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Systems》：Small states, large agreements: A GE analysis of Andorra’s path to EU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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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盟区域一体化战略已转向超越传统关税自由化的合作形式，日益强调监管一致性、制度趋同与区域价值链韧性。在此框架下，欧盟与安道尔、圣马力诺和摩纳哥等微型国家签署联系协定（AAs），以将其经济更紧密地纳入欧盟内部市场。与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不同，这些联系协定明确
近年来，欧盟区域一体化战略已转向超越传统关税自由化的合作形式，日益强调监管一致性、制度趋同与区域价值链韧性。在此框架下，欧盟与安道尔、圣马力诺和摩纳哥等微型国家签署联系协定（AAs），以将其经济更紧密地纳入欧盟内部市场。与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不同，这些联系协定明确设计为一体化工具，侧重于法律对齐、监管同质化以及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准入，而非仅关税削减。欧盟-安道尔联系协定是该群体中尤为相关的案例。安道尔已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包括工业品关税同盟与允许使用欧元的货币协定）与欧盟保持密集经济关系，但该框架仍不完整：农产品仍单方面受关税约束，安道尔未完全参与欧盟竞争政策、国家援助规则或监管治理。联系协定旨在通过消除剩余农产品关税并将监管对齐扩展至关键服务部门来弥合这些缺口。从分析角度看，联系协定提出了超越标准贸易政策评估的若干问题。早期欧洲联系协定的证据表明，其通常为参与国带来显著贸易扩张与正向福利效应，但收益幅度因伙伴而异。制度与基础设施邻近性显著影响双边贸易模式，强化了更深监管对齐可作为超越关税削减的强大贸易便利化机制的观点。鉴于安道尔已具有高度开放性与既有一体化程度，理解更深制度趋同的边际经济效应以及此类协定收益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对齐的深度与可信度而非关税自由化，至关重要。此外，理解预期与制度信任对安道尔这类高度专业化小型经济体转型的影响至关重要。鉴于围绕联系协定的国内辩论，这些问题更为相关。尽管理论预期更深欧盟一体化将产生总体福利收益，安道尔公众舆论仍深度分化。近期调查显示，多数选民对联系协定持负面看法，担忧集中于主权与劳动力压力。本文使用动态一般均衡（GE）模型评估该协定的经济影响，该模型针对微型国家结构特征与联系协定制度深度进行定制。模型明确区分服务部门关税削减与非关税壁垒（NTB）削减，纳入替代性工资设定机制，并允许前瞻性与短视agent行为。该框架使研究人员不仅能够评估长期结果，还能评估调整路径以及预期与制度可信度的作用。主要发现可概括如下：在深度且可信的监管对齐下，联系协定提升安道尔GDP、就业与消费，收益逐步累积并集中于已主导经济的服务部门。这些总体收益是有条件的，仅在非关税壁垒削减超过临界阈值时才会实现，低于该阈值协定可能使安道尔境况劣于现状。此外，实现收益的深度取决于协定的可信度：当agent预期并信任其执行时，经济更快收敛至新均衡，因此制度可信度与清晰沟通具有超越协定正式条款的可衡量经济价值。本文贡献有三：第一，聚焦规模与议价能力不对称极端的情形，为深度贸易协定与制度一体化文献作出贡献；第二，强调制度安排如何重塑而非消除规模相关约束，为小国与经济一体化辩论增添内容；第三，提供关于非关税壁垒与预期在决定一体化收益幅度与时机方面重要性的定量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欧盟区域一体化战略从传统关税自由化转向强调监管一致性、制度趋同与区域价值链韧性的深度合作形式。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及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暴露了碎片化监管体制与长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各方重新关注区域一体化与政策协调。在此框架下，欧盟与安道尔、圣马力诺和摩纳哥等微型国家签署联系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s, AAs），将其更紧密地纳入欧盟内部市场。与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不同，联系协定明确设计为一体化工具，侧重法律对齐、监管同质化及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准入，而非仅关税削减，构成介于传统贸易协定与全面参与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之间的一类独特经济一体化。
欧盟-安道尔联系协定是该群体中尤为相关的案例。安道尔已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与欧盟保持密集经济关系，包括工业品关税同盟与允许使用欧元的货币协定，但该框架仍不完整：农产品仍单方面受关税约束，安道尔未完全参与欧盟竞争政策、国家援助规则或监管治理。联系协定旨在通过消除剩余农产品关税并将监管对齐扩展至关键服务部门来弥合这些缺口，将安道尔更牢固地嵌入欧盟制度结构。
从分析角度看，联系协定提出了超越标准贸易政策评估的若干问题。早期欧洲联系协定的证据表明，其通常为参与国带来显著贸易扩张与正向福利效应，但收益幅度因伙伴而异。制度与基础设施邻近性显著影响双边贸易模式，强化了更深监管对齐可作为超越关税削减的强大贸易便利化机制的观点。鉴于安道尔已具有高度开放性与既有一体化程度，理解更深制度趋同的边际经济效应以及此类协定收益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对齐的深度与可信度而非关税自由化，至关重要。此外，理解预期与制度信任对安道尔这类高度专业化小型经济体转型的影响至关重要。
这些问题在围绕联系协定的国内辩论背景下更为相关。尽管理论预期更深欧盟一体化将产生总体福利收益，安道尔公众舆论仍深度分化。近期调查显示，多数选民对联系协定持负面看法，担忧集中于主权与劳动力压力。这一张力反映了欧洲范围内更广泛的模式，即贸易与一体化政策日益引发争议，往往反映总体经济结果与感知分配风险之间的分歧。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使用针对微型国家结构特征与联系协定制度深度定制的动态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GE）模型评估该协定的经济影响。模型明确区分服务部门关税削减与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 NTB）削减，纳入替代性工资设定机制，并允许前瞻性与短视agent行为。该框架使研究人员不仅能够评估长期结果，还能评估调整路径以及预期与制度可信度的作用。
主要发现可概括如下：在深度且可信的监管对齐下，联系协定提升安道尔GDP、就业与消费，收益逐步累积并集中于已主导经济的服务部门。这些总体收益是有条件的，仅在非关税壁垒削减超过临界阈值时才会实现，低于该阈值协定可能使安道尔境况劣于现状。此外，实现收益的深度取决于协定的可信度：当agent预期并信任其执行时，经济更快收敛至新均衡，因此制度可信度与清晰沟通具有超越协定正式条款的可衡量经济价值。
本文贡献有三：第一，聚焦规模与议价能力不对称极端的情形，为深度贸易协定与制度一体化文献作出贡献；第二，强调制度安排如何重塑而非消除规模相关约束，为小国与经济一体化辩论增添内容；第三，提供关于非关税壁垒与预期在决定一体化收益幅度与时机方面重要性的定量证据。
二、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双区域（安道尔与欧盟）加外生世界其他地区（Rest of the World, ROW）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包含18个经济部门、投入产出联系、要素流动与产品差异化，企业处于垄断竞争下运营。模型纳入非自愿失业，并比较工资曲线（Wage Curve, WC）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PC）两种工资设定机制，以及前瞻性与短视agent两种动态框架。校准基于2015年安道尔投入产出表更新至2019年，并结合2019年FIGARO欧盟聚合表构建双边欧盟-安道尔投入产出表。联系协定通过两个政策冲击引入：农产品进口不对称关税削减（平均约7.5%）与服务部门非关税壁垒逐步削减（基于OECD非关税壁垒从价等值估计，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三国最高水平降至平均水平为代理）。样本队列来源为安道尔政府内部工作文件（后发表于Lara Sànchez et al., 2024）及安道尔统计局数据。
三、研究结果
（一）总体经济影响
在新稳态均衡下，模型充分调整生产要素，经济遵循新的稳定增长路径。短期（2027年实施阶段）、中期（2042年过渡阶段）与长期稳态（2077年）结果均以相对基线百分比变化表示。短期内联系协定对GDP产生正向效应，WC设定下增长0.45%，PC设定下增长0.29%。GDP在两种工资设定下于中期与长期持续上升，长期GDP收益在WC下达2.44%，PC下达2.13%。这些收益主要由就业、劳动供给与消费增加驱动。WC设定下GDP收益始终高于PC，主要由于WC下实际上行工资压力较弱，导致就业增长强于PC情形。劳动力供给由移民驱动，在两种工资设定下均增加，但WC下劳动供给响应更强，因失业率下降幅度更大信号着更高就业概率，从而吸引更多来自欧盟的劳动力。两种设定并非相互竞争的主张，而是描绘收益归属的合理区间：PC下协定通过更高薪酬奖励在职劳动者，WC下则通过欧盟劳动力流入扩大居民劳动力队伍。总体结论不取决于此选择，工资设定仅决定调整的构成，即实际工资收益与就业及移民流入之间的分配。
贸易方面，短期内WC下出口下降1.95%、PC下下降1.21%，而进口分别显著上升4.40%与3.63%。这一初始贸易效应与联系协定的时机与形态直接相关，即不对称农产品关税的立即取消，而服务监管框架的适应仅在后期才投入运作，一旦非关税壁垒削减实施便产生正向竞争力效应。这正是出口从中期开始显著上升的原因。进口百分比变化低于出口，从而改善出口对进口的覆盖率。GDP在整个期间增长，但增长决定因素随时间变化：短期内GDP增长主要由内部需求尤其是家庭消费驱动；从中期到长期，影响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竞争力提升及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与劳动力流入。非关税壁垒削减使安道尔经济更具竞争力，结合正向劳动供给冲击，在短期之后进一步推动经济。因此，出口在中期（WC下20.80%，PC下19.89%）与长期（WC下28.12%，PC下27.29%）大幅增长。
（二）部门异质性
部门GDP响应的时机与幅度呈现显著异质性。短期内冲击产生调整成本，导致若干部门收缩，最显著的是运输与专业活动部门，其影响强于单边自由化的农业与制造业。所有直接受冲击部门短期内GDP均为负效应。然而，建筑、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等部门从联系协定实施伊始即开始受益。总体短期结果表明，尽管部分部门面临过渡性损失，但对长期正向效应的预期推动agent在其他部门提高活动，使总体GDP自实施初期即保持正值。实际上，贸易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削减降低进出口价格，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与更易进入欧洲市场提升部门产出，其中主要效应来自更廉价进口促进国内生产而非外国市场准入扩大。
长期看，部门累积收益分布清晰描绘了新制度框架的结果。部门结果复制了联系协定所引入冲击的模式与强度，证实贸易自由化的深度与时机是安道尔经济各部门异质性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金融与保险活动（部门K）获得最大非关税壁垒削减（8.98%），长期增加值扩张幅度最大，较基线上升12.43%，尽管调整阶段短期收缩?0.73%。信息与通信（部门J）为第二自由化部门（8.70%），从短期下降?0.68%转为长期收益1.72%；专业、科学与技术活动（部门M）遵循类似路径，从?1.04%转为1.07%。直接受协定针对的部门呈现相似趋势：资源再配置的过渡性收缩，随后在监管对齐生效后显著长期扩张。
第二组部门虽未受非关税壁垒冲击直接针对，但通过更廉价中间投入、更强国内需求及与扩张服务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间接受益。行政与支持活动（部门N）长期上升4.42%；运输（部门H）最清晰展示过渡动态，遭受最深短期收缩（?2.13%），反映其对调整初期阶段的暴露，但随着更广泛经济扩张恢复至长期收益3.65%。公用事业（部门D，+2.47%）与建筑（部门F，从短期+1.06%至长期+2.64%）呈现同样总体正向轨迹。相反，长期低于基线的唯一部门是农业（?5.02%）与制造业（?2.27%），这两个活动暴露于关税削减且无抵消性非关税壁垒自由化。农业负效应可部分解释对联系协定的怀疑：国内关税的不对称取消使安道尔生产者暴露于更廉价欧盟进口。尽管农业仅占安道尔GDP的0.4%，但鉴于单边关税在30年谈判后仍长期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相当大。
从部门效应可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获益最多的部门是服务部门，其已占安道尔增加值最大份额，因此联系协定深化了该国专业化而非重塑其生产结构；第二，收益集中于狭窄活动集，虽经济上有效率（反映安道尔比较优势），但也解释了协定的政治敏感性——联系协定明显有利于已主导部门，而成本虽总体较小，却落在政治显著活动上。
（三）预期效应与制度作用
比较前瞻性agent与短视agent结果。前瞻性agent理性且基于对未来结果的预期进行跨期决策，完全知晓将实施的政策，可解释为政治机构能够清晰宣布并解释协定、使agent充分意识到政策分阶段实施及潜在长期收益的情景。短视模型下agent缺乏对协定完全实施所需逐步过程的认识，无法预期其未来影响，仅依赖部分信息，可视为低政治可信度或缺乏制度信任的代理。
联系协定的正向效应在短视agent情境下被削弱。完全知情agent下GDP轨迹始终高于部分知情（短视）agent。实施阶段始于第二期，因此前瞻性agent在第一期即可内化联系协定的预期影响并从一开始调整行为；短视agent不预期协定效应，初始期GDP无变化。两种设定差异的机制在于消费与投资的跨期调整。前瞻性预期下，调整由两个响应协定正向效应预期的不同跨期边际驱动。消费方面，家庭从终身资源现值中选择路径，预期实际劳动与资本收入增加及消费价格指数下降提高现值，导致家庭增加消费而非等待收入实现。投资方面，企业求解Tobin's q问题，资本影子价格反映整个未来收益折现流；由于协定提高受益于非关税壁垒削减部门的预期未来收益，该价格上升，投资-资本比率增加，持续向稳态累积。提前消费不需要家庭预先积累储蓄，前瞻性家庭通过动用累积财富或借入协定创造的更高未来收入为早期更高消费融资。此外，两种设定均描述资本流动且无国际收支约束的小型开放经济，因此盈利能力决定投资，必要时国际资本流入为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融资；预期消费上升不会挤出资本积累，外部账户适应过渡。短视行为下，agent仅对已实现价格与回报变化作出响应，同样调整发生得更晚且更渐进。
制度可信度的更广泛解释由此差异得出：沟通良好且制度可信的协定鼓励私人agent以前瞻性方式行动，将导致比缺乏公众信任或透明沟通的同等协定更快、更大的累积GDP收益。对2025—2055年逐年加总前瞻性与短视agent下GDP相对基线偏差的差异，缺乏完全知情agent在新稳态到达前损失13.44个累积百分点GDP。尽管长期安道尔经济无论agent预期如何都将达到相同状态，但到达路径取决于agent知情程度。在此背景下，制度的作用在于在选民中建立可信度，以弥合这一GDP缺口，降低短期调整成本并提高安道尔向上述长期收益收敛的速度。
（四）一体化程度
非关税壁垒削减是联系协定的核心，也是公众辩论的中心。为探究非关税壁垒对安道尔经济表现的实际影响，研究人员考虑不同反事实政策情景。第一情景（No NTBs）隔离关税削减的唯一作用，作为评估协定最低保证效应的基准。此外展示两个作为非关税壁垒削减阈值的替代情景，通过保持与图1和图2相同的部门分类与时间框架、将其强度缩放至完整联系协定非关税壁垒削减的40%与50%获得。两个非关税壁垒削减情景表明，正向效应取决于联系协定削减非关税壁垒的能力。非关税壁垒适应延迟与轻微削减将显著抑制协定效应，可能将GDP收益推至零以下。具体而言，只有当非关税壁垒削减超过临界阈值时，协定才为安道尔带来正向宏观经济结果。该非关税壁垒阈值约为完整联系协定削减的45%。其隐含意义是，若无可信且实质性的监管一体化，安道尔面临实施非受益协定的风险。
（五）讨论
定量分析结果突显三个相互关联维度。第一，一体化总体收益与异质性部门及时序效应共存。尽管GDP在中长期增长，短期调整阶段以出口收缩与部门特定增加值损失为特征，尤其是直接暴露于竞争加剧的活动。这些过渡效应是暂时的，但在高度专业化经济中可能具有政治显著性，有助于解释总体福利改善与调查数据记录的怀疑公众认知之间的分歧。部门结果使该机制具体化：长期收益高度集中于已主导服务部门，而损失虽总体温和，却落在可见且象征重要的活动上，为预期提高总体收入的协定遭遇反对提供首个经济理据。第二，制度因素在塑造联系协定有效性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前瞻性与短视agent比较表明，尽管长期均衡相同，过渡动态差异显著。当agent能内化未来政策变化时，消费与投资更早调整，加速向新稳态收敛；相反，有限制度可信度或糟糕政策沟通延迟调整并减少累积收益。该效应在经济上显著：模型暗示，对2025—2055年过渡期加总，可信联系协定比短视预期下多产生13.44个百分点GDP。清晰沟通协定收益的努力具有可衡量经济回报，而不仅是政治回报。第三，服务部门非关税壁垒削减是正向宏观经济结果的必要条件。反事实模拟表明，非关税壁垒削减不足或延迟可显著抑制甚至逆转协定总体效应。该结果对安道尔尤为相关，因其服务业主导经济活动，且联系协定最具争议要素涉及监管对齐而非关税。阈值效应的存在表明，部分或象征性一体化可能无法带来有意义经济收益，反而强化公众怀疑。这对协定批准与实施具有具体含义：由于正向总体结果要求最低非关税壁垒削减，监管承诺深度并非次要实施细节，而是协定是否有利于该国的决定因素。稀释的协定可能使安道尔境况劣于现状。这些结果表明，欧盟-安道尔联系协定应被解释为制度转型而非传统贸易自由化实践，其经济影响关键取决于深度、可信度与时机，以及管理过渡期部门调整的能力。超越具体案例，这些结果说明深度一体化协定如何影响小型高度开放经济体：对此类经济体而言，关税自由化与深度监管一体化之间的区别不仅是程度问题，也是类型与信任问题；对微型国家而言，深度一体化并未通过经济多元化放松小规模约束，而是允许经济在其现有比较优势上进一步专业化，从而以减少多元化换取市场准入与制度亲和。该权衡是否可取最终是政治判断，但经济逻辑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其他考虑与大型监管伙伴建立联系的小型服务导向经济体。
四、结论
本文探讨欧盟-安道尔联系协定的经济影响。分析不将协定视为标准贸易政策冲击，而聚焦更深监管一体化如何重塑与小经济规模相关的结构约束。结果表明，在深度且可信的监管对齐下，联系协定为安道尔带来GDP、就业与消费方面的正向总体结果。然而这些收益既非自动也非均匀分布。更深一体化强化安道尔现有服务导向专业化，增加对部门特定调整的暴露，并带来可能严重影响公众认知的短期过渡成本。本文核心发现是非关税壁垒与制度的关键作用。若无实质性非关税壁垒削减，尤其是在关键服务部门，协定可能带来可忽略甚至负向的宏观经济效应。此外，收益的时机与幅度强烈取决于agent预期，突显政策可信度、透明度与有效沟通在塑造调整动态中的重要性。这些结果通过表明深度协定并未消除规模相关约束、而是可能通过制度渠道重新配置与缓解这些约束，为小国与经济一体化更广泛文献作出贡献。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分析表明欧盟-安道尔联系协定的成功取决于市场动态与监管趋同深度，以及整个过渡期持续的机构信任。安道尔案例提供了超越该特定协定的教训：对于与大型集团高度一体化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深度协定的决定性边际不在于消除剩余关税，而在于监管一体化的可信度与深度。当国内商品生产微不足道时，传统贸易创造几无运作空间，此类协定的价值取决于其实现监管趋同的能力以及对其能够实现的信念。深度一体化并未消解小规模约束，而是改变其性质，使小型经济体能够通过以多元化换取市场准入将其部门专业化转化为优势。这些动态使此类协定既经济有效又政治争议，可能塑造未来数年欧盟与微型国家及小型邻国的关系。更一般而言，研究结果强调将现代贸易协定视为更广泛经济体系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其中制度、预期与政治经济考量与传统开放度指标同样具有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