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s》：Trends and Pattern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Burden in Asia, 1990–2023: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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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胃肠道癌症是全球癌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亚洲癌症负担的重要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评估1990年至2023年亚洲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的负担。方法：研究人员基于全球疾病负担2023（GBD 2023）数据，分析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食管癌（EC）、胃癌
背景：胃肠道癌症是全球癌症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亚洲癌症负担的重要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评估1990年至2023年亚洲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的负担。方法：研究人员基于全球疾病负担2023（GBD 2023）数据，分析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食管癌（EC）、胃癌（SC）、结肠直肠癌（CRC）、肝癌（LC）、胰腺癌（PC）以及胆囊及胆道癌（GBTC）——1990年至2023年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结果：2023年，亚洲报告约323万例新发胃肠道癌症病例和226万例死亡，导致5510万DALYs。EC在东亚负担最高[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11.41/10万；年龄标化死亡率（ASDR）：10.88/10万；年龄标化DALY率（ASDALYR）：244.41/10万]，而CRC、PC和GBTC在高收入亚太地区负担较高。1990年至2023年，EC、LC和GBTC在多数地区下降，而PC除东亚外上升。男性负担总体较高；然而在南亚，女性GBTC的ASIR（3.35/10万）、ASDR（3.44/10万）和ASDALYR（82.94/10万）高于男性。结论：亚洲胃肠道癌症负担沉重且分布不均；未来应根据社会经济水平和疾病谱特征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区域防控策略。
研究背景：全球癌症负担持续增加，胃肠道癌症在亚洲尤为突出。过去30余年，CRC、GBTC、PC和LC病例数增加超过一倍；到2021年，亚洲胃肠道癌症发病、死亡和DALYs绝对数已超过欧洲、美洲和非洲；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SC和EC患者居住在亚洲。亚洲人口最多，胃肠道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且不同国家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水平、生活方式和卫生资源方面差异显著，可能导致疾病分布和趋势异质性。然而，现有亚洲胃肠道癌症负担研究仍相对缺乏。因此，研究人员基于GBD 2023数据，系统分析1990—2023年亚洲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的发病、死亡和DALYs趋势，并考察性别、年龄组和国家/地区分布差异，以更新和补充既往研究，为区域防控策略提供精准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3全球健康数据交换（GHDx）查询工具数据，纳入亚洲33个国家和地区，按GBD五个亚区划分：中亚9个、东亚2个、高收入亚太4个、南亚5个、东南亚13个。采用GBD标准化建模框架整合多源数据，估计六类胃肠道癌症的发病、死亡和DALYs；以ASIR、ASDR和ASDALYR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负担，以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评估1990—2023年趋势；采用社会人口指数（SDI）关联分析，结合LOESS平滑和Spearman秩相关；使用R软件4.5.0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
研究结果：
3.1 2023年亚洲胃肠道癌症负担：基于GBD 2023估计，2023年亚洲约323万新发胃肠道癌症病例，其中CRC约114万，SC、EC和LC次之，PC和GBTC最低；约226万死亡，SC死亡最多（约63.1万），其次为CRC、EC、LC、PC和GBTC；约5510万DALYs，SC贡献最大（约1512万）。东亚洲EC的ASIR、ASDR和ASDALYR最高（11.41/10万、10.88/10万、244.41/10万），SC的ASDR和ASDALYR最高（16.54/10万、388.47/10万）；高收入亚太地区SC和LC的ASIR最高，CRC、PC和GBTC的ASIR、ASDR和ASDALYR最高。
3.2 1990—2023年趋势：趋势分析显示，CRC、LC、PC和GBTC在五个亚区的发病、死亡和DALYs总体增加，SC的DALYs总体下降。EC除南亚外四个地区ASIR、ASDR和ASDALYR下降，中亚ASIR和ASDR降幅最明显，EAPC分别为?3.66和?3.67；SC在五个地区均下降，东亚ASDR和ASDALYR降幅最明显，EAPC分别为?3.81和?4.12；CRC在东亚ASDR和ASDALYR下降最明显，但南亚和东南亚三项指标上升；LC除南亚外下降，高收入亚太降幅最明显；PC仅东亚年龄标化率下降，其他四区EAPC为正，东南亚ASIR、ASDR和ASDALYR上升最明显，EAPC分别为1.43、1.35和1.44；GBTC在南亚持续上升。
3.3 性别和年龄组负担：按性别和年龄分层分析显示，男性发病、死亡和DALYs总体高于女性；南亚女性GBTC的ASIR、ASDR和ASDALYR高于男性，女性CRC的ASDALYR（145.27/10万）也高于男性（142.54/10万）；其他地区男性三项指标更高。1990—2023年，女性EC在东亚洲下降最明显；女性SC在高收入亚太和东亚明显下降；女性PC在高收入亚太上升，EAPC分别为1.01、0.71和0.43，中亚男女PC均上升；南亚除SC外其他胃肠道癌症三项指标均上升。年龄分析显示，中老年人群负担较高；高收入亚太65岁及以上人群CRC、LC、PC和GBTC的发病、死亡和DALY率高于其他四区；其他四区胃肠道癌症率随年龄增加，达峰后下降；EC在东亚洲50岁及以上人群负担突出；SC在东亚洲85岁以下死亡和DALY率高于高收入亚太，85岁及以上则高收入亚太更高。进一步年龄性别分析显示，15—49岁、50—69岁和≥70岁组多数地区男性六类癌症三项指标高于女性；例外包括高收入亚太15—49岁SC女性死亡和DALY率略高、南亚15—49岁CRC三项指标女性更高、GBTC在中亚15—49岁发病率及南亚三个年龄组三项指标女性更高。
3.4 不同国家/地区负担：国家/地区点估计比较显示，蒙古EC、SC和LC的ASIR、ASDR和ASDALYR最高，日本PC最高，泰国GBTC的ASDR和ASDALYR最高（7.28/10万、179.52/10万）。1990—2023年，哈萨克斯坦EC和LC三项指标下降最明显，土库曼斯坦GBTC三项指标下降最明显；新加坡SC的ASIR及CRC的ASDR和ASDALYR下降最明显，EAPC分别为?3.36、?2.34和?2.51；PC在多数国家上升。
3.5 SDI与胃肠道癌症负担：SDI关联分析显示，1990—2023年所有亚区SDI持续上升，不同癌种负担随SDI变化模式不同。EC三项指标总体呈倒V形，SDI约0.5前上升、之后下降；SC呈波浪式变化；PC三项指标随SDI持续上升，与SDI关联最显著（p < 0.001）。2023年国家层面分析显示，CRC和PC三项指标随SDI上升总体增加；EC的ASDR和ASDALYR随SDI增加总体下降（p < 0.05）；SDI与SC、LC和GBTC无显著相关（p > 0.05）；蒙古EC、SC、LC及日本PC年龄标化率高于按SDI预期水平。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更新并评估了1990—2023年亚洲五个亚区六类主要胃肠道癌症的发病、死亡和疾病负担趋势，并分析不同SDI水平地区的负担差异。结果提示，亚洲胃肠道癌症空间分布异质性明显；尽管部分区域总体负担下降，但PC仅在东亚下降，其他四区EAPC上升；感染相关癌症如SC负担下降，CRC负担仍高，PC在多数地区上升。讨论指出，EC在东亚洲负担最高，与高盐饮食、吸烟、饮酒和热饮等长期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有关；蒙古EC负担高，可能与饮食、环境暴露和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有关；中亚ASIR和ASDR降幅最大、东亚和东南亚女性下降明显，可能与控烟限酒政策及公共卫生意识提高有关；中国2005年起重点公共卫生项目在内镜筛查高风险地区40—69岁高危人群，促进EC负担缓解。男性EC负担高于女性与吸烟饮酒率较高及激素差异有关，雄激素受体激活可能促进癌发生，雌激素受体β具有保护作用；EC随SDI呈倒V形，呈现“贫困与经济转型”特征。SC在东亚洲ASDR和ASDALYR最高，高收入亚太ASIR最高；东亚高负担主要与幽门螺杆菌（H. pylori）感染和传统饮食有关，东亚cagA菌株致病性更强；高收入亚太与肥胖、糖尿病、高脂饮食和老龄化有关；蒙古SC负担最高与H. pylori感染、高盐红肉饮食和果蔬摄入不足有关；中国、日本和韩国通过上消化道内镜筛查、饮食改善和H. pylori防控降低死亡率，日本和韩国较早建立全国筛查体系，中国起步较晚并逐步扩大覆盖。CRC是五亚区最常见胃肠道恶性肿瘤，高收入亚太ASIR、ASDR和ASDALYR最高，65岁及以上人群负担更高；这与西化生活方式、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糖尿病、老龄化和长期致癌物暴露有关，部分地区年轻患者发病率上升；东亚ASDR和ASDALYR下降最明显，中国推广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和结肠镜筛查高危人群，新加坡Screen for Life项目提供补贴筛查；男性CRC负担高于女性与吸烟饮酒及激素差异有关，雄激素受体基因低甲基化增加男性风险，雌激素受体β具有保护作用；CRC负担随SDI上升。LC除南亚外四亚区下降，但区域差异明显；HBV和HCV是主要危险因素；东亚和东南亚曾占全球肝癌多数，与HBV高流行有关；蒙古LC负担最高与HBV和HCV高流行、饮酒、肥胖、代谢性肝病风险及生活方式有关；哈萨克斯坦LC降幅最大，提示病毒性肝炎防控有效；东亚ASDR和ASDALYR下降与抗病毒治疗扩大、乙肝疫苗覆盖提高和慢性肝病管理改善有关；中国国家免疫规划促进乙肝疫苗广泛接种并加强高危人群筛查、抗病毒治疗和监测，HBV地方性从高降至中等，肝癌发病和死亡分别下降10.04%和22.35%。PC仅东亚略降，其他四区EAPC为正，高收入亚太ASIR和ASDR较高，日本最高；与老龄化、糖尿病、吸烟、饮食和代谢危险因素有关；吸烟可增加PC风险70—80%，全球约30%吸烟者生活在亚洲，糖尿病增加PC风险约1.4倍；PC缺乏有效筛查，早期症状少，多数中晚期诊断，现有血清标志物敏感性有限且影像检查成本高，部分国家探索基于高危人群的精准监测但防控体系仍不完善；PC与SDI关联最强，未来仍是严重挑战。GBTC发病率相对较低但区域差异明显；南亚女性负担高于男性，可能与肥胖率上升及雌激素对胆汁代谢和胆石形成影响有关；胆结石是主要危险因素，代谢异常和慢性胆囊炎参与致癌，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诊断延迟和医疗可及性不足；泰国GBTC高发可能与肝吸虫等寄生虫暴露有关。局限性包括：GBD 2023依赖模型假设和基础数据质量，癌症登记和死亡报告不足地区更依赖模型外推，基于点估计的排序应谨慎结合95%不确定区间（UI）；国家层面聚合数据无法反映国内异质性及特定组织学亚型差异；未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危险因素暴露水平及其贡献；仅纳入3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未完全涵盖所有亚洲国家。
研究结论翻译：总体而言，尽管过去30余年亚洲多数地区胃肠道癌症年龄标化负担总体下降，但由于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危险因素持续暴露，绝对疾病负担仍然较高。目前胃肠道癌症仍是亚洲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疾病谱正逐渐从感染驱动向代谢和生活方式驱动转变。本研究揭示不同癌种、地区、人群和社会人口发展水平之间疾病负担存在显著差异，为识别防控优先人群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亚洲国家应根据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疾病谱特征优化胃肠道癌症防控策略，促进卫生资源合理配置，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胃肠道癌症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