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Effects of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long the Income Gradi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Asymmetric Fixed-Effects Models
编辑推荐：
社会资本被认为在面对自然灾害相关灾难和大流行病时具有保护健康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区分了认知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以广义信任（generalized trust）、邻里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以及互惠性（reciproci
社会资本被认为在面对自然灾害相关灾难和大流行病时具有保护健康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区分了认知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以广义信任（generalized trust）、邻里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以及互惠性（reciprocity）测量）的增加与减少对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的影响，并在控制未观测到的时不变因素的条件下，检验了家庭收入对这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追踪数据（N = 14,908），进行了非对称固定效应回归（asymmetric fixed-effects regression）。研究发现，广义信任的减少和互惠性的减少与更严重的抑郁症状相关，而其增加成分与抑郁症状无关。此外，等值化家庭收入（equivalized household income）的减少加剧了互惠性减少对更严重抑郁症状的效应。因此，应重视防止认知社会资本下降，以在大流行病期间保障心理健康，尤其是对家庭收入下降的人群。未来研究和政策在面临大流行病时应考虑社会资本增加与减少的差异性健康效应。
**研究背景与问题**
社会资本被视为面对自然灾害相关灾难和COVID-19疫情时保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然而，尽管社会资本具有动态性，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社会资本变化如何影响心理健康，更少的研究区分了社会资本的增加与减少。既往研究在没有区分社会资本增加与减少成分的情况下，普遍隐含地假设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是对称的，即社会资本一个单位的增加和一个单位的减少会以相反的方向引起相同单位的健康变化，且显著性水平相同。但这一对称效应假设在社会世界中未必始终成立。此外，社会资本与收入在影响健康方面存在交互作用，依据"缓冲效应假说"（buffer effect hypothesis）和"依赖效应假说"（dependency effect hypothesis），但这两个假说同样基于对称效应假设，未将社会资本区分为增加和减少成分。更没有研究在自然灾害相关灾难和COVID-19疫情背景下检验社会资本与收入对健康的交互效应。因此，本研究挑战上述对称效应假设，在COVID-19疫情背景下检验认知社会资本的增加和减少是否均与抑郁症状相关（仅方向不同），并进一步检验收入是否调节认知社会资本增加和减少对抑郁症状的效应。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非对称固定效应回归（asymmetric fixed-effects regression），利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两期追踪数据（N = 14,908），在控制未观测到的时不变因素的条件下，区分认知社会资本增加和减少对抑郁症状的效应。认知社会资本以广义信任、邻里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互惠性测量。研究发现，2018年至2020年间广义信任的减少和互惠性的减少与抑郁症状增加相关，而其增加成分与抑郁症状无关。此外，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减少加剧了互惠性减少对抑郁症状增加的效应，即等值化家庭收入下降越多的人群，互惠性减少对抑郁症状的有害效应越大。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缓冲效应假说"而非"依赖效应假说"。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在COVID-19疫情背景下区分认知社会资本增加与减少对抑郁症状的非对称效应，并检验其与家庭收入的交互效应；提示未来研究和政策应关注防止认知社会资本下降以保障心理健康，尤其是对经济弱势人群。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追踪数据（N = 14,908），该调查由北京大学自2010年起每两年开展一次的全国代表性纵向调查，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策略。抑郁症状采用8条目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8）评估。认知社会资本以广义信任、邻里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互惠性测量。统计方法采用非对称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基于一阶差分法），将认知社会资本分解为增加和减少成分，以消除未观测到的时不变因素的混杂效应；同时分解等值化家庭收入并设置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敏感性分析包括排除湖北数据、多重插补法处理缺失数据、家庭层面聚类标准误以及控制省级COVID-19疫情严重程度。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在14,908名从2018年追踪至2020年的参与者中，女性占49.44%，男性占50.56%。抑郁症状从2018年至2020年略有增加但未达统计显著（p = 0.1298）。广义信任高的比例2020年显著高于2018年（p < 0.0001），邻里信任无显著变化（p = 0.2497），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显著增加（p < 0.0001），互惠性高的比例显著增加（p < 0.0001）。
**认知社会资本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高广义信任与较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β = ?0.26，95% CI：?0.47，?0.04），高互惠性与较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β = ?0.33，95% CI：?0.51，?0.14），邻里信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非对称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广义信任的增加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而广义信任的减少与抑郁症状增加显著相关（β = 0.32，95% CI：0.08，0.55）；互惠性的增加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而互惠性的减少与抑郁症状增加显著相关（β = 0.48，95% CI：0.12，0.84）；邻里信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的增加或减少均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因此，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
**等值化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增加未调节广义信任增加或减少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减少也未调节广义信任增加或减少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增加未调节互惠性增加或减少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减少未调节互惠性增加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但显著调节了互惠性减少与抑郁症状的关联（调节效应：β = 0.46，95% CI：0.03，0.89）。即等值化家庭收入下降越大，互惠性减少对抑郁症状增加的影响越大。因此，假设2.2得到部分支持，而无证据支持假设2.1。
**敏感性分析**：排除湖北数据后结果与主分析一致；使用多重插补数据和家庭层面聚类标准误后，无论是否控制省级COVID-19严重程度，结果均与主分析一致。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COVID-19疫情背景下区分认知社会资本增加与减少对抑郁症状的效应，并检验其与家庭收入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广义信任的减少和互惠性的减少与抑郁症状增加相关，而其增加成分与抑郁症状无关，挑战了既往的对称效应假设。等值化家庭收入的减少加剧了互惠性减少对抑郁症状的有害效应，部分支持"缓冲效应假说"。研究人员呼吁关注认知社会资本下降对经济弱势人群的有害健康效应，并建议以更"中性"的方式命名"缓冲效应假说"，对增加和减少认知社会资本的有益和有害健康效应给予至少同等但分开的关注。研究优势包括采用非对称固定效应回归控制未观测时不变因素的混杂效应，以及利用疫情前后收集的追踪数据避免回忆偏倚。研究局限包括无法排除反向因果、缺乏COVID-19个人经历数据、未纳入结构社会资本和网络社会资本、仅聚焦收入维度以及样本流失问题。
研究结论：在面对COVID-19疫情时，从疫情前至疫情期认知社会资本的减少导致更多抑郁症状，且上述关联被家庭收入下降进一步加剧。结果提示，当大流行病发生并打断正常生活时，认知社会资本对抑郁症状的效应可能与"正常"时期不同。因此，在运用基于"正常"时期的知识应对大流行病时应保持谨慎。此外，从COVID-19疫情中汲取的知识对于应对其他由新发传染病引起的大流行病具有价值。尽管COVID-19作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已宣告结束，但它极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因此，未来的大流行病控制措施需考虑认知社会资本下降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弱势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