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神经发育特质与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前瞻性关联：ADHD与ASD特质的时点特异性及产后预测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Associations between neurodevelopmental traits and perinatal depression: a prospective study in Japanese women

　　

目的：本研究考察日本女性从妊娠晚期至产后早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特质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特质如何与抑郁症状相关，并结合围产期因素进行分析。方法：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1,104名女性于妊娠晚期（T1）、产后2周（T2）和产后1个月（T3）完成问卷。抑郁症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估，ADHD特质采用成人ADHD自评量表（ASRS）评估，ASD特质采用孤独症谱系商数（AQ）评估。采用卡方检验评估各时点特异性关联，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识别T2时EPDS阳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并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评估纵向变化。结果：EPDS评分及EPDS阳性率在T1最高，并于产后下降（16.7%、8.6%、4.0%）。各时点评分相关。在单因素分析中，产前EPDS阳性与ASD特质（AQ⁺：OR = 6.08，95% CI 2.17–16.99）及ADHD特质（ASRS⁺：OR = 4.86，95% CI 3.06–7.72）相关。在多因素分析中，T2时EPDS阳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ADHD特质（OR = 1.37，95% CI 1.13–1.66）、初产、精神科治疗史及产前EPDS评分。校正产前EPDS评分后，ASD特质与T2时EPDS阳性无关。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ADHD特质和ASD特质均与妊娠期较高的EPDS评分相关，且产后效应减弱。结论：神经发育特质与围产期心理健康相关，基于特质和时点的支持可能增强母亲心理稳定性及照护结局。

围产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指妊娠期及产后早期出现的抑郁症状）是影响全球约10–20%女性的重要心理健康问题，并与母婴依恋受损、虐待风险增加及后续儿童困难等不良结局相关。既往研究已识别精神科病史、初孕、剖宫产及男婴出生等产科和社会人口学预测因素；精神科病史是明确的心理预测因素，但新证据提示ADHD与ASD相关神经发育特质（neurodevelopmental traits，指与ADHD和ASD相关的特质）可能是重要但未被充分认识的易感因素。ADHD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核心特征，ASD以沟通和社会困难、兴趣受限、感觉非典型及适应受限等为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妨碍对妊娠和育儿的适应，从而增加抑郁风险。Kang et al. (2024)的伞状综述报告ADHD特质个体抑郁的OR为3.0（95% CI 1.53–5.92）；Hudson et al. (2019)的荟萃分析发现48.6%的ASD个体经历抑郁。围产期背景下，Dorani et al. (2021)报告57.6%的ADHD女性经历产后抑郁，高于一般人群；定性研究显示ASD女性常在妊娠和育儿的沟通与感觉方面遇到困难。Hirokawa et al. (2019)对日本女性使用孤独症谱系商数-10（AQ-10）评估更广泛孤独症表型（BAP）相关特质，发现其与产后抑郁及产后1个月不安全母婴依恋风险增加相关。综上，神经发育特质女性可能对围产期抑郁更易感，早期筛查和及时干预重要，但较少研究前瞻性考察这些特质与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关系。本研究因此考察日本女性从妊娠晚期至产后早期ADHD和ASD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旨在为更具包容性的筛查策略和定制化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实践启示；研究未预注册，分析为探索性。

关键技术方法概述（不超过250字）：本研究为日本长野县四家产科机构于2020年1月14日至12月31日开展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纳入1,104名单胎活产、日语、年龄≥20岁且能完成问卷的孕妇。T1为孕36–37周，T2为产后14±7天，T3为产后30±7天；采用EPDS评估抑郁症状，ASRS Part A评估ADHD特质，AQ评估ASD特质。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Spearman相关、卡方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研究结果：（1）参与者与特征（Participants and characteristics）：通过多中心前瞻性队列描述，共1,146人参与，排除后1,110人入组，最终分析1,104名单胎活产女性；平均年龄32.4岁（SD = 4.9），平均分娩孕周39.6周（SD = 1.1），37.8%初孕、44.8%初产、75.4%阴道分娩，12.5%有精神科治疗史；抑郁为最常见诊断（n = 41），6例既往ADHD诊断、2例既往ASD诊断；治疗史组中筛查ASRS⁺者27例但仅3例有正式ADHD诊断，AQ⁺者7例但无正式ASD诊断。结论：样本以相对稳定的门诊孕妇为主，筛查可识别未获正式诊断的相关特质。（2）EPDS评分及相关性（EPDS scores and correlations）：通过描述统计和Spearman相关，EPDS阳性率T1为16.7%、T2为8.6%、T3为4.0%，各时点评分显著正相关，T2与T3相关性最强（ρ = 0.627，p < 0.001）。结论：产前抑郁症状最高，产后下降，且各时点症状相关。（3）围产因素与EPDS阳性关联（Associations between perinatal factors and EPDS positivity）：通过卡方检验，精神科治疗史在所有时点与EPDS⁺相关（T1：OR = 3.39，95% CI 2.28–5.04，p < 0.001；T2：OR = 4.48，95% CI 2.79–7.21，p < 0.001；T3：OR = 5.14，95% CI 2.70–9.81，p < 0.001）；T1男胎OR = 1.40（95% CI 1.01–1.94，p < 0.05）；T2初孕OR = 4.01（95% CI 2.49–6.46，p < 0.001）、初产OR = 5.18（95% CI 3.00–8.92，p < 0.001）；T3初产仍显著，新生儿并发症亦显著；不孕治疗、既往流产或死胎、妊娠并发症及分娩方式无显著关联。结论：精神科治疗史、初产等为围产期抑郁风险因素。（4）神经发育特质与EPDS阳性关联（Associations between neurodevelopmental traits and EPDS positivity）：通过卡方检验，ASRS⁺者在所有时点EPDS⁺风险升高（T1：OR = 4.86，95% CI 3.06–7.72，p < 0.001；T2：OR = 3.65，95% CI 2.07–6.42，p < 0.001；T3：OR = 4.23，95% CI 2.00–8.96，p < 0.001）；AQ⁺者仅T1风险升高（OR = 6.08，95% CI 2.17–16.99，p < 0.001），T2、T3无显著关联；事后域分析显示社交技能、注意转换和沟通子量表较高评分与所有时点EPDS⁺相关，想象子量表无显著关联；ASRS⁺与AQ⁺双阳性仅4例，其EPDS均值T1为8.75、T2为5.75、T3为3.50，EPDS⁺率分别为75%、25%、0%。结论：ADHD特质与各时点抑郁风险相关，ASD特质主要与产前抑郁风险相关，且存在子域差异。（5）产后抑郁预测因素（Predi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以T2 EPDS⁺为结局；未校正模型中ASRS（p < 0.001）和AQ（p = 0.012）较高评分与EPDS⁺相关；加入产前EPDS评分后ASRS仍显著（p < 0.001），AQ不显著（p = 0.453）；进一步加入围产协变量后，ASRS仍为独立预测因素（OR = 1.37，95% CI 1.13–1.66，p < 0.01），AQ不显著（OR = 1.00，95% CI 0.96–1.04，p = 0.962）；初产、精神科治疗史及产前EPDS评分亦为显著预测因素，新生儿并发症不显著。结论：ADHD特质独立预测产后2周抑郁症状，ASD特质关联主要由产前抑郁症状解释。（6）EPDS评分纵向变化（Longitudinal changes in EPDS scores）：通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截距为1.46（SE = 0.32，p < 0.001）；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2, 1854.79) = 0.82，p = 0.439）；T1时较高ASRS评分与较高EPDS评分相关（B = 0.81，SE = 0.09，p < 0.001），AQ评分亦呈正相关（B = 0.13，SE = 0.02，p < 0.001）；ASRS×Time交互显著（T2：B = ?0.31，SE = 0.09，p = 0.001；T3：B = ?0.55，SE = 0.10，p < 0.001），AQ×Time交互亦显著（T2：B = ?0.07，SE = 0.02，p < 0.001；T3：B = ?0.08，SE = 0.02，p < 0.001）；初产（B = 1.27，SE = 0.16，p < 0.001）、新生儿并发症（B = 0.73，SE = 0.22，p = 0.001）及精神科治疗史（B = 1.74，SE = 0.25，p < 0.001）与较高EPDS评分相关。结论：ADHD和ASD特质较高者在妊娠期EPDS评分更高，产后下降幅度更大，特质相关效应产后减弱。

讨论部分总结：作者指出，EPDS评分及EPDS⁺比例在T1最高并至T3下降；产后EPDS⁺患病率低于围产人群常报道的10–20%，作者认为可能由于背景因素，包括日本加强国家政策以预防产后抑郁、在产科和市政环境中促进早期发现和干预，以及许多女性在父母家获得支持性照护而可能缓冲痛苦。T1–T3 EPDS评分显著相关，提示妊娠期识别 elevated symptoms 可支持早期干预。AQ⁺虽未与产后EPDS阳性相关，但连续AQ评分在校正产前EPDS评分前与T2 EPDS⁺相关，且4个AQ子量表中3个与所有时点EPDS⁺相关；这些发现与Hirokawa et al. (2019)大致一致，其使用AQ-10（10条目，cutoff ≥ 7）评估BAP并与产后抑郁症状相关；AQ⁺结果差异可能反映方法学差异：严格AQ cutoff（≥ 33）识别女性少、限制统计功效，而AQ-10捕捉较轻的BAP相关特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产前EPDS评分、ASRS评分、初产和精神科治疗史独立预测T2 EPDS⁺；AQ总分未成为独立预测因素，提示AQ评分与产后症状的关联很大程度上由产前抑郁症状解释。纵向上，时间主效应不显著反映模型参考点（ASRS = AQ = 0）时EPDS评分稳定且低；时间与ASRS、时间与AQ的显著交互表明较高神经发育特质评分与较高产前EPDS评分及较大产后下降相关；因此与神经发育特质相关的产前抑郁症状倾向于产后消退，但均值回归及T1特质与症状同时评估可部分解释该模式；尽管关联产后减弱，高特质评分女性仍可能受益于持续监测。作者总结，除精神科治疗史和初产等既定风险因素外，妊娠期评估的神经发育特征值得关注；一些无记录精神科病史的女性仍可能表现与围产期心理健康相关的神经发育特质，围产期照护中仅依赖诊断可能遗漏这些女性；产前访视中的简短心理评估可支持早期识别母亲特征并实现定制化合理便利。局限性包括：神经发育特质采用自报筛查工具，可能存在报告偏倚；研究可推广性有限，参与者为在综合产科门诊接受常规产前检查、身体和心理相对稳定的女性，未包括需要强化医疗或精神科照护者，抑郁症状可能被低估；所有参与者均为日本女性，日本特有的文化或制度因素可能影响关联；ASD子域虽显示差异关联，但未进行域水平logistic回归或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ADHD的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域分析亦未进行；纵向设计仅3个时点且间隔较短，可能不足以捕捉非线性变化或长期轨迹，未评估产后1个月以后抑郁症状，AQ评分升高者较少可能限制自闭特质相关估计的精确性和统计功效，因此AQ⁺无显著关联不应解释为无关联；社会支持、伴侣关系和经济状况等心理社会变量未统计调整，其与神经发育特质的潜在交互未捕捉；研究未预注册，需独立样本重复验证。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证明母亲神经发育特质与从妊娠至产后早期的抑郁症状相关，强调围产期心理健康中神经多样性视角的相关性。将神经发育特质的维度评估纳入围产期护理，并提供针对每位母亲特质谱的定制支持，可能有助于促进心理稳定，并促进妊娠期和产后期的适应性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