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时间观与疾病进展恐惧的关联：一项横断面研究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Association Between Time Perspective and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目的：描述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的疾病进展恐惧（FoP）水平，并检验时间观的各个维度是否与FoP相关。患者与方法：本单中心横断面研究便利抽取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于南通市某三级医院心血管内科接受治疗的254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时间观采用中文版Zimbardo时间观量表（ZTPI-C）测量，FoP采用简体中文版疾病进展恐惧简表（FoP-Q-SF）测量，该量表在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较低（Cronbach's α=0.675）。采用多元线性回归（n=237例完整病例）及敏感性分析检验关联；对5个时间观系数施加Holm与Benjamini-Hochberg校正。结果：FoP-Q-SF总分为32.54（SD 4.77），130例患者（51.18%）得分≥34分；该阈值源于肿瘤人群，尚未在心力衰竭中验证。过去消极时间观得分越高与FoP越高相关（β=0.184，P=0.002；Holm校正P=0.008；模型R²=0.496），且该关联在所有敏感性分析中均得以保留。现在宿命论关联（β=0.128，P=0.029）在主模型中经多重性校正后不再显著（Holm校正P=0.116），其校正后显著性随协变量集而变化，被视为探索性结果。结论：在该单中心样本中，过去消极时间观与较高的FoP独立相关，现在宿命论时间观显示出较弱的探索性关联。由于横断面设计、FoP-Q-SF在本样本中信度有限以及心力衰竭中缺乏经验证的临界值，这些发现需在采用经验证测量工具的纵向研究中予以确认，之后方可提出干预启示。

慢性心力衰竭（CHF）以呼吸困难、水肿和疲乏为主要表现，近几十年来患病率持续上升，全球受累人数已超过6400万，其中约1210万生活在中国。对患者而言，CHF意味着反复加重与长期的身体痛苦，每次再入院均加重照护者负担与家庭经济压力，累积的压力造成真实的心理负担。无助感是面对躯体功能下降的常见反应，并易引发恐惧、焦虑与抑郁，定性研究提示这种恐惧随疾病进展而加深。疾病进展恐惧（FoP）指患者对疾病进一步恶化或复发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产生的担忧。该问题具有循环性：不良心理状态侵蚀治疗信心并使症状恶化，而症状恶化又反过来加重心理负担与负性情绪。与这类情绪持续相关的一个因素是时间观，即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习惯性建构方式，其影响认知、情绪与行为。该构念包括5个维度：过去消极（倾向于以消极眼光沉湎于过去事件）、过去积极（对过去怀有温暖情感）、现在宿命论（对生活持无助、认命的态度）、现在享乐主义（关注即时满足）与未来（规划并追求目标）。较高的过去消极与现在宿命论得分与抑郁等不良情绪的更大概率相关。FoP与焦虑、抑郁、复发恐惧及疾病感知存在重叠但相互区别：焦虑与抑郁描述泛化的情感状态，而FoP是对疾病将恶化的担忧；复发恐惧是肿瘤幸存者中的对应概念；疾病感知指患者对疾病病因、后果与可控性的信念，可能塑造FoP但其本身并非情绪反应。该构念及其测量工具主要在肿瘤学中发展，因此多数FoP问卷与临界值（包括本研究所用者）均源于肿瘤人群。心力衰竭中FoP的证据相对较新且有限。时间观也区别于这些构念及FoP的其他心理相关因素：应对方式描述个体如何应对应激源，社会支持描述可获得的资源；相比之下，时间观描述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习惯性认知取向，塑造经验的解释方式。对过去持强烈消极取向的患者可能将新发症状解读为既往痛苦的再现，对现在持宿命论取向的患者可能认为恶化不可避免；无论哪种模式均可能在焦虑或抑郁水平之外升高FoP。据研究人员所知，CHF患者中各个时间观维度与FoP的关系鲜有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将全部5个维度作为主要暴露因素，并在控制人口学与临床因素后检验各维度是否与FoP相关。由于过去消极与现在宿命论取向与不良情绪相关，这两个维度尤受关注，且5个系数作为单一检验族进行多重性校正。方法部分：研究人员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市某三级医院）心血管内科开展单中心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招募住院患者。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依据《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24》诊断为CHF且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II~IV级、临床稳定（生命体征稳定且主治医师判断可完成问卷）、能够沟通并自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者；未设定最低病程要求，故队列包含接近初诊的患者。排除标准为病情不稳定或快速恶化者、严重精神障碍或认知功能障碍者、合并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或其他重要器官严重功能障碍）者、参与其他干预性研究者以及存在语言或文化障碍者。样本量按问卷类护理研究中常用的每个研究变量5~10例的经验法则估算，考虑25个变量，最低需125例，按20%无效应答率，最低目标为157例；该法则为经验性规则而非正式的先验功效计算。招募持续至2026年8月17日预定数据收集窗口结束，共回收266份问卷，分析254份有效问卷；回归拟合于所有模型项数据完整的237例参与者，超过最低目标。研究人员在招募进行中对前205份问卷进行了初步分析，该分析未在任何会议报告、未作为预印本发布、未注册、未发表，且未影响假设、所收集或分析的变量、预定样本量或停止招募的决定；本报告基于研究期间收集的全部有效问卷，并取代该初步分析。作为敏感性核查而非先验论证的替代，在237例完整病例与19个预测项下，研究在α=0.05时检测总体效应f²=0.10的功效为85%，检测单个预测因子贡献f²=0.036的功效为80%。数据收集前，研究人员向每例参与者说明研究目的，明确参与自愿并获取书面知情同意；由受训研究人员在患者住院期间病情允许时（即主治医师判断生命体征稳定且能够沟通时）在统一指导语下面对面施测问卷，问卷完成于入院后第几日不固定且未记录；对识字有限、视力受损或躯体受限者，研究人员逐条朗读并在需要时解释；当场检查问卷的漏项与逻辑不一致，尽管如此，仍有11份问卷两个量表均未填写而被排除，少量临床与人口学条目空白按缺失处理。测量工具：一般资料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居住状态、主要照顾者、职业状况、家庭月收入、主要收入来源、医疗付费方式、吸烟饮酒状况）与疾病相关资料（并发症数量、CHF病程、近1年住院次数、NYHA分级、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服药种类、家族史）。FoP-Q-SF中文版由Wu等译自Mehnert的原量表，含身体健康与社家庭两个领域各6个条目，采用5级Likert评分，总分12~60分，≥34分视为超出正常范围的FoP，得分越高恐惧越强；该工具及此临界值均在肿瘤患者中发展与验证，临界值经中位数分割法得出，为实用性而非诊断性阈值，尚未在心力衰竭中校准；除下文所述11条目敏感性分析外，所有分析均使用12条目总分，两个分量表得分均未进入任何分析。在本样本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675、McDonald's ω=0.706，而原中文验证研究为α=0.883；两领域结构未在此重现；取样适切性一般（Kaiser-Meyer-Olkin=0.683；Bartlett球形检验χ²(66)=737.28，P<0.001）；探索性因子分析（对12条目相关矩阵主成分提取）得到5个特征值大于1，前两个解释40.5%的方差，强制两因子解（方差最大旋转）下条目未分离为原身体健康与社家庭领域；身体健康条目内部一致性为0.640，社家庭条目为0.234；条目水平检查将大部分缺陷归因于单一条目（条目7），其校正条目-总分相关为?0.053，与其他条目的相关微弱且方向混杂（?0.27~+0.14），删除后总量表α升至0.722；为排除计分错误，研究人员直接检查条目7，反转其计分仅使总量表α由0.675升至0.693，故问题并非简单的反向计分错误；基于剩余11条目的敏感性分析见下文。ZTPI始于1999年，研究人员采用Li等的中文修订版，保留25个条目、5个领域：过去消极、过去积极、现在宿命论、现在享乐主义（中文修订版标注为现在冲动）与未来，5个维度分别含7、6、3、4、5个条目，理论范围分别为7~35、6~30、3~15、4~20、5~25；条目采用5级Likert评分，各维度得分为其条目之和，故得分越高反映对该维度的取向越强；由于维度长度不同，总分跨维度不可直接比较；本研究中各维度Cronbach's α分别为0.849、0.753、0.704、0.804、0.786。统计分析：分析在SPSS 27.0中运行；连续变量以均数与标准差（SD）表示；分布形态以Shapiro-Wilk检验结合偏度与峰度考察；FoP得分左偏（W=0.930，P<0.001），因t与F检验在此样本量下对中度偏离正态稳健而保留参数检验；人口学与临床各类别间FoP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方差齐性以Levene检验核查，违反时改用Welch t检验或Welch ANOVA；由于城市职工与农村合作医疗以外的医疗付费方式参与者极少（n=4、3、2），检验前合并为一类；研究变量间相关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因FoP得分非正态，另计算Spearman秩相关作为敏感性分析。表1所列全部变量连同5个时间观维度作为候选变量，双变量分析中P<0.05者进入以FoP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有序变量（年龄组、NYHA分级、LVEF类别）以连续评分进入模型以检验线性趋势；二分类变量（吸烟、饮酒、CHF病程）以指示变量进入，其余多分类变量以参照类别虚拟编码（编码方案随回归结果给出）；家庭月收入（P=0.118）、近1年住院次数（P=0.068）与服药种类（P=0.093）未达筛选标准而未进入；为量化时间观的贡献，另拟合分层模型，第1区组进入人口学与临床预测因子，第2区组进入5个时间观维度；由于进行了大量显著性检验，对多重性予以明确处理，设定两个检验族：25个双变量筛选检验，以及最终模型中承载研究主要假设的5个时间观系数；在每个检验族内，P值以控制族错误率的Holm逐步下降法与控制错误发现率的Benjamini-Hochberg法校正；全文报告未校正P值，并在涉及解释时并列给出校正值；由于按双变量P值选择协变量可能遗漏临床相关混杂因素并产生不稳定估计，且有序评分假定类别间等距，研究人员在主模型估计后事后拟合了3种进一步设定：第一，临床指定模型中协变量依据临床理由选择而不论其双变量P值（年龄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状态、NYHA分级、LVEF类别、CHF病程、并发症数量、近1年住院次数与服药种类；年龄组、文化程度、居住状态、NYHA分级与LVEF类别作虚拟编码），连同5个时间观维度；该协变量集在拟合前即固定且事后未修改；第二，将年龄组、NYHA分级与LVEF作为分类变量而非有序评分重新拟合主模型，并以嵌套F检验检验线性趋势假设；第三，因残差非正态，以异方差稳健（HC3）标准误及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百分位95%置信区间）重新估计主模型；在每种设定内对5个时间观系数施加Holm与Benjamini-Hochberg校正。多重共线性以方差膨胀因子评估；在同时包含职业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的初始设定中，"退休"类别方差膨胀因子达10.80：82例退休患者中75例（91.5%）以退休金为主要收入来源，77例以退休金为生者中75例（97.4%）为退休，故两变量在本样本中携带几乎相同的信息；因此删除职业状况并保留主要收入来源，后者为更直接的经济状况指标且在双变量分析中与FoP关联更强（Welch F=22.347 vs F=10.075）；最终模型中每个方差膨胀因子均≤2.47；改为删除主要收入来源而非职业状况（19项，最大方差膨胀因子4.73，R²=0.495）得到相同的6个显著预测因子，同时删除两变量（16项，最大方差膨胀因子1.73，R²=0.489）亦然。19份问卷中20个单元格（年龄4、CHF病程4、LVEF 7、服药种类3、婚姻状况1、文化程度1）纸质表上留空，随后由研究人员在编码数据集中录入数值，这些数值来源未记录，研究人员无法确认其取自病历，认为可能为推断所得，故未用于任何分析；此外3例参与者将居住安排描述为"其他"，无法归入4个类别中的任何一类，在该变量上按缺失处理；这些单元格在所有分析中按缺失处理：描述性与双变量分析使用各变量全部可用病例，回归拟合于所有模型项数据完整的237例参与者；另一敏感性分析以删除表现不佳条目后剩余11条目重新计算FoP-Q-SF总分并重新估计同一模型。结果部分：研究期间共回收266份问卷（招募细节见方法），11份因FoP-Q-SF与ZTPI未填写（仅填写一般资料部分）被排除，1份因多数临床条目空白被排除，余254份应答用于分析；其中17份缺少至少一个回归项数据（年龄4、居住状态3、CHF病程4、LVEF 7；1例同时缺年龄与CHF病程），故回归纳入237例参与者。样本含男性153例、女性101例，多数患者年龄≥60岁（83.2%）；文化程度普遍偏低，60.5%为小学及以下；86.2%已婚，53.1%居住在农村；临床上NYHA III级占多数（76.4%），46.4%患者病程≥2年。FoP得分在年龄、居住状态、主要照顾者、职业状况、主要收入来源、吸烟、饮酒、CHF病程、NYHA分级与LVEF间差异显著（均未校正P<0.05）；对25个筛选检验（20个人口学与临床变量及5个时间观相关）作Holm校正后，年龄、居住状态、主要照顾者、职业状况、主要收入来源、CHF病程与LVEF仍显著，而吸烟、饮酒与NYHA分级不再显著（Holm校正P分别为0.172、0.315与0.187），但三者仍按方法中所述筛选规则进入模型。相关分析：FoP总分为32.54（4.77），中位数34.0（四分位距30.0~35.8），观测得分范围13~43；130例患者（51.18%）得分≥34分；该阈值源于肿瘤患者且尚未在心力衰竭中验证，故此比例为描述性指标而非有临床意义FoP的患病率，且对临界值敏感（≥35分时为33.86%）。ZTPI各维度得分均值（SD）为：过去消极18.23（4.03）、过去积极17.83（2.74）、现在宿命论9.38（1.98）、现在享乐主义11.90（2.64）、未来14.74（2.66）；5个维度均与FoP显著相关（未校正P<0.05）：过去积极与未来时间观呈负相关，而过去消极、现在宿命论与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呈正相关；Spearman系数得出相同结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FoP为因变量，双变量关联显著者进入多变量模型；年龄、居住状态（独居）、CHF病程与LVEF各自保持与FoP的独立关联，而NYHA分级在其余变量固定后不再显著（P=0.150）；心理变量中，过去消极与现在宿命论时间观亦保持独立关联；在5个时间观系数内作多重比较校正后，过去消极关联在两种方法下均仍显著（Holm校正P=0.008；Benjamini-Hochberg q=0.008），而现在宿命论关联则不显著（Holm校正P=0.116；Benjamini-Hochberg q=0.073），故报告为提示性而非确证性；全部19个模型项的系数及其95%置信区间见森林图，图中显著性符号指未校正P值。敏感性分析：当协变量依据临床理由而非双变量筛选选择时（n=233，22个预测项，R²=0.541），过去消极关联相似（B=0.179，95%CI 0.052~0.306，P=0.006；Holm校正P=0.024）；现在宿命论关联在此模型中更大（B=0.429，95%CI 0.165~0.693，P=0.002）且经Holm校正后仍显著（校正P=0.008），未来维度达名义显著（B=?0.222，P=0.021；Holm校正P=0.062；Benjamini-Hochberg q=0.035）；当年龄、NYHA分级与LVEF作为分类变量进入时（n=237，22项，R²=0.501），无证据反对线性趋势假设（嵌套F检验：年龄P=0.353，NYHA分级P=0.401，LVEF P=0.518；联合P=0.561），时间观系数相似（过去消极B=0.209，P=0.002，Holm校正P=0.012；现在宿命论B=0.299，P=0.032，Holm校正P=0.128）；采用HC3稳健标准误时两关联不变（过去消极P=0.001；现在宿命论P=0.026），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对两者均排除零（过去消极0.095~0.342；现在宿命论0.037~0.556）；因此过去消极关联在主模型及两种替代设定中经多重性校正后均显著，而现在宿命论关联的多重性校正后状态取决于协变量集，研究人员继续将其视为提示性而非确证性。讨论部分：本横断面研究考察了CHF患者时间观与FoP的关系。FoP-Q-SF总分均值为32.54（4.77），51.18%的患者得分≥34分，而Tian等报告的中国老年CHF患者中为23.4%；样本不同，故数据不可直接比较。由于≥34分阈值源于肿瘤患者、尚未在心力衰竭中校准且恰落于本样本中位数处，该比例对阈值位置敏感（≥35分时为33.86%），不应解读为CHF中有临床意义FoP的患病率。鉴于心力衰竭的慢性、进展性与不可预测性，对加重的恐惧加剧是可以理解的，而时间观是可能伴随其出现的候选心理因素之一。4个人口学与临床因素保持与FoP的独立关联：年龄、居住状态、病程与LVEF。年轻患者得分更高，与既往报告一致；此生命阶段的疾病破坏了职业建立与家庭组建，而这些任务对年轻人压力最大。独居患者报告的恐惧亦高于与家人同住者；独居的慢性病患者常缺乏日常情感与实际支持，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助长负性情绪状态。较短的病程反而与较高的FoP相关，Zhen等亦观察到该模式；接近诊断的患者可能仍在艰难接受疾病，伴随情绪波动。较高的NYHA分级在双变量比较中与更大的恐惧相关，但在其余变量固定后不再显著；NYHA分级反映功能受限，运动耐量与独立性的削减铺就了从躯体衰退到心理困扰的路径。相反，较低的LVEF保持独立关联：它标志更严重的收缩功能障碍，且与心脏病患者的抑郁症状相关。近1年住院次数在双变量比较中差异不显著（P=0.068），故未进入主模型，但在临床指定模型中与较高的FoP相关（≥3次住院，B=1.918，P=0.004），反复住院仍是该人群身体痛苦与累积经济负担的公认来源。这些横断面关联与既往研究一致，可能有助于生成关于哪些患者更易感FoP的假设，但其本身并不确立风险分层规则。核心发现是过去消极时间观在控制人口学与临床混杂因素后仍与FoP独立相关；该关联在5个时间观系数内经Holm与Benjamini-Hochberg校正后仍存在，并在每项敏感性分析（临床指定协变量、分类编码、稳健标准误、Bootstrap置信区间及11条目FoP得分）中得以保留，故为两项时间观发现中较稳健者。过去消极维度亦与FoP正相关（r=0.260，P<0.01），与其他慢性病人群的观察一致。一种可能的解释（作为假设而非本研究发现提出）是，CHF中反复的急性加重与症状发作的痛苦留下持久的恐惧记忆，使过去消极取向强的患者透过既往痛苦的透镜解读当前状态；研究人员未测量疾病记忆或症状评价，且设计为横断面，故数据无法区分该解释与反向因果（即更强烈的恐惧塑造了对过去的回忆）。现在宿命论维度在主模型中与FoP正相关（r=0.210，P<0.01；β=0.128，P=0.029），但该关联在该模型中未通过Holm或Benjamini-Hochberg校正，其校正后显著性取决于协变量集：当协变量依据临床理由选择时经Holm校正后仍显著（校正P=0.008），但在年龄、NYHA分级与LVEF分类编码时不显著（校正P=0.128）；因此研究人员将其视为提示性、需重复验证，而非与过去消极关联处于同等证据地位。慢性病常滋生失控感，宿命论取向可预测焦虑与抑郁并消耗自我照护动机，滑向认命；Thapa等发现宿命论在心力衰竭中中介症状负担与自我照护管理之间的关联；可以设想较少的自我照护、较差的临床状态与更多的进展恐惧相互强化，但本研究设计无法检验该序列。过去积极、未来与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在双变量分析中与FoP相关，但在主模型中均与FoP无显著关联；未来维度在临床指定模型（B=?0.222，P=0.021；Holm校正P=0.062）与11条目敏感性模型（P=0.022）中达名义显著，但在主模型、分类编码或稳健标准误下均不显著，故研究人员不就未来取向思维的保护作用得出结论；部分双变量关联可能经由与时间取向和FoP均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居住安排与疾病严重程度）起作用。若干作用于时间认知与情绪调节的方法（包括时间观疗法、正念认知训练与情绪调节训练）已在其他人群中研究；本研究未评价任何干预，其横断面关联不能表明改变时间观会降低FoP、改善依从性或改变CHF患者的生活质量或预后；这些方法仅可作为未来试验的假设提出。自我管理与患者参与是心力衰竭照护的核心，数字健康工具日益用于支持这些方面；此类支持是否与患者的时间取向相互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未予考察。局限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主要结局测量在本队列中表现不佳：FoP-Q-SF内部一致性低于其原验证研究（α=0.675、ω=0.706 vs α=0.883），两领域结构未重现，缺陷在社家庭分量表最明显（α=0.234），身体健康分量表亦存在（α=0.640）；12个条目中7个校正条目-总分相关低于0.30，1个为负；由于该单一条目解释了大部分缺陷，研究人员以剩余11条目重新计算总分重复分析，α升至0.722；两总分相关r=0.977，模型拟合略好而非更差（R²=0.506 vs 0.496），全部6个独立预测因子保持显著，包括过去消极（B=0.196，P=0.003）与现在宿命论（B=0.278，P=0.040）时间观；这并未确立原始或修改后得分在心力衰竭中的构念效度，主要结局的效度无法保证，故每项FoP发现（尤其是基于≥34分临界值的分类）在工具于心力衰竭患者中验证前均应视为探索性。第二，横断面设计无法判断适应不良的时间观是否先于恐惧，或强烈恐惧是否固化了消极、宿命论的世界观，只有纵向与干预性研究才能确定方向。第三，观察到的效应量（r值）为小到中等，故不应夸大时间观的临床权重；未测量因素（最重要的是本研究未评估且已知与时间观和FoP均共变的抑郁与焦虑症状）以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人格特质可能解释大部分方差，故现有发现不应解读为分离出时间观的效应。第四，多重性与模型设定是进一步的问题：5个时间观系数中仅过去消极关联在主模型中经校正后存活，而现在宿命论关联未存活（Holm校正P=0.116；Benjamini-Hochberg q=0.073），仅在临床指定模型中经Holm校正存活，应视为提示性并需重复验证；主模型按双变量P值选择协变量，可能遗漏临床相关混杂因素并产生不稳定估计，临床指定模型、分类编码及稳健与Bootstrap估计系为考察此点而添加，但它们是在主模型拟合后指定的，临床指定模型未纳入文化程度以外的社会经济指标，残余混杂无法排除。第五，每变量5~10例参与者的规则为经验法则，功效数字为敏感性陈述而非先验样本量计算的替代；如方法所述，对前205份问卷的初步分析先于最终分析。第六，19份问卷中20个单元格纸质表留空，研究人员事后录入数值而无记录来源；这些数值可能为推断所得，故在所有分析中按缺失处理，采用可用病例与完整病例分析而非插补，使回归样本减至237例参与者。第七，职业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在本样本中近乎冗余，故基于此将职业状况从最终模型中删除；由于两个共线变量间的取舍不能仅由数据决定，保留的收入来源虚拟变量系数不应作因果解读。标准化残差亦偏离正态（偏度?1.33，超额峰度4.15），由一小群FoP得分极低的患者驱动，此即添加稳健与Bootstrap估计的原因。第八，服药种类未达双变量筛选标准（P=0.093），故未进入主回归，但纳入临床指定模型；研究人员未由此作出推断。第九，单中心便利样本限制外推性；仅在最初接触的211例患者中记录了接触与拒绝人数（6例拒绝，原因未记录），故无法报告总体应答率，且11例返回问卷但未完成两个量表者被排除；因此不能排除非参与与不完整应答所致偏倚，需要多中心更大样本研究。最后，所有测量均为自报，不能排除应答偏倚；未来工作应增加更客观的评估方法。结论：在该CHF患者单中心横断面样本中，过去消极时间观与较高的FoP独立相关，且该关联在多重比较校正后及跨替代模型设定中均得以保留；现在宿命论取向显示出较弱的探索性关联，其多重性校正后的显著性取决于模型设定。由于设计为横断面、FoP-Q-SF在本样本中信度有限且其临界值尚未在心力衰竭中验证，这些发现不能确立时间观影响FoP，也不能确立针对时间观的干预会改善依从性、生活质量或预后；在得出临床实践启示前，需在心力衰竭中验证FoP工具、开展纵向研究以明确方向性并开展干预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