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创伤性脑损伤患者衰弱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基于格罗宁根衰弱指标的分析

《Brain and Behavior》：Identifying Frailty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Vietnam

　　

摘要 背景：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是全球范围内导致长期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其出院后康复服务往往有限。衰弱是一个涵盖身体、认知、心理和社会脆弱性的多维度概念。TBI后，多维度衰弱可能与残疾、抑郁症状、持续性神经问题和社交脆弱性重叠。然而，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关于成人TBI出院后以格罗宁根衰弱指标（Groningen Frailty Indicator, GFI）定义的衰弱情况所知甚少。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纳入来自越南Thai Binh综合医院TBI出院后的212名成年患者。数据通过结构化电话访谈收集，研究时间为2020年1月至8月。采用GFI测量衰弱，并将其操作化定义为得分≥4分。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检验与GFI定义衰弱状态相关的因素。 结果：尽管大多数参与者（93.9%）为轻度TBI，但GFI定义衰弱的患病率为36.8%。在校正后的逻辑模型中，女性性别与较低的GFI定义衰弱几率相关（校正后比值比[aOR] = 0.37；95%置信区间[CI]：0.15–0.87），农村居住地与较低的衰弱几率相关（aOR = 0.24；95% CI：0.09–0.66）。当前吸烟（aOR = 2.80；95% CI：1.10–7.14）、伤后后遗症（aOR = 2.39；95% CI：1.15–4.98）、抑郁症状（aOR = 3.24；95% CI：1.23–8.54）和朋友群体支持（aOR = 1.58；95% CI：1.07–2.34）与较高的GFI定义衰弱几率相关。总体而言，33.0%的参与者报告了伤后后遗症，10.2%经历了灾难性卫生支出。朋友群体支持与衰弱呈正相关，这表明，较高的朋友支持报告可能反映了衰弱患者在出院后更大的支持需求，而非社会支持的有害效应。 结论：在这家单一医院的TBI出院后可接触到的成年患者中，GFI定义的衰弱较为常见。所识别的关系为横断面关联，可能部分反映了衰弱、功能受限、心理负担和社会支持需求之间的重叠。出院后随访除了关注神经系统症状外，还应考虑功能、心理、社会、职业和经济方面的脆弱性。需要进行纳入伤前状态和康复暴露的多中心纵向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是全球范围内导致长期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劳动年龄人口影响尤为显著。全球系统综述估计每年约有6900万人经历TBI，其中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在这些地区，道路基础设施欠佳、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以及创伤和康复系统资源不足共同导致了TBI的高负担。越南作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正经历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2025年全国统计记录到18371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0337人死亡和12197人受伤，表明道路交通伤害（TBI的重要病因）的持续负担。然而，关于越南或类似LMICs环境中成人TBI出院后以格罗宁根衰弱指标（Groningen Frailty Indicator, GFI）定义的衰弱及其相关因素的系统性研究极为匮乏。

衰弱是一个涵盖身体、认知、心理和社交维度的多维度概念，反映了个体储备减少和脆弱性增加的状态。尽管衰弱在老年人群中已有广泛研究，但在包括TBI在内的急性或慢性损伤患者中正日益受到重视。现有TBI研究多数评估了老年患者的伤前衰弱作为死亡率、功能结局、住院时长或出院去向的预后标志物，而对出院后测量的多维度衰弱，尤其是在更广泛年龄范围的成人中的了解则相当有限。此外，TBI后应用衰弱测量面临重要的概念挑战：TBI后的衰弱难以与重叠的伤后问题（如残疾、抑郁症状、持续性脑震荡后症状、睡眠障碍和社交脆弱性）区分开来。当使用GFI等多维度工具时，这一区分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工具可能将损伤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后果作为衰弱构念的一部分进行捕捉。本研究因此旨在：（1）估算越南某医院TBI出院后成人患者中GFI定义衰弱的患病率；（2）检验与GFI定义衰弱状态相关的因素，以为资源有限环境下的情境适宜性出院后评估和未来康复研究提供医院层面的证据。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人员于2020年1月至8月在越南Thai Binh综合医院创伤科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最终纳入212名符合标准的TBI出院成年患者。数据通过每次约20分钟的结构化电话访谈收集，使用半结构化问卷涵盖社会经济状况、健康风险行为、感知社会支持（采用多维度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临床特征（包括基于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的TBI严重程度分类和损伤严重度评分[ISS]）、灾难性卫生支出、心理健康与睡眠质量（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以及衰弱评估（采用GFI，以得分≥4定义为衰弱）。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6完成，采用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并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前向逐步选择法，入选阈值p<0.20）检验与GFI定义衰弱相关的因素。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

212名TBI病史个体中，67.5%为男性，42.9%为自由职业者，84.9%居住在农村地区。78人（36.8%）满足GFI定义衰弱标准。多数已婚或同居（70.3%），主要照顾者为父母或配偶（73.1%）。10.2%经历过灾难性卫生支出。23.1%报告有害饮酒，76.9%为当前吸烟者。平均年龄47.1岁（标准差[SD]=17.6）。与无衰弱参与者相比，衰弱组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比例更高（24.4% vs. 9.7%），而农村居住地在非衰弱组中更常见（90.3% vs. 75.6%；p<0.01）。当前吸烟在衰弱组中也显著高于非衰弱组（84.6% vs. 72.4%；p=0.04）。

3.2 临床特征与社会支持

TBI的首要原因为交通事故（139例，65.6%）。绝大多数患者（93.9%）为轻度TBI，33.0%出现伤后后遗症。61.3%合并其他损伤。78.3%报告极少或无抑郁症状。与非衰弱参与者相比，衰弱组中中度/重度TBI（11.5% vs. 3.0%；p=0.01）、伤后后遗症（44.9% vs. 26.1%；p<0.01）以及轻度至中度重度抑郁症状（33.3% vs. 14.9%；p<0.01）的比例更高。平均ISS为9.8（SD=6.5），衰弱组显著高于非衰弱组（11.8 vs. 8.6；p<0.01）。平均住院时长11.6天（SD=9.3），出院至访谈平均间隔3.5个月（SD=1.8）。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支持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4（SD=0.8）、4.7（SD=0.9）和5.0（SD=1.0），两组间无显著差异。GFI平均得分2.8（SD=1.9），衰弱组显著高于非衰弱组（5.0 vs. 1.4；p<0.01）。

3.3 与GFI定义衰弱相关的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女性患者GFI定义衰弱的几率低于男性（校正后比值比[aOR]=0.37；95%置信区间[CI]：0.15–0.87）。农村居民衰弱几率低于城市居民（aOR=0.24；95% CI：0.09–0.66）。当前吸烟者衰弱几率高于非吸烟者（aOR=2.80；95% CI：1.10–7.14）。有伤后后遗症的患者衰弱几率高于无后遗症者（aOR=2.39；95% CI：1.15–4.98）。轻、中度或中度重度抑郁症状患者衰弱几率高于极少或无抑郁症状者（aOR=3.24；95% CI：1.23–8.54）。朋友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GFI定义衰弱的几率升高（aOR=1.58；95% CI：1.07–2.34）。

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是少数在LMICs中系统评估GFI定义衰弱作为TBI出院后多维度脆弱性标志物的研究之一。36.8%的衰弱患病率表明，即使基于GCS分类为轻度TBI的患者，出院后仍可能存在持续的临床、功能、心理、社会或经济脆弱性。然而，由于未测量伤前衰弱和功能状态，无法确定这些脆弱性是TBI后发展而来、伤前即存在，还是两者兼有。女性性别和农村居住地与较低衰弱几率的关联不应被解释为保护效应，可能反映了损伤特征、就医模式、出院后境况或残余混杂因素的差异。当前吸烟、伤后后遗症、抑郁症状与较高衰弱几率的关联需谨慎解释，因其与GFI可能存在概念重叠或双向关系。朋友支持与衰弱的正相关最可能的解释是支持动员或反向因果方向，即更脆弱的患者出院后接收或感知到更多朋友支持。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单中心小样本限制普适性、电话访谈可能存在的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排除认知或沟通障碍患者可能导致的选择偏倚、以及残余混杂和测量重叠问题。尽管如此，研究结果为LMICs环境下TBI幸存者的出院后护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结论：在越南某医院TBI出院后接受访谈的212名成人中，36.8%达到GFI定义衰弱的操作化阈值。尽管大多数参与者根据GCS分类为轻度TBI，观察到的患病率表明出院后仍可能存在多维度脆弱性。当前吸烟、伤后后遗症、抑郁症状和朋友群体支持与较高的GFI定义衰弱几率相关，而女性性别和农村居住地与较低的衰弱几率相关。朋友支持与衰弱的正相关可能反映了衰弱患者出院后更大的支持需求，而非朋友支持的有害效应。由于横断面设计，这些发现代表关联而非因果关系。在本研究中，GFI定义衰弱应被解释为出院后多维度脆弱性的标志物，可能涵盖功能受限、心理负担、社交脆弱性和未满足的照护需求，而非由TBI引起的独特生物学综合征。因此，出院后随访除常规神经学评估外，还应考虑功能恢复、持续性神经症状、抑郁症状、睡眠问题、复工状况、照顾者和社交支持需求、经济负担以及康复可及性。需要纳入伤前状态、重复衰弱评估和详细康复暴露的多中心纵向研究来确认这些关联并阐明多维度脆弱性在康复过程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