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s》：Consumer Trust Deficit and Repair Mechanisms in Food Safety Cer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Online Frui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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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为何在中国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广泛使用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其信任仍然不足，以及如何修复这一赤字，重点关注承诺达标合格证（Commitment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CCC）。研究基于信号理论、制度信任理论与脱钩理论，构建了制
本研究考察为何在中国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广泛使用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其信任仍然不足，以及如何修复这一赤字，重点关注承诺达标合格证（Commitment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CCC）。研究基于信号理论、制度信任理论与脱钩理论，构建了制度信任赤字下的信号失灵框架，并检验脱钩感知与制度效能认知对消费者信任、购买意愿（willingness to buy, WTB）及支付溢价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a premium, WTP）的非对称效应。数据通过问卷星于2026年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1047名消费者进行在线调查获得，采用IP限制与注意力检测以确保数据质量。研究运用OLS、Probit与有序Probit模型，并结合Bootstrap中介分析、倾向得分匹配与调节分析。结果表明，脱钩感知与信任（β = ?0.0984, p < 0.01）、WTB及WTP呈负相关，且该关联在匹配后依然稳健（ATET = ?0.1027, p < 0.01）。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β = 0.0638, p < 0.01）及WTB呈正相关，但与WTP无显著关联。感知风险降低、质量预期提升（间接效应 = 0.0371）与信任修复部分中介了上述关系。修复效应在低信任平台上及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中更强。因此，信任修复需要从颁发证书转向建设制度信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任务。2024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6449亿元，同比增长15.8%；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达12787.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6.5%，其中食品类增长16.0%。截至2025年12月，网络购物用户达9.37亿，渗透率83.2%。然而，2025年全国12315平台受理网购投诉举报1506.7万件，占总量56.9%，其中食品安全问题238.5万件，占11.7%。生鲜农产品电商正成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质量信息不对称导致优质优价机制失灵，抑制了质量改进激励。在线鲜果的农药残留、产地与新鲜度具有信任品（credence goods）特征，消费者在购买前难以识别、消费后难以验证，可能引发柠檬市场问题，制约农业电商高质量发展。
为此，中国政府正在构建以承诺达标合格证（Commitment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CCC）为核心的质量信号体系。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确立了追溯与承诺要求；2025年发布、2026年生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将CCC界定为生产者对其产品符合安全标准的法定书面自我承诺，承诺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残留不超限，并要求规定范围内产品带证上市。CCC不同于依赖事前独立审计的第三方认证，也不同于政府背书认证，它是一种受事后问责与市场准入约束的自我承诺。若生产者虚假承诺，将面临高额罚款、声誉损失甚至丧失市场准入，这使CCC能够向消费者传递可信信号，成为中国食品安全认证体系中最广泛覆盖的基础合规门槛。
过去十年，中国建立了以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的"三品一标"多层次框架。然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证体系的信任并未相应提升，普遍质疑认证标签的真实性，对动物产品认证的信任更低。既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受标签影响越小，表明制度信任比标签本身更为关键。在有机认证危机中，2025年专项检查发现了认证违规行为，反映出形式认证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脱钩。绿色食品面临"买证不保质"问题。水产食品市场研究亦表明消费者需要覆盖全过程的认证体系。
然而，上述研究多聚焦于第三方或政府认证，鲜有区分信号暴露与消费者对制度效能的认知，未能解释为何新的认证信号即使在广泛展示时仍可能失灵。为此，本研究整合三种理论。脱钩理论认为，当前食品安全认证体系正逐渐沦为服务于合法性的象征性仪式，感知到形式认证与实际操作脱节的消费者会产生防御性反应，本研究称之为脱钩感知。制度信任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复杂系统的信任建立在对其支撑机构及执法能力的信念之上，制度失灵会削弱所有信号的可信度。信号理论指出，只有当消费者认识到制度约束与惩罚，从而形成将符号与认证实质重新连接的制度效能认知时，认证信号才能再次传递质量信息。此外，政府治理面临激励不相容问题，信息劣势的消费者在反复受骗后形成防御性怀疑，放大了信任赤字。整合三种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制度信任赤字下的信号失灵框架。该框架不仅克服了以往研究过度依赖单一理论的不足，还直接引出本研究的实证核心，即脱钩感知如何在CCC情境下导致信号失灵，以及制度效能认知能否及如何修复这一信任赤字。
据此，本研究提出四个递进的研究问题：第一，脱钩感知是否降低消费者信任、购买意愿与支付溢价意愿；第二，制度效能认知能否修复信任并提升购买意愿，该效应能否转化为支付溢价意愿；第三，制度效能认知通过哪些心理路径发挥作用；第四，该信任修复效应在何种平台与消费者特征下更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a–H1c：脱钩感知负向影响消费者信任（H1a）、购买意愿（H1b）与支付溢价意愿（H1c）；H2a–H2c：制度效能认知正向影响消费者信任（H2a）与购买意愿（H2b），但对支付溢价意愿的影响不显著（H2c）；H3：感知风险降低、质量预期提升与信任修复中介制度效能认知与消费者信任之间的关系，其中质量预期提升的中介效应最强；H4a–H4b：制度效能认知的信任修复效应在低信任平台上（H4a）及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中（H4b）更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于2026年8月1日至4日面向全国在线购买鲜果的消费者发放问卷，采用IP地址限制，样本覆盖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台湾、香港、澳门）。问卷匿名，信息仅用于学术研究，完成时间约8分钟，共收集1061份问卷，经严格清洗获得1047份有效样本。清洗过程包括：剔除过去一年无在线鲜果购买经验的样本；对关键变量进行逻辑检查；删除婚姻状况缺失值；排除3份购买意愿选择"不确定"的样本。经食品科学领域专家咨询、两次预调查与调整及研究组讨论，问卷最终形成六部分共41题。问卷开头界定了在线购买鲜果的概念，指通过电商平台、网络直播间、社交媒体APP、跨境电商等互联网平台类型下单并配送至家的鲜果（含国内/进口、自营/第三方、活体配送），不包括果切盒等加工品。问卷结构为：第一部分消费偏好与行为；第二部分质量安全与问题经历；第三部分信任与行为反应；第四部分消费者价值观；第五部分承诺达标合格证；第六部分背景信息。为确保测量题项与理论概念的一致性，核心题项基于信号理论、制度信任理论与脱钩理论设计，内容效度经三位食品科学与农业经济领域专家审阅确立，随后对26名消费者进行预测试以完善题项措辞与选项。多题项连续量表（如消费者信任）的内部一致性采用Cronbach's α评估，系数为0.674。最终问卷匿名施测并包含注意力检测题以确保数据质量。
在计量模型方面，本研究将消费者信任、购买意愿与支付溢价意愿建模为两个关键解释变量即脱钩感知与制度效能认知及一系列个体层面控制变量的函数。框架假定脱钩感知代表符号—实质脱钩，触发防御性加工并抑制信任，而制度效能认知代表符号—实质再连接，恢复信号功能并增强信任，因此预期这两个变量在三个结果变量上具有非对称效应。核心解释变量脱钩感知构建为二元变量，若消费者感知到正式认证标签与实际产品质量之间的脱节（即符号—实质脱钩）则编码为1，否则为0。消费者信任指数通过计算其多题项的均值得分构建，制度效能认知采用单题项测量。由于三个因变量性质不同，对连续信任指数采用OLS，对二元购买意愿采用Probit，对有序支付溢价意愿采用有序Probit，并辅以Logit与有序Logit进行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网购频率、健康意识、时间偏好、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为揭示制度效能认知转化为消费者信任的"黑箱"机制，本研究遵循Baron和Kenny的递归方程进行中介分析，并因传统Sobel检验假定间接效应正态分布在有限样本中常被违背，采用5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方法构建置信区间，若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含零则中介效应成立。基于认知失调理论，预期制度效能认知降低感知风险、提升质量预期并促进信任修复，其中质量预期提升的中介作用最强。调节分析中纳入平台类型、教育、收入与食品安全意识（均值中心化），预期平台类型系数为负（低信任平台修复效应更强），食品安全意识系数为正。最后，由于观察性调查数据中消费者脱钩感知并非随机分配，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处理内生性并构建有效反事实框架，通过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采用1:3最近邻匹配计算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ET），并进行平衡性检验以确保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低于10%。
**三、研究结果**
**3.1 中国消费者在线购买鲜果的总体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线鲜果购物用户基数庞大。购买习惯方面，98.68%的受访者过去一年购买过在线鲜果，78.7%以每月1至5次的中高频率购买；单次平均支出集中在30–99元区间，占65.5%；最常购买的品类为柑橘类（73.42%）、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62.02%）及苹果梨（60.79%）。平台偏好方面，即时生鲜电商与传统电商为主要渠道，使用率均超77%，其次为直播电商（超50%）与社区团购（约32.8%）。选择平台时，消费者更看重价格实惠（67.58%）、便利性（56.83%）与新鲜度（46.94%），对品牌或产地关注相对较少（19.32%）。质量判断主要依赖商家信誉（61.92%），对认证标签的参考有限（46.65%）。对在线水果质量的总体评价偏正面，62.02%评为好或很好。但实际问题仍较常见，主要为未熟、变质或腐烂（55.7%）、与描述不符（49.67%）及复购质量不稳定（40.72%）。
**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有效样本为1047名消费者。样本以中青年为主：18–29岁与30–44岁分别占30.85%与60.46%，合计91.31%，45–59岁与60岁及以上仅占8.02%与0.67%。性别方面，女性占58.07%，男性占41.64%，0.29%未报告明确性别。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占76.31%，未婚占23.69%。收入方面（月收入低于12000元定义为低收入，12000元及以上为高收入），低收入组占75.74%，高收入组占24.26%。教育方面，低教育水平组占90.35%，高教育水平组仅占9.65%。总体而言，样本以中青年、女性、已婚、低收入消费者为主导，与当前在线鲜果消费群体的一般人口统计特征相符。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消费者对认证水果的信任与购买意愿总体较高，而支付溢价意愿仅处中等水平，表明信任并未完全转化为额外支付。同时，脱钩感知水平相对较高，意味着许多消费者接触过认证标签但缺乏对其制度基础的深入理解，为考察信号失灵提供了基础。制度效能认知处于中等水平，反映消费者对制度有效性理解不足，凸显信任修复的必要性。三个中介变量均值均较高，表明在感知风险降低、质量预期提升与信任修复方面存在积极心理反应。
**3.3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中，消费者信任指数（consumer trust index, CTI）采用OLS，购买意愿（WTB）采用Probit与Logit，支付溢价意愿（WTP）采用有序Probit与有序Logit。由于Probit与有序Probit系数按潜变量方差缩放、不能直接读作边际效应，另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AMEs）及其95%置信区间，有序Probit模型对各WTP类别分别计算AMEs。脱钩感知在全部五个设定中均呈显著负向效应：对CTI系数为?0.0984（p < 0.01）；对购买意愿，Probit模型为?0.2157，Logit模型为?0.3772（p < 0.05），WTB的AME为?0.052（95% CI [?0.0979, ?0.0061]）；对支付溢价意愿，有序Probit模型为?0.2287，有序Logit模型为?0.3924（p < 0.01），最高WTP类别（WTP = 5）的AME为?0.0032（95% CI [?0.0061, ?0.0003]）。这表明仅接触证书符号而缺乏对其制度约束的理解，会降低消费者信任、购买意愿与溢价意愿。制度效能认知呈现不同模式：显著提升CTI（0.0638, p < 0.01）与购买意愿（Probit 0.1869；Logit 0.3351；p < 0.01），WTB的AME为0.0451（95% CI [0.0259, 0.0642]）；但对支付溢价意愿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有序Probit ?0.0337；有序Logit ?0.0390），相应AMEs的95%置信区间均包含零。这一非对称结果说明制度效能认知能够修复信任并促进购买，但尚不能直接转化为更高的支付溢价意愿。控制变量中，健康意识与网购频率在所有报告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例如健康意识对CTI、Probit购买意愿与有序Probit支付溢价意愿的系数分别为0.4310、0.5256与0.2154；网购频率在相同模型中分别为0.0801、0.1674与0.3260。时间偏好不显著，多数其他人口统计控制变量亦不显著。模型拟合可接受：CTI的R2为0.2516，购买意愿的伪R2约0.09，支付溢价意愿的伪R2约0.04–0.05，所有F或LR卡方检验均在1%水平显著。总体而言，AMEs与基准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一致，基准结果支持本研究的制度信任赤字下信号失灵框架。
**3.4 内生性检验**
为处理脱钩感知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内生性处理，报告1:3最近邻匹配对三个因变量分别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ATET）。结果表明，脱钩感知对全部三个因变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ATET：消费者信任指数为?0.1027（p < 0.01），购买意愿为?0.0636（p < 0.05），支付溢价意愿为?0.1045（p < 0.1），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745, ?0.0309]、[?0.1272, 0.0001]与[?0.2228, 0.0139]。值得注意的是，购买意愿的95%置信区间上界略微触及零（0.0001），故该特定效应应解释为边际显著。总体而言，这些发现与基准回归结果大体一致，表明在控制可观测选择偏误后，脱钩感知对消费者信任与溢价意愿的负向效应依然稳健，而对购买意愿的效应为边际稳健。平衡性检验显示，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网购频率（标准化偏差 = ?0.433）与健康意识（标准化偏差 = ?0.321）方面，表明存在实质性自选择偏误。经1:3最近邻匹配后，多数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大幅下降，网购频率、健康意识、时间偏好、性别组2（女性）、年龄组2（30–44岁）、年龄组3（45–59岁）与婚姻状况的绝对标准化偏差均低于10%，方差比接近1。然而，年龄组4（60岁及以上）匹配后标准化偏差为10.2%（0.102），略超10%的常规阈值，方差比为3.567，此不完美源于全样本中60岁及以上受访者仅7人，该特定子组的极小样本量降低了匹配精度。鉴于绝大多数协变量实现良好平衡且整体倾向得分分布高度重叠，整体PSM平衡性检验被认为令人满意。PSM缓解了可观测选择偏误但并未确立因果关系，结果应解释为稳健性检验。
**3.5 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究制度效能认知影响消费者信任的内部传导机制，本研究基于Baron和Kenny三步法检验中介效应，并采用Bootstrap方法（5000次重复抽样）验证间接效应的显著性。以制度效能认知为核心自变量、感知风险降低、质量预期提升与信任修复为中介变量的三步中介结果显示：制度效能认知对消费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总效应（c = 0.0653, p < 0.01）；显著降低感知风险（a1 = 0.0493, p < 0.05）、提升质量预期（a2 = 0.0795, p < 0.01）并促进信任修复（a3 = 0.0772, p < 0.01）。分别加入各中介变量时，三个中介变量对信任均呈显著正向效应：感知风险降低（b1 = 0.3760, p < 0.01）、质量预期提升（b2 = 0.4667, p < 0.01）与信任修复（b3 = 0.4780, p < 0.01），同时制度效能认知的直接效应明显下降，表明存在部分中介。Bootstrap（5000次重复）进一步确认这些中介效应：感知风险降低的间接效应为0.0185（95% CI [0.0038, 0.0332]），质量预期提升为0.0371（95% CI [0.0224, 0.0522]），信任修复为0.0369（95% CI [0.0190, 0.0540]），置信区间均不含零。三条路径中质量预期提升的间接效应最大，这与"重建消费者对认证体系所保障质量的信心是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关联的重要渠道"这一解释相一致。这些间接效应是Bootstrap中介分析识别的统计路径，与因果中介相一致但并未确立因果中介。
**3.6 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考察了脱钩感知与制度效能认知对消费者信任的平均效应，但后者的修复效应可能因情境与群体而异。根据制度信任赤字下的信号失灵框架，制度信任赤字越严重，再连接认知的边际修复效应越强。为识别这些边界条件，本研究引入平台类型、食品安全意识、教育与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其与制度效能认知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效能认知与食品安全意识的交互项在1%水平显著为正（β = 0.0931）；制度效能认知与平台类型的交互项在10%水平显著为负（β = ?0.0167），其中平台类型编码为高信任平台=1、低信任平台=0；制度效能认知与教育（β = ?0.0124）及收入（β = ?0.0022）的交互项不显著。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斜率比低意识者更陡，表明制度效能认知对信任的正向效应在对食品安全信息更敏感的消费者中更强，符合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将制度效能认知转化为信任的效率更高的理论预期。关于平台类型，由于高信任平台编码为1、低信任平台为0，负向显著的交互项表明制度效能认知对信任的正向边际效应在低信任平台上更大，低信任平台斜率明显更陡。这表明在制度信任更为匮乏的环境中，如直播电商与社区团购，证书作为稀缺的硬信号，在信任修复中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同时，制度效能认知与教育及收入的交互项不显著（p = 0.415与p = 0.842），表明信任修复效应更多取决于个体心理特质（如食品安全意识）与外部制度环境（如平台类型），而非人口统计特征。总体而言，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勾勒了制度信任赤字下信号失灵框架的边界条件。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信号理论视角阐释了制度信任赤字下的信号失灵。研究发现脱钩感知与消费者信任、购买意愿及支付溢价意愿负相关，而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及购买意愿正相关，这种非对称性与制度信任赤字下的信号失灵相一致。从信号理论看，发送者通过高成本信号传递质量，接收者对其进行解读以缩小信息差距；该理论并不假定解读无成本，解读成本与差异是其核心。解读需要时间、专业知识与认知能力，这些因接收者而异并在嘈杂市场中上升。食品认证正是这样一种信号：消费者倾向于将企业主导的认证视为营销策略而非质量承诺，因此怀疑性加工先于制度评价，这正是脱钩感知变量所捕捉的状态。这些结果与以下证据一致：中国城市消费者对认证相关信任存在异质性，食品安全感知影响对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制度信任影响复购意愿，信任是制度性生产的。因此认证信号嵌入于消费者对制度环境的信任之中，本研究识别的修复路径是一般性机制。然而，本研究结果与两类研究不同。第一，不同于将认证意识视为普遍有益的研究，本研究发现仅接触而缺乏制度理解不仅无效而且可能有害，一个可能解释是信号解读依赖于制度信任。第二，不同于经典信号理论中解读成本内生的设定，制度信任赤字使解读成本急剧上升，以致高成本信号不再传递可信度，同一证书被读作廉价且自利。本研究亦将生产者侧脱钩拓展至消费者认知，呼应了信任悖论，即信任受损时过度依赖标签可能降低转化。这些差异界定了信号失灵发生的条件，强调重建制度可信度是修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信息短缺，而在于制度信任赤字削弱了消费者解读认证信号的能力与意愿。这些结论仅涉及信任与购买意愿，本研究不对价格溢价或实际购买行为作出断言。从实践角度看，修复该问题需要通过可信执法、透明度与可追溯性来强化认证背后的感知制度约束。
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及购买意愿的正向关联对应于认知修复将符号与制度实质重新连接的过程：若消费者不信任认证机构，信号便显得廉价且与实际质量脱钩。这与先前证据一致，即制度信任与标签知识显著增强生态标签信任（0.351、0.357）；一旦消费者了解造假成本与政府可追溯性，标签便成为制度约束的可见证据。中国消费者同样认为认证产品更安全、质量更高，信任决定其支付意愿。中介分析识别出三条路径，即感知风险降低（0.0185）、质量预期提升（0.0371）与信任修复（0.0369），其中质量预期提升的间接效应最大，印证了"对体系保障质量的信心是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关联的重要渠道"这一解释，并拓展了该领域先前研究。然而制度效能认知与溢价意愿无显著关联，可能因为自我承诺信号的可验证性低于第三方认证；政府认证同样比私人或自我声明方案更受信任，这解释了CCC的可信度差距，故溢价实现需要更强的制度约束与透明度。修复还取决于消费者特征。较高的食品安全知识增强对认证标签食品与官方平台的信任，使知识成为认知放大器；认证信任建立在感知制度合法性与历史表现之上，并在认证者未能维护标准时侵蚀，信号有效性同样取决于认证者可信度与无利益冲突。总体而言，人们对制度有效性的感知只有在植根于真正可信的制度时，才与信任及行为相关联；此外，这些发现仅适用于信任与购买意愿。
制度效能认知的信任修复效应在低信任平台上及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中更强，而教育与收入无显著调节，这一模式与制度信任赤字的严重程度及再连接效率相一致。在直播电商与社区团购等低信任平台上，消费者缺乏平台背书或商家累积信誉等替代性质量信号，故证书成为稀缺的硬信号，与更大的边际修复效应相关联。这与以下证据一致：在监管薄弱与信息不对称严重时认证信号更为重要，平台认证在食品电商中增加卖家销量，尤其在信誉机制薄弱时。在信号失灵框架内，制度信任赤字越严重，再连接认知的边际效用越高，一种解释是建设高质量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作为可信的制度信号，帮助消费者弥补缺失的质量线索。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同样表现出与更高修复效率相一致的模式；一种解释是他们更敏感于制度信任赤字，更有动力内化制度效能认知。认知失调理论表明，他们在面对未认证产品或可疑证书时经历更强的心理失衡，因而主动寻求并加工制度信息，这与食品安全意识与信息加工的先前研究一致。较高的食品安全知识也提高对认证标签食品的认知及对官方来源的信任，而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有限关注使加工动机至关重要。教育与收入的调节效应不显著。高教育消费者可能更理性地审视自我承诺信号，而高收入消费者尽管支付能力更强仍保持保守，表明制度信任修复更多取决于食品安全意识等心理特质与平台声誉等外部环境，而非认知或经济能力。尽管收入与教育与认证食品支付溢价意愿相关，但它们独立于信任修复机制运作；制度信任而非人口统计特征主要驱动认证可追溯食品的购买意愿。这些结果进一步界定了制度信任赤字下信号失灵的边界条件：修复不取决于理解能力，而取决于关注动机与环境支持。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并指向未来研究方向。第一，横截面数据限制因果推断；尽管倾向得分匹配处理了可观测选择偏误，遗漏变量偏误与反向因果仍无法完全排除。未来研究可采用面板数据或准实验设计，或构建工具变量。第二，制度效能认知的测量依赖单一题项，消费者信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674，略低于0.70阈值，这可能源于量表的探索性及预试样本量有限，未来研究应完善这些量表以提高信度。第三，制度效能认知至信任修复的中介链条需要实验验证，如信息干预实验，以检验再连接的因果效应。此外，由于所有数据均来自单一自我报告调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本研究通过确保受访者匿名与随机化题项顺序在问卷设计中予以缓解。
实证证据揭示了认证体系内消费者信任形成与修复的结构性非对称。对认证符号的表面接触可能无意中激活脱钩感知并削弱消费者信心。相比之下，真正的信任修复从根本上由制度效能认知驱动，它代表消费者对实质性制度约束的认可。这一从符号接触到制度认可的转变不仅是信息过程，更是从脱钩到再连接的心理转变。通过这一转变，感知风险得以缓解，质量预期得以恢复。因此，弥合食品安全认证中的信任赤字需要治理范式转变，超越传统的证书颁发推广，转向制度可信度的培育。最终，任何质量信号的有效性都与对其背后执法机制的感知合法性内在绑定。这种对情境的依赖也意味着政策干预必须针对特定环境精准定制。制度认知的非对称效能在制度信任最为匮乏之处更为显著，如低信任平台及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中。这表明信任建设是一项高度有针对性的工作，而非统一的一刀切方法。恢复消费者信任需要战略性地集中治理资源，在最迫切需要之处放大制度可信度。这些洞见共同为优化制度设计、整合平台信用治理及动态监测正式认证向实质性消费者信任的转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结论表明，恢复认证信号的有效性取决于重建消费者对认证机构执法标准的信任。政策制定者应将证书推广与关于法律惩罚与可追溯性的清晰信息相配套，优先在低信任平台及高意识消费者中推进这些努力。脱钩感知与信任、WTB及WTP负相关，表明除非消费者同时理解证书背后的制度约束，单纯增加证书暴露不太可能增强消费者信任。因此证书推广应与关于法律惩罚、造假成本与政府可追溯性的清晰信息相配套。制度效能认知与信任及WTB正相关但与WTP无关，意味着此类沟通更可能支持信任与购买而非短期内提升价格溢价。由于质量预期提升的间接系数最大，沟通应强调认证体系如何保障产品质量。调节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些关联在低信任平台及食品安全意识高的消费者中更强，故证书相关信息应优先针对直播电商与社区团购，并量身定制以触达关注食品安全的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