；跨州经营农场者难以理解不同州完全不同的术语和立法。由此，管辖权尺度挑战表现为竞争性立法监管框架导致合规冲突、行动者被不同利益夹持、风险定义模糊，需持续协商协调。
其二为“角色尺度挑战（role scale challenges）”。参与者报告在共享责任框架内跨越公共与私人伙伴、产业与政府不同层级角色工作时的挑战。角色尺度反映行动者需理解和协商的责任与权威层级。访谈显示关键利益相关者角色清晰度不足：州农业部门和地方土地服务机构角色较明确，但整合私营服务提供者时缺乏清晰性；产业责任未被充分定义；有参与者认为联邦政府在实施共享责任时将责任下放而非协作开发，导致角色责任持续混乱，缺乏充分讨论和各方输入；联邦政府应更多领导澄清责任，但也有观点认为联邦会向州推回责任，且个人、财产所有者或财产管理者角色在环境生物安全中不清晰；国家级机构在影响国家政策和政府决策方面角色较清晰，但在陆上生物安全中应介入何处较不明确。角色尺度挑战还表现为信息共享不足：有参与者指出虽谈共享责任，但各方不共享信息，州和领地不擅共享信息；Bovine Johne’s disease事件中州政府部门和产业应对沟通不佳，联邦决定对活牛出口产生重大影响，州与联邦人员先后访问农场造成负担，协调需改善；信息自由与信息共享不足使人们缺乏管理风险或贡献生物安全系统所需背景和信息。由此，角色责任模糊可能稀释问责、使生物安全风险被无意忽视或遗漏，信息共享缺乏限制行动者承担责任，仍需持续协商。
其三为“工作变通与联盟构建作为尺度工作（Workarounds and building coalitions as scale work）”。通过分析参与者报告，研究人员发现两种协商尺度挑战的策略。工作变通指行动者寻找机会绕过或临时“修复”明显或感知到的工作流阻塞，主要用于协商管辖权尺度挑战，尤其当竞争性立法、法规和程序造成阻塞时。例如，生物安全不在某组织战略计划中，行动者须将生物安全努力打包进其他事项； aerial biosecurity surveillance program受政府组织内部审批红章限制，按层级上报仍遇障碍，后通过接触组织、展示以往收益和现场风险缓解方案解决；在农村地区，法规要求使用指定政府兽医但难以获得，行动者资助和支持私营兽医开展动物调查，或从另一区域调用政府兽医资源。研究人员认为工作变通是适应性尺度工作，行动者并非必然进行政治性重构或挑战尺度，而是管理共享责任张力并快速应对即时约束。联盟构建指行动者利用个人与专业网络在复杂或模糊工作情境中寻找团结，使相互支持者围绕共同领域或项目合作，也可在权力和资源有限时支持共享。访谈显示参与者主要用联盟构建寻找跨尺度挑战的更有效工作方式，而非专门解决资源短缺，尤其在公私行动者地理邻近的农村地区。例如，与州政府生物安全部门定期沟通、更新和预警；尽管角色竞争，仍合作并保护声誉；有参与者作为网络连接者为土地持有者、农业团体和Landcare提供联系人；为改善foot and mouth disease防范，州政府与产业设立联合政府—产业项目，产业出人、政府出人共同工作；同一办公室跨机构雇员共享信息，将客户转介；本地联邦兽医与州人员讨论植物有害生物和动物威胁；非正式地“进出门口时聊天、互相泡茶”；跨州yard出现疾病问题时，联系其他yard managers获得处理经验。研究人员认为联盟构建是整合性尺度工作，建立新关系和信任，促进跨尺度长期协作，对齐通常分散的角色责任。综上，通过访谈主题分析，研究得出：共享责任框架下存在管辖权与角色两类尺度挑战，行动者通过工作变通和联盟构建进行适应性、整合性尺度工作。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回答第一研究问题：参与者建构了管辖权尺度挑战和角色尺度挑战，前者反映立法监管框架竞争性，后者凸显利益相关者责任模糊，二者均影响生物安全工作。这与多层级治理中国家政策可能不利约束地方政策、决策权威模糊等观点相呼应；同时贡献在于：展示模糊可直接归因于不同生物安全法规及不清角色责任造成的优先事项差异；并将角色挑战研究从兽医职业扩展至更广公私行动者，说明角色责任理解不一致会稀释整个生物安全系统的问责，关键信息不共享会限制部分行动者承担更大责任，违背共享责任意图。回答第二研究问题：工作变通和联盟构建分别体现适应性和整合性尺度工作。工作变通在社会科学生物安全文献中关注较少，但反映生物安全在尺度挑战下被重新加工、适应和转译到地方情境的实践；其依赖非正式关系属性、与邻近他人的信任，并为试错及复杂不确定性留出空间。联盟构建同样关注有限，但代表整合性尺度工作，行动者充当中介，超越传统或正式关系，利用区域地理邻近性沟通、协作和跨机构解决问题；其依赖相互支持与团结网络，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协作问题解决为核心，可反制通过协调流程程序法规使生物安全“可规模化”的压力，并促进问责社会化、减少个体权力差异，鼓励整合而非分化的问题解决。研究人员强调尺度作为关系（scale as relation），尺度不只是大小或层级，而是不断产生和协商的关系网络，权力、影响和意义可通过连接涌现；虽然尺度工作根本上是关系性的，工作变通和联盟构建也可能反映尺度制造，但研究意图是展示共享责任治理挑战不能仅通过正式制度安排理解，而须考察行动者使共享责任在实践中可行的关系性尺度工作。
研究结论部分可翻译为：本文调查了参与者对尺度挑战的建构及其为协商这些挑战而从事的尺度工作。研究对社会科学生物安全文献和尺度文献均有贡献。现有社会科学生物安全文献已记录扩大责任所伴随的挑战，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和/或兽医，常将现有政府政策与实践视为改善农民参与生物安全的主要障碍。第一，本研究发现展示了尺度与尺度挑战如何使共享责任在更广行动者范围内的操作化复杂化。第二，本研究提供具体例子说明尺度挑战如何不仅为共享责任框架内参与者制造模糊，还使其行动可能无意中削弱共享责任意图；这在管辖权尺度挑战中表现为参与者为满足一套监管框架而冒违反另一套框架风险，同时须应对竞争性利益；在角色尺度挑战中表现为角色责任模糊及随后信息共享缺乏，可能使重要生物安全活动被无意忽视或遗漏。尽管这些挑战可能削弱共享责任基础，但研究人员并不必然将其视为现有政策实践或共享责任方法失败的表现，而认为其反映涉及公共与私营部门多重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方式的自然结果。尺度挑战不应仅被视为待克服障碍，而需要持续协商，凸显非正式安排及尺度关系维度对实现生物安全结果的重要性。第二项关键贡献是提出尺度工作，作为对scale jumping、scale bending和scalecraft等概念的扩展；尺度工作涵盖行动者为使共享责任等治理安排可行而从事的日常实践，将注意力从尺度政治转向使此类治理情境运作所需的持续解释、协商和努力。在概念化尺度工作时，研究表明行动者与尺度共存并工作，而非积极争夺尺度；并提出两个维度：工作变通反映适应性尺度工作，以应对冲突性监管框架间的不匹配或刚性；联盟构建代表整合性尺度工作，寻求使跨尺度行动者对齐，以促进长期协作生物安全方法。总之，尺度工作不仅强化尺度作为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生物安全治理通过基于信任的关系实践而维持，而非仅靠正式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共享责任生物安全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行动者持续从事尺度工作以协商多层级治理安排产生的尺度挑战及相关复杂性。研究提示，寻求强化共享责任框架的政府应少关注消除尺度挑战，更多支持协商这些挑战的关系性、适应性和整合性过程；治理安排不应只追求协调一致，而应设计为促进适应、灵活性和自由裁量，认识到最接近生物安全风险的行动者常拥有有效响应所需的本地知识和关系。因此，本地生物安全知识不应被理解为正式治理的补充，而应被视为共享责任持续操作化的核心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