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能否消除两级信息不对称供应链中的漂绿行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Can information sharing eliminate greenwashing in supply chains with two-level information asymmetry?

　　

漂绿（greenwashing）可能发生在供应链的多个阶段，因为不同参与者对供应商拥有不同程度的知识（即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在实践中十分常见，但在现有文献中仍未得到充分探讨。本研究考察在两级信息不对称下信息共享如何影响供应链中的漂绿行为，两级信息不对称被定义为下游企业比消费者拥有更多但仍不完整的供应商知识。首先，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具有两级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论框架，以考察无信息共享（即非共享）情形下供应链中的漂绿行为。研究表明，供应商和下游企业均有动机实施漂绿，尽管方式不同。接下来，研究人员检验两种信息共享模式——歧视性共享（discriminatory sharing）和普遍性共享（universal sharing）——能否消除这些漂绿问题。研究发现，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即普遍性共享）可以完全消除漂绿。然而，如果信息仅在供应链成员之间共享（即歧视性共享），则可能加剧漂绿。通过比较不同共享模式，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尽管普遍性共享可以完全消除漂绿，但它并不会成为均衡共享模式。最后，研究人员提出两种策略来解决这一错配问题，并论证其有效性及内在机制。

随着消费者日益重视与产品相关的社会责任努力，企业被迫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然而，产品的社会责任水平是企业的私有信息，可能被那些并未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所利用，通过漂绿（greenwashing）误导消费者以实现营销目标。在一项覆盖全球各行业1491名高管的调查中，58%的受访者承认其公司存在漂绿行为，北美企业领导者中这一比例升至72%。此外，NewClimate Institute对25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大型企业进行评估，发现这些企业夸大了其进展，实际减排量预计仅为40%而非100%。显然，这不仅仅是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如果企业未能真正履行其社会责任承诺，可能构成全球性威胁，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失败。受Apple被指控此类行为的案例启发，研究人员发现漂绿可能发生在供应链的不同阶段。2023年9月，Apple推出新款Apple Watch系列中首款碳中和产品。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在内的多家非政府组织（NGOs）对该声明提出质疑，认为其可能构成漂绿。Apple否认了这些指控。然而，根据IPE报告《Apple的碳中和烟幕》，虽然Apple部分供应商的碳排放略有下降，但其他供应商的排放持续增加。在此情况下，难以确定所称漂绿源于供应商对相关信息的隐瞒，还是源于Apple在对外环境声明中的夸大。这种模糊性反映了两层相互关联的信息不对称。第一，供应商拥有关于其实际社会责任表现的私有信息，下游企业（此例中为Apple）在复杂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可能无法完全核实。供应商因此可能通过隐瞒或歪曲相关信息误导下游企业。第二，尽管下游企业可能不了解供应商的真实表现，但通过报告、审计和持续的供应链关系，它们通常比消费者拥有更多供应商相关信息。这种信息优势可能使它们向消费者夸大产品表现。综合来看，Apple对其供应商实际社会责任表现拥有不完整信息，但仍比消费者拥有更多信息。这种信息层级差异可以用信息邻近性（information proximity）概念来解释：供应链参与者在供应链层级中越接近供应商，就越可能获得关于该供应商私有属性的准确和全面信息。研究人员将这种嵌套信息结构定义为两级信息不对称，在此结构下，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均对供应商拥有不完整信息，但下游企业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信息。为考察这种信息结构如何影响漂绿行为以及信息共享能否消除漂绿，研究人员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在具有两级信息不对称特征的供应链中，漂绿如何表现？供应商和下游企业是否均参与此类行为？（2）仅靠信息共享能否完全消除漂绿行为？（3）若不能，可引入哪些额外机制以完全根除供应链中的漂绿？研究人员通过构建两级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模型来研究这些问题，该模型由一个企业及其一个供应商组成。企业从供应商处采购后向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销售。除设定零售价格外，企业还需确定向消费者披露的产品绿色水平（披露绿色水平）。研究人员用"绿色水平"表示产品在社会责任维度上的表现，涵盖碳排放、废水处理、员工工作条件等因素。供应商可以是H型或L型，分别生产高或低绿色水平产品。为刻画供应商类型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可见性的差异，本研究定义两级信息不对称：供应商知道自身具体类型作为私有信息；下游企业作为供应商合作伙伴知道供应商类型的先验分布；而消费者既不知道供应商的类型结构，也不知道其先验分布。该假设基于前文讨论的供应链中的信息邻近性。作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企业无疑比消费者更熟悉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实践。研究人员将供应商不共享类型信息的情形作为基准模型，为与后文讨论的两种共享模式保持一致，将其称为"非共享模式"。该情形可能出现在供应商具有严格保密政策或拥有较强议价能力时。研究人员首先分析非共享模式下漂绿行为的存在性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两级信息不对称可在供应链不同阶段引发漂绿。具体而言，企业对供应商类型的不了解导致L型供应商通过模仿H型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实施漂绿，而企业对消费者的信息优势使其能够夸大产品绿色水平。严格的监管环境也可能导致企业低报产品绿色水平。接下来，研究人员尝试从信息共享角度解决这些漂绿问题。根据信息共享范围，探讨了两种共享模式。第一种是"歧视性共享"，即供应商将信息共享给供应链内部成员（如企业）但不共享给消费者。例如，IKEA要求其供应商遵守IWAY标准并披露相关信息；Chrysler在供应链内部共享供应商质量信息；许多零售商（如T-mall）与供应商共享销售数据。第二种模式称为"普遍性共享"，即供应商将信息共享给所有各方，包括企业和消费者。例如，许多企业（如Walmart、JD和De Beers）利用区块链技术使消费者能够访问特定数据。研究发现，普遍性共享模式可以完全消除漂绿。然而，歧视性共享模式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因为H型供应商无需偏离最优批发价格来证明其类型，这增加了企业实施漂绿的动机。随后，研究人员比较三种共享模式（非共享、歧视性共享和普遍性共享）下参与者的利润，以确定最终均衡共享模式。研究发现，尽管普遍性共享模式可以完全消除漂绿，但它不会成为最终均衡共享模式。这意味着仅依靠参与者（供应商和企业）的理性决策，漂绿问题无法完全解决，因为这与其利润最大化目标相矛盾。最后，研究人员提出两种解决方案，即普遍性共享的广告策略和政府补贴，以解决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消除漂绿之间的错配问题，并论证其有效性和内在机制。论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在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一个企业和一个供应商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其中供应商类型（H型或L型）为私有信息，企业和消费者对供应商类型拥有不同层级的信息。研究采用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框架刻画非共享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运用完美贝叶斯均衡（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PBE）概念求解均衡，并采用词典序最大序贯均衡（lexicographically maximum sequential equilibrium, LMSE）概念精炼多重均衡。研究还引入直观标准（Intuitive Criterion）作为替代均衡精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研究构建了装配式供应链扩展模型和非政府组织（NGO）网络情报策略扩展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1）非共享模式下的漂绿问题。研究人员通过信号博弈分析发现，在非共享模式下存在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 SE）和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 PE）两种均衡。当H型与L型供应商的成本差异较大时，出现分离均衡，仅企业参与漂绿；当成本差异较小时，出现混同均衡，L型供应商通过模仿H型供应商的批发价格成功实施漂绿，企业也可能参与漂绿。在混同均衡下，当惩罚足够大时，企业可能低报绿色水平。（2）信息共享能否消除漂绿。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三种共享模式下的披露绿色水平发现，歧视性共享消除了L型供应商的漂绿，但无法消除企业的漂绿，甚至可能因消除批发价格信号扭曲而加剧企业漂绿。普遍性共享因真实绿色水平被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观测而消除了两个层级的漂绿。（3）均衡共享模式。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参与者在三种共享模式下的利润发现，H型供应商偏好歧视性共享，L型供应商偏好非共享。若企业拥有决策权，歧视性共享成为均衡模式；若供应商拥有决策权，则取决于两种供应商类型之间的成本差异。普遍性共享虽然能消除漂绿，但因与参与者利润最大化目标冲突而不会成为均衡模式。（4）两种对齐策略。研究人员提出普遍性共享的营销效应策略和政府消费者补贴策略。营销效应策略表明，当消费者技术敏感度足够高或广告成本系数足够低时，普遍性共享将成为最终均衡共享模式。政府补贴策略表明，存在一个最低补贴比率阈值使普遍性共享成为均衡模式，且该政策在补贴预算充足时可行。（5）扩展分析。装配式供应链扩展表明，在 costly SE 中，两类供应商2均偏离其最优批发价格；水平共享在特定条件下可抑制企业漂绿。NGO网络情报策略扩展表明，普遍性共享下NGO无需投入网络情报努力，其效用剩余最高。直观标准扩展表明，主要结论在替代均衡精炼方法下保持定性不变。

讨论部分总结了研究结论：两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和企业均可能实施漂绿，且其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晰。信息共享是解决漂绿的一种方案，而信息共享模式的多样性也导致不同的分析情景。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同时考察供应商和下游企业漂绿动机的研究框架，检验了两级信息不对称下供应链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研究首先考察了基准模型（非共享模式）中的漂绿问题，发现两级信息不对称激励供应商和企业均实施漂绿，并可能导致企业低报产品绿色水平。随后，研究人员引入两种信息共享模式试图解决这些漂绿问题，发现普遍性共享模式可以完全防止漂绿，而歧视性共享可能加剧该问题。这一结果也导致参与者对共享模式产生不同偏好。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尽管普遍性共享能有效消除漂绿，但它与参与者（供应商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冲突，使其不太可能成为均衡共享模式。最后，为解决这一目标错配，研究人员设计了两种解决方案：普遍性共享的促销策略和政府补贴，并论证了其有效性。研究结论翻译如下：研究表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即普遍性共享）可以完全消除漂绿行为。然而，如果信息仅在供应链成员之间共享（即歧视性共享），则可能加剧漂绿。这一发现为政府监管平台促进碳排放数据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等绿色信息透明共享提供了政策启示。换言之，当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产品信息不直接与消费者共享而仅在供应链内企业间共享时，对遏制漂绿无效甚至可能使其恶化。另一个关键管理挑战是，普遍性共享能消除漂绿但不具有私人自执行性，因为供应链参与者无法完全内化透明度的收益并失去信息不透明相关的利润。研究提出的两种解决方案为弥合这一实施差距提供了实践途径。对于企业，可通过试点项目、追溯页面访问量和消费者对验证信息的支付意愿来评估消费者技术敏感度。当增量利润超过相关广告和沟通成本时，普遍性共享具有商业可行性。对于监管者，补贴阈值代表补偿决策者采用普遍性共享而非最盈利替代方案所需的最低激励。监管者应识别谁控制共享决策，估计这一私人利润差距，并在可用预算约束下相应设定补贴。由于企业可能策略性提价，还应监测补贴传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