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附录II的海参保护:印太地区非致危性判定(NDF)实施的结构化综述

《Marine Policy》:Applying CITES for sea cucumber conservation: A structured review across the Indo-Pacific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1月04日 来源:Marine Polic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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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列入名录海参的CITES实施在印太地区仍不均衡。针对无脊椎动物的非致危性判定(NDF)指南有限,但新兴工具正在弥补这一不足。若干缔约方报告了出口,尽管没有公开确认的NDF。通过多样化方法,在不同国家能力条件下均可实现严格的NDF。

  
已列入名录海参的CITES实施在印太地区仍不均衡。针对无脊椎动物的非致危性判定(NDF)指南有限,但新兴工具正在弥补这一不足。若干缔约方报告了出口,尽管没有公开确认的NDF。通过多样化方法,在不同国家能力条件下均可实现严格的NDF。
论文解读:海参是印太地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无脊椎动物渔业资源,对小型渔业社区具有价值,但其捕捞数据与种群趋势难以系统收集;生物学特征、高市场价值和较低进入门槛使其在管理能力有限时易过度开发,部分种群已濒危或局域灭绝。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贸易需出口许可,并要求科学机构出具NDF、管理机构作出LAF(合法获取认定)。CITES曾忽视海洋无脊椎动物,海参7种分三届缔约方大会列入附录II,实施面临技术、制度和合规挑战。研究人员通过结构化综述评估印太地区CITES附录II海参名录的吸收与实施,开展NDF案例比较,识别知识缺口、成功模式和最佳实践;结论是实施不均衡,WIO(西印度洋)地区明显滞后,部分缔约方无公开NDF仍报告出口,但通过多证据、系统决策和预防性参考点可实现严格NDF,并据此提出“CITES-to-sustainability”框架。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研究人员采用四阶段结构化综述:审查CITES决议、决定、提案、信息文件及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Expert Advisory Panel评估;检索CITES NDF网页、Google Scholar和灰色文献,对NDF指南与工具包进行归纳主题分析;提取UN Comtrade和CITES Trade Database 2021年8月—2025年贸易数据(HS 6/8位编码),识别出口、再出口和进口缔约方;收集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印度尼西亚、瓦努阿图、汤加、马尔代夫等公开NDF及支持文件,依据Conf. 16.7 (Rev. CoP17)构建0—4评分矩阵,三位评分者独立评分,ICC(3,1)评估一致性(ICC=0.42,p<0.001)。样本来源包括CITES官方数据库/秘书处、国家主管机构、UN Comtrade、CITES Trade Database及二手文献。

结果:
3.1 CITES与FAO决议和决定:通过审查CITES决议/决定和FAO评估,发现NDF科学要求大体一致,但无脊椎动物特异性指南有限;Conf. 16.7 (Rev. CoP17)要求考虑生物学、种群状态与趋势、威胁、采捕水平及管理监测,FAO建议纳入stock assessment、按等级捕捞数据和密度基准,AC31 Doc. 43.6建议Oceania teatfish NDF基于mako shark模板,显示无脊椎动物工具不足。
3.2 CITES指南材料和工具包:通过指南/工具包主题分析,IUCN Checklist为基础文件,预防性方法被反复强调,比例性原则见于多数指南;NDF不强制同行评审或公开,但CITES秘书处维护NDF数据库;太平洋岛国Holothuroidea电子NDF门户(e-NDF)将知识缺口作为风险增加处理。
4.1 已报告贸易:通过CITES Trade Database分析,2021—2025年记录261条teatfish出口/再出口,来自25个CITES缔约方并有7个再出口,7例未知来源;Thelenota于2025年首次记录4条,仅T. ananas,来自Vanuatu和France;UN Comtrade显示11个分布区缔约方报告海参出口,仅4个向CITES报告物种级,7个未报告CITES物种;养殖与野生来源确认仍困难。
4.2 NDF状态和内容:通过公开NDF收集,截至2025年中仅8个印太CITES缔约方开发或正在开发teatfish NDF,3个开发Thelenota NDF;Australia、New Caledonia、Papua New Guinea对两类均作positive决定,Vanuatu对teatfish作positive,Indonesia发布3份物种positive文件,Tonga和Maldives作negative决定;多数在西太平洋,WIO仅Maldives作negative;无positive NDF的若干缔约方仍报告出口。
4.3 NDF比较分析:通过评分矩阵比较,Australia依赖生物量估计、捕捞情景建模、MSE(管理策略评价)和harvest control rules;New Caledonia强调空间分辨率、捕捞趋势和按物种配额;Indonesia以国家监管、catch-quota、e-SAJI实时监测和加权脆弱性评估为特征;Papua New Guinea分析较不详细但采用预防性TAC(总可捕量);Maldives和Tonga的negative决定均指出缺乏稳健监测、长期数据和制度化适应性管理。
4.4 案例1 Papua New Guinea:通过省级种群调查、历史研究比较和1994—2009出口数据,低于阈值省份被排除positive,TAC设为估计可采成年生物量的30%;2022年Thelenota NDF纳入2016—2024调查、空间分布和历史出口数据;未来需更高分辨率监测但受技术和资金限制。
4.5 案例2 New Caledonia:通过文献、近期种群调查、生物学研究、省级渔业报告、捕捞/努力/执法/违规/出口记录、加工商和出口商自愿报告及共同管理委员会资料,Observatoire des Pêcheries C?tières自2017年汇总纵向数据;2020年引入两个特有teatfish出口配额并年度调整,2024年转向次省级空间管理单元,2024年Thelenota NDF因CPUE(单位努力量渔获量)下降设定保守TAC并改进治理。
4.6 案例3 Indonesia:通过生物、捕捞、贸易和管理四类信息评估,框架权重为生物脆弱性20%、捕捞压力25%、贸易压力25%、管理30%;生物评估依赖文献和实地调查,捕捞评估用国家生产数据、管理区、渔具、渔场和季节,贸易评估用国内国际贸易数据,管理评估CITES合规与许可/协会;2022年起实施catch-quota和最小合法尺寸,基于2016—2019视觉调查(覆盖约2%海域)、社会经济潜力及2017—2020出口实现趋势,e-SAJI实时监测配额与贸易。
4.7 案例4 Zanzibar:通过Omar (2023)硕士论文的ROV(遥控潜水器)40—50 m多站点调查,多数站点未观察到CITES列海参,提示衰竭延伸至更深水域,MPA(海洋保护区)有潜在出现;仍存在CITES物种贸易包括Mozambique跨境贸易;基于严重衰竭/局域灭绝、过去十年商业种捕捞下降和管理执法弱,研究结论认为当前应作negative NDF,但未提交或正式认可,且Zanzibar法律要求NDF和LAF,而渔业法禁止多数海参采捕方法、出口许可仅限养殖H. scabra,故野生CITES列海参无法合法出口。

讨论总结:5.1指出CITES指导历史上偏向陆生或高度移动海洋物种,海洋无脊椎动物工具虽在发展,但数据有限渔业使低income国家负担过重,SIDS(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WIO在基础设施、资金和技术能力上面临慢性挑战;Kenya、Tanzania、Mozambique科学机构负责80余种海洋CITES附录II物种却无公开NDF,现有NDF多限于陆生类群;一些国家采用blanket bans,可能使捕捞转入非法或非正式渠道;Australia开发teatfish NDF耗时超过一年、投入超过AUD 100,000,Indonesia亦受资金和培训人力限制。5.2指出实施不一致,WIO仅有一个draft NDF exercise且为negative;无NDF仍报告出口可能反映时间需求,也可能涉及再出口或未满足NDF发证;WIO供应链复杂、误识别常见,CITES Trade Database中来源与分布不一致、6位HS编码无物种分辨率、干燥标本识别难、LAF所需法律来源信息不足,构成系统性可追溯失败;Yemen请求CITES Secretariat协助但仍无法无外部支持开发NDF;水产养殖扩展带来养殖个体组织/衍生物出口许可和H. lessoni与H. scabra混养野生幼体来源验证难题。5.3指出附录II纳入海参是国际贸易监管向商业开发海洋无脊椎动物的重要扩展,有效实施依赖科学可辩护评估、行政系统、LAF和执法;blanket bans可停止合法贸易但产生社会经济成本并激励非正式/非法贸易;若证据表明继续出口有害,则不能作NDF且不应授权出口,可临时暂停;限制合法出口的非预期后果应纳入适应性监测。研究结论翻译:研究人员提出“CITES-to-sustainability”框架,建立透明最低标准,将预防性、物种和区域特异性findings与合法获取、可执行采捕控制、可追溯供应链、监测和预定决策触发连接;即时优先不是规定单一数据密集NDF模型,而是使数据有限缔约方利用最佳可得科学数据和技术信息(包括相关本地知识)作出透明可辩护决策,并将不确定性作为更谨慎而非不作为的依据;未来名录实施规划应评估国家准备NDF和LAF、标本识别和许可管理能力,援助按保护风险、贸易重要性和能力缺口优先;CITES效果评估应区分文档、行政和合规改进与生物和渔业结果。在适当支持下,CITES可为海参国际贸易监管提供重要机制,并催化可信可持续贸易评估所需的信息、机构协调和适应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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