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Tangled in shame: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shame in adolescent hairpu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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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拔毛癖（trichotillomania，即拔毛障碍）是一种以反复且强迫性地拔除自身毛发为特征的身体聚焦重复行为（body-focused repetitive behaviours，BFRBs），拔毛行为本身及毛发缺失的可见后果均会导致痛苦与功能损害。
目的：拔毛癖（trichotillomania，即拔毛障碍）是一种以反复且强迫性地拔除自身毛发为特征的身体聚焦重复行为（body-focused repetitive behaviours，BFRBs），拔毛行为本身及毛发缺失的可见后果均会导致痛苦与功能损害。羞耻感已被识别为成人拔毛行为的核心因素，可增强拔毛冲动并强化行为循环。然而，尽管青春期是拔毛癖的典型发病年龄且为对羞耻感高度敏感的发展阶段，青少年如何体验这一情绪仍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存在拔毛问题的青少年如何体验、应对并理解羞耻感。设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方法：12名年龄16–19岁、存在拔毛问题的青少年参与在线半结构化访谈。数据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RTA）进行分析。结果：一个 overarching 主题"'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被污名化的自我"（The Stigmatised Self）捕捉了普遍性污名体验如何被内化为羞耻感，渗透至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与社交世界。在此之下生成五个主题：有缺陷的自我（The Flawed Self）；被审视的自我（The Scrutinised Self）；被误解的自我（The Misunderstood Self）；被孤立的自我（The Isolated Self）；被剥夺力量的自我（The Disempowered Self）。羞耻感被体验为一种持久的、塑造身份的情绪，可触发、维持并加剧拔毛行为。结论：上述发现将羞耻感定位为青少年拔毛行为的核心过程，并凸显了该年龄段的发展脆弱性，从而拓展了既有认识。在临床层面，结果强调需要针对羞耻感进行干预，并需在处理行为症状的同时关注家庭与社会情境。
**研究背景与问题**
拔毛癖属于身体聚焦重复行为（BFRBs）范畴，通常在青春期早期起病，且常持续或反复终生。全球患病率约2%–3%，但该障碍长期存在识别不足、研究匮乏与公众话语缺失的问题。大规模调查显示超过60%符合诊断标准的个体从未获得正式诊断，公众与专业人员常将其误认为无害习惯或外观问题而非心理障碍。与此同时，循证治疗手段匮乏，临床培训有限，行为干预（如习惯逆转训练）虽显示一定疗效，但高质量、大样本试验稀缺，青少年治疗可及性尤为受限。羞耻感已被证实与成人拔毛行为密切相关：实验与观察性研究表明拔毛癖个体对羞耻感具有更高易感性，且在羞耻诱发事件后更易出现拔毛行为；羞耻相关思维与感受的频率和强度与拔毛严重程度相关；质性研究亦揭示羞耻感渗透于成人拔毛癖体验之中，塑造自我概念与社会行为。然而，青少年群体的相关研究极为有限，仅有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Mayerson等，2025）首次考察了13–18岁拔毛青少年的羞耻感，发现拔毛严重程度与羞耻感显著相关，羞耻感在严重程度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羞耻感如何被体验、理解与管理，因此需要质性探究以捕捉该情绪的发展性本质。 adolescence 是拔毛癖典型发病年龄，也是对社会评价高度敏感、身份形成与身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且症状严重程度在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时趋于高峰（18岁报告最高严重程度）。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理解羞耻感在青少年拔毛行为中的作用，质性探索青少年如何体验、应对并理解与其状况相关的羞耻感。
**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质性一对一或多人在线半结构化访谈设计，遵循Braun和Clarke（2006）提出的反思性主题分析（RTA）框架，并依据RTA报告指南（RTARG；Braun & Clarke，2024）进行报告，认识论立场为批判实在论与情境主义。研究经牛津大学医学科学跨部门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R91747/RE001），并在开放科学框架（OSF）预注册。参与者来自一项同期开展的青少年拔毛行为定量调查研究（Mayerson等，2025），该调查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Reddit、Facebook、Instagram）及慈善机构邮件列表和网站招募。纳入标准为年龄16–19岁、自认存在"难以控制"的拔毛行为、英语为第一语言、居住于英国、爱尔兰、美国或澳大利亚；不要求临床诊断。共29人表达初始兴趣，13人回复并安排访谈，最终完成12例；第13例访谈因疑似虚假资格信息依据Flicker等（2004）的"犬儒策略"在知情同意或数据收集前终止。样本 demographics 为：16–17岁4人（33.3%），18–19岁8人（67.7%）；女性11人（91.7%），非二元性别1人（8.3%）；白人6人（50%），白人与非洲黑人混血2人（16.7%），亚裔3人（25%），其他1人（8.3%）；英国7人（58.3%），美国4人（33.3%），澳大利亚1人（8.3%）。临床特征：TSC-C拔毛严重程度均分2.67（SD=0.81，范围1–3.8）；ESS-12羞耻感均分36.33（SD=6.10，范围28–48）；SMFQ抑郁均分13.08（SD=5.63，范围1–22），10人高于临床临界值（≥8）；GAD-7焦虑均分12.25（SD=5.05，范围2–20），中度焦虑5人、重度焦虑4人。样本充分性依据Malterud等（2015）信息力量模型评估。访谈通过Microsoft Teams由首席研究者在参与者方便的时间进行，知情同意以电子方式获取，参与者短暂开启摄像头验证身份后可选择关闭以减少自我意识，但全部12人均选择保持摄像头开启。访谈时长45–70分钟，录音并逐字转录，保留副语言特征（如停顿、笑声、哭泣）。访谈前后提供支持资源与次日随访，并发放补偿（20英镑或等值）。采用主题指南（Data S1）与九条提示语句（Data S2）促进叙事，指南经患者与公众参与（PPI）协作开发并参考成人BFRB质性研究。PPI贯穿研究设计全过程，包括一名具有拔毛癖生活经验的研究团队成员及两次与拔毛癖青少年的咨询会议，反馈促成了提前提供访谈脚本、纳入访谈后自我照护规划与资源指引等调整。数据分析采用归纳性、数据驱动、以语义为主兼顾解释性洞察的RTA取向，使用NVivo 15辅助编码，首篇转录由首席研究者与经验性质性研究者共同编码作为反思性练习，并通过研究团队"结晶化"（crystallisation）会议丰富解释。研究者通过反思性日志与定期督导讨论维持反思性实践。
**研究结果**
在 overarching 主题"'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被污名化的自我"（The Stigmatised Self）之下生成五个主题。所有主题与子主题在英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参与者中均有体现，提示所述体验并非特定于某一文化或地理情境。
** overarching 主题：'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被污名化的自我**
该主题捕捉了参与者深层内化的"与众不同"或"不正常"之感，这一感知由已实施与预期性污名体验共同塑造与维持。污名通过提供五个主题发展的社会与心理背景而渗透其中。在整个数据集中，羞耻感作为污名的情绪化身出现，将社会贬低转化为参与者解读其行为、外表与社会位置的持久自我评价透镜。
**主题1：'我无法将它与我是谁分开'——有缺陷的自我**
拔毛行为既作为污名的可见标记，又作为对自我的内化指控发挥作用。参与者的叙述传达出破碎的自我形象，徘徊于渴望表现"正常"与相信自己根本有缺陷之间。该状况不仅塑造其外表，也塑造其对自身是谁的感受。在负面自我认同方面，拔毛被描述为不仅是一种行为，而是已嵌入身份之中，塑造其如何看待自己及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我觉得我无法将它与我是谁分开，因为……我大半辈子都有它"P09；"这是我的一部分"P05）。可见后果——秃斑、睫毛或眉毛缺失——是羞耻感的核心，被视为缺乏吸引力且社会不可接受，尤其在以外貌承载高度社会意义的发展阶段（如"我过去以头发为基础建立自我形象，因为在我心里，那几乎是我好看的全部依凭……而以你正在主动破坏的东西为基础建立自我形象是很难的"P01；"当我拔毛时，我的自我形象下降，我会想，这看起来糟透了"P07；"我恨自己，我恨自己因为头发而看起来的样子"P12）。这种状况与自我的纠缠常导致对被评判的恐惧，不仅针对外貌，也针对拔毛所暗示的品格（如"我非常焦虑人们会认为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或人们会看轻我"P12）。他人使用更严厉的自我描述词——"怪人""怪物"（P02、P11、P12）。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参与者似乎将拔毛直接等同于自我形象，而年长青少年则反思虽曾感到被拔毛定义，但已开始学习将其与身份分离（如"现在感觉更像一个怪癖，你知道，就是那些事情之一，没有人是完美的"P05）。在掩饰强化自我信念方面，参与者常试图激励自己停止或进行持续管理或掩饰，如佩戴饰品、改变发型或将手机壁纸换成"一头非常美丽的头发"的图片（P05）作为持续提醒。然而这些策略很少缓解 underlying 不足感，且维持起来令人疲惫（如"14岁时我凌晨四五点醒来，花数小时试图遮住头发，只是为了能去上学而不整天担心"P12）。管理与掩饰尝试也可塑造参与者看待自己的方式，制造进一步身份冲突：头巾与化妆虽具保护性，却被描述为改变了他人所见的自我（如"头巾变得太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不像一件配饰"P09；"在我心里我有点戴上面具……如果我在画眉毛时化妆，我就不是我自己"P05）。同时，参与者描述对在无掩饰情况下被"看见"的持续焦虑，无论是在睡衣派对、社交活动、偶遇还是照片中。由此参与者处于双重束缚之中：不掩饰则感到易受评判，掩饰则影响自我感，形成持续张力。
**主题2：'总是被注视'——被审视的自我**
该主题说明外部监测、尤其亲密关系中的监测如何加剧羞耻感、损害信任并提高自我意识。无论表现为公开批评、未经请求的"帮助"还是无声观察，这些反应常将参与者化约为其行为。被审视的自我因此不仅由他人目光塑造，也由对该目光的持续预期塑造，强化了参与者体验核心中的污名与内化羞耻。在家庭审视方面，参与者的被监视体验常在家庭情境中最为强烈，许多人描述看似善意但侵入性的父母反应，其基础是拔毛可控的错误信念。即使"只是摸我的头"（P09）也可能遭遇预示即将警告停止的注视，而诸如拔毛中途抓住手等干预令人感到"非常被贬低"（P10）。对某些人而言，父母关切与符合社会规范的压力交织，提醒停止被框定为"为你自己"且因为"影响你的外貌"（P07）。虽意在支持，此类框定强化了拔毛社会不可接受、应隐藏以避免负面评判的观念。在其他情况下，审视采取更明确的批评形式，如"当我见到爸爸时，他会说，'你为什么还在做那个？我以为你要停了'"（P12），预期此类评论有时导致回避（"如果我经历了一次严重发作，我会想，我不想去见爸爸……这让你觉得他因此看轻你"P12）。一些人感到根本被误解，认为亲属将拔毛视为自愿行为（"我母亲和她的母亲将其视为我有意识做出的选择，我讨厌这样。感觉他们就是不明白"P10）。父母缺乏承认也可令人感到被贬低，如"我小时候到处都是一堆堆头发……我想我只是有点苦涩，他们没注意到或说什么"（P11）。在学校环境审视方面，拔毛的公开可见性可招致权威人物的直接质疑，如"我当时压力很大，情况严重到一位老师走过来说，'如果你不停止，你将被踢出这场考试'"（P05）。他人描述peer欺凌在事件后久久萦绕，例如一群男孩"在全校张贴写着我眉毛失踪的寻人启事"（P06）。即使看似善意的好奇也可能刺痛，或偶尔的评论带有评判暗流（如"人们问得越多，就越像是，哦，人们在注意"P01；"我告诉某人他们的睫毛真好看，对方回答，'是啊，因为我不拔我的'"P06）。此类时刻将随意互动转化为差异提醒，强化对他人可能如何解读其外貌的警觉。
**主题3：'他们就是不明白'——被误解的自我**
参与者普遍痛苦的一个来源是围绕拔毛癖的理解缺失，跨越公众、人际甚至专业情境。这种承认缺失强化了羞耻、疏离以及其体验位于社会或心理可接受范围之外的感受。缺乏语言、文化参照点或充分支持，参与者 largely 在沉默中应对该状况，常怀疑自身挣扎的合法性。一些人描述在得知该状况名称前多年不确定，如"直到我开始去找理发师，我才意识到这如此普遍。我以为我家有一种疾病"（P05）；对他人而言，可靠信息获取有限加剧了异常感（如"没人谈论这个……感觉如此未知。对它知识的缺乏简直疯狂"P11；"就像其他人不体验这个，那为什么我在这里体验它？为什么是我？"P10）。即使向他人敞开心扉，参与者也感到无法解释其状况（如"这一切对我自己来说听起来很愚蠢。就像，我在编造，即使我知道我不是"P08）。媒体中的错误呈现加深了这种疏离。将习语"把头发拔出来"作为幽默夸张的引用使行为的现实微不足道（如"没有人真的那样做……但然后我真的做了"P08）。此类描绘远非使该状况正常化，反而强化了其不可见性与被感知的怪异。误解也弥漫于临床 encounters，在英国与美国参与者中尤为明显，数人叙述向从未听说过该状况的专业人员披露，这在寻求帮助的努力之后令人感到被否定（如"当我第一次见咨询师时，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谷歌了它，她甚至念不出名字……我想蜷缩成一团"P12；"告诉咨询师时我最大的担忧之一……如果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怎么办？……我不想为你教育我关于我的障碍负责"P11）。教育的负担常落在参与者自身，制造了提高意识与保护自身情绪安全之间的张力。一些人想"让人们知道……但告诉人们真的很可怕"（P11），而另一些人难以回答提问"因为它研究得并不充分，很难找到答案并回答不仅是我的问题，还有他人的问题"（P09）。误解对参与者而言并非小不便，而是求助障碍，强化了隔绝并加剧了羞耻。遭遇困惑或轻蔑使参与者感到不被支持，并强化了其挣扎位于社会或临床认可范围之外的感受。
**主题4：'这是一个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被孤立的自我**
参与者描述与拔毛行为共处是一种深刻孤独的体验。该行为很少被披露且常被隐藏，使其在沉默中、远离他人地管理。这种孤立超越秘密性，塑造友谊、亲密关系与日常生活参与，退缩成为应对预期污名的核心策略。有缺陷的、被审视的与被误解的自我创造了被孤立的自我，在沉默中独自管理该状况。大多数参与者很少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表示"我不太和朋友谈论它。我不太和任何人谈论它"，以及"很难在网上找到相关信息，这让我更加觉得……这不是其他人正在经历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孤独"（P12）。即使已披露者也极为克制且相当不情愿。对某些人而言，披露遭遇不敏感，留下持久的不情愿（如"我确实因为一个朋友对我的头发相当不敏感而失去了这段友谊……当事情就这样发生时，很难向人敞开心扉"P09）。这种秘密性常与异常感相关。拔毛被视为比其他心理健康状况更羞耻，发现"与他们谈论我的ADHD或阅读障碍要容易得多……大把拔掉你的头发……这不正常"（P01）。数人谈到为完全保密该行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如"这是一个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我会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拔毛"P12）。然而秘密性带有心理代价。数名参与者描述感到情绪封闭，无法分享完整的自我，始终恐惧即使一阵风也会暴露秘密（如"它让我封闭，因为我无法向人完全敞开心扉……我想他们没意识到我封闭，但我意识到了。所以这让我比原本更想孤立自己"P11）。社会后果可能深远。尤其对年轻参与者而言，拔毛是亲密的障碍或完全退缩（如"我不觉得能够有人以那种浪漫的方式看待我"P09；"我哪儿也不去。我多年什么也不做。我跳过每一个活动，只是坐在家里"P12）。一名参与者反思隐藏与联结之间的张力："如果我展示那种脆弱，也许那会让我与一个人亲近……还是我应该只是忽略它，不尝试解释？"（P07）。在整个叙述中，秘密性既作为盾牌又作为约束发挥作用。虽提供暂时保护免受预期评判，却也固化了拔毛不可接受的感受，加深了断联，使想象被完全看见变得更加困难。
**主题5：'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来？'——被剥夺力量的自我**
该主题捕捉参与者压倒性的无力感，拔毛被体验为控制他们的东西而非受其控制的行为。叙述一致传达出意图与强迫之间无情的内心挣扎，抵抗努力被自动冲动、与自我的短暂讨价还价以及复发与自责循环所削弱。在超越意识的拔毛方面，拔毛常被描述为自动的、在意识之下或之外展开。数人谈到进入恍惚状态（如"我有点走神……这些眼睛后面没有思想"P04）。他人描述仅在发作结束后才意识到一直在拔毛（如"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助，因为感觉我一半时间甚至没意识到，而你怎么能停止一件你甚至没意识到已经开始的事情？"P01）。即使有意识，抵抗也可能感觉不可能。一些人与自己讨价还价——"再来一根"——却无论如何继续（如"有时我认为我能控制它，而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能，这有点可怕"P08）。强迫被体验为既是身体的又是认知的，切断意识意图并凌驾于睡眠等其他需求之上（如"这是你的手和你的头发。但我不能[停]……我不知道如何解释"P08）。无法停止很少以中立态度面对。参与者描述沮丧与羞耻，尤其当其自我形象依赖纪律时。一名高水平运动员参与者反思："纪律是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无法阻止自己做这一件事……这有多疯狂？"（P05）。在与控制搏斗方面，他人谈到与自己交战，陷入意图、复发与自责的循环（如"多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控制住，而我从未做到"P12；"这是我和我自己，一场我与自己的战斗"P08）。这场战斗是自我强化的。一名参与者描述在拔毛中途责骂自己——"你在毁掉自己，你让自己看起来丑陋，你需要停下"——然而这种压力只增加了她的冲动，"现在我感到压力和焦虑。我知道唯一能帮助这些感觉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拔我的头发"（P12）。由此，造成痛苦的行为也成为缓解痛苦的主要手段。多年来反复失败停止侵蚀了自我信念（如"我感到羞耻……我无法解决这个。六年是很长的时间，每天告诉自己你要控制住它。而我从未做到"P12）。在整个叙述中，控制不仅是参与者缺乏的东西；它是他们追逐、哀悼并以此衡量自己的东西。其叙述揭示了一场每日进行的、常不可见的内心战斗，带有真实心理代价。在不可控中施加控制方面，矛盾的是，虽然拔毛主要被体验为失控，数名参与者描述主动选择拔出毛发使其在原本感到无力时暂时重获控制感。在压力或情绪低落时期，它可被体验为能动行为（如"如果我感到抑郁，感觉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多少控制，我觉得我唯一能控制的是我的头发和我的手"P10）。这种暂时控制感有时与身体缓解、满足甚至愉悦相关。参与者谈到拔除特定毛发的"快感"（P11）、找到并拔出完美毛发的"成就感"（P10）或消除感觉刺激的缓解。满足感可能强烈到压倒停止的愿望，即使意识到潜在后果（如"感觉非常满足……即使我知道如果继续会失控。所以，我要继续，但我对此感到非常糟糕"P07）。享受之后常伴随因从试图抵抗的事情中获得安慰而生的内疚。正如一人解释，"当你拔毛时你不再感到焦虑。但之后，一切又回来了……一切都糟透了"（P11）。因此，尽管拔毛有时可为参与者提供暂时的能动感，它最终通过引导其进入不再能控制的拔毛发作而强化了无力感。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12名16–19岁存在拔毛问题的青少年羞耻感生活体验进行了深入质性探索。跨五个主题（有缺陷的自我、被审视的自我、被误解的自我、被孤立的自我与被剥夺力量的自我），羞耻感不仅作为对拔毛的孤立情绪反应出现，而是作为渗透情感、行为与关系领域的普遍性、塑造身份的过程，强化了缺陷感与差异感。在参与者中，拔毛带有独特的污名与羞耻感，与其可更公开讨论的其他心理健康或发展状况形成对比。羞耻感塑造了参与者与自身及他人的关系，驱动掩饰、退缩与自我批评，并似乎处于拔毛维持的核心，既作为触发因素又作为行为后果发挥作用。父母似乎在该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误解、审视或试图控制的反应常无意中加剧羞耻与秘密性。五个主题共同描绘出拔毛青少年感到不堪重负、困惑与不被支持的图景，凸显羞耻感对其福祉与应对能力的深刻影响。参与者频繁以整体负面术语描述自己，反映内化羞耻中自我被判定为根本有缺陷（有缺陷的自我）。这种内化通过来自同伴、家庭及围绕外貌与自我控制的社会理想的污名——无论公开还是微妙——得到强化，支持了Boudjouk等（2000）的实验发现，即拔毛癖青少年被评判为社会可接受度显著低于无此状况者，并进一步证明污名也通过自我监视与预期负面评价起作用。参与者对他人目光的过度警觉常导致掩饰、回避社交场合与慢性自我意识（被孤立的自我），与Dolezal的"羞耻焦虑"（shame anxiety）概念一致，即对被羞耻的恐惧成为持久、痛苦的背景状态，其作用不亚于公开被羞耻。一个显著发现是污名在拔毛中相较于其他发展或心理健康状况的独特表现方式。近年心理健康素养运动减少了许多状况的污名，但拔毛癖仍被边缘化。例如，神经多样性参与者将其对神经多样性的开放与隐藏拔毛所付出的努力形成对比，提示拔毛癖占据独特的污名位置。此外，参与者揭示他人将拔毛错误归因于软弱、自我控制差或寻求关注行为（被误解的自我），呼应了先前发现，即关于拔毛癖意志控制的误解导致道德评判与受害者责备态度，其中拔毛与秃斑被视为"可耻的"属性并体现为羞耻。由此，拔毛青少年不仅相对于同伴处于外群体，甚至在大心理健康范畴内也处于外群体，加剧了疏离与羞耻。结果还凸显家庭在塑造污名与羞耻体验中的作用（家庭审视）。亲属反应从试图监测与控制行为到表达怀疑或轻描淡写不等，这些体验映照了民族志发现，即家庭反应可加剧拔毛癖的情绪负担，尤其当以厌恶、羞辱或轻蔑为特征时。此类反应不仅加深缺陷感，在某些情况下还促成秘密性，限制了支持机会。这些发现强调需要同时处理公众误解与青少年承载的内化污名的干预，而非仅聚焦症状减轻。青春期的发展情境进一步放大了对羞耻的易感性。参与者叙述揭示出对归属与同伴评价的显著关切，提示可见脱发或披露的社会代价在该生命阶段可能尤其高昂。青少年发展情境、对羞耻的更高脆弱性、有限自主权与对家庭情境的依赖有助于阐明参与者所述羞耻为何如此持久且多面。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参与者倾向于将拔毛直接等同于自我形象，而年长参与者描述开始将身份与行为分离，提示自我区分能力随年龄演变。该发现可能具有临床相关性，因为帮助青少年将拔毛与身份分离可减少支撑羞耻的整体自我评判，类似心理治疗中的"外化"（externalising）技术，将人与问题区分，可能帮助青少年将拔毛视为其所体验的行为而非有缺陷身份的证据；然而该解释仍属初步，本研究未直接考察外化，其在青少年拔毛中的使用尚未确立。羞耻感也与拔毛本身的调节有关。在这些叙述中，拔毛有时被用于应对痛苦或自我批评思维，提供暂时缓解或感觉满足；然而这常伴随羞耻加剧，尤其当脱发变得更可见时，进而助长进一步拔毛冲动。这种双向关系反映了Weingarden和Renshaw（2015）提出的成人拔毛癖"羞耻循环"（shame cycle），即作为拔毛后果的次级羞耻是进一步拔毛的情绪触发因素。质性叙述通过说明回避、自我批评与普遍负性情感的 medi 作用进一步丰富了该框架，这些不仅放大羞耻，还耗竭了抵抗冲动所需的心理资源。这些发现也通过识别羞耻作为该循环中对青少年尤为突出的情绪驱动因素，拓展了拔毛癖的认知行为模型；将羞耻纳入认知行为 formulation 可能对理解和治疗青少年拔毛癖至关重要。在优势与局限方面，尽管羞耻在成人拔毛癖文献中一直被承认，本研究是首个探究青少年拔毛中羞耻体验及其作用的质性研究。访谈收集了丰富数据以进行深入分析，该人群在文献中仍显著代表性不足；RTA的使用实现了对参与者体验的细致描述，捕捉羞耻如何交织于拔毛过程的复杂互动；首席研究者的反思性立场通过实现对参与者与分析过程的更深参与而加强了研究。参与者主要经社交媒体招募，因拔毛癖在临床环境中可见性有限，这使来自多元社区与族裔背景的个体得以纳入。另一关键优势是研究团队内拔毛癖生活经验专长与PPI的纳入，生活经验视角影响了从研究起始到写作的所有方面，最终主题经一名具有拔毛癖生活经验的研究团队成员审阅并产生共鸣，增强了发现的可信度。局限包括：样本性别偏斜，由女性与一名非二元性别参与者组成，虽在BFRB研究中常见，但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拔毛癖并非以女性为主，男性在研究中的可见性较低，男性参与者的缺失可能掩盖因男性青少年面临不同惩罚与期望（如与男性气质或过早秃顶相关的污名）而产生的质性不同羞耻体验；样本自选择性意味着经历最高羞耻水平的个体可能回避参与讨论污名行为的研究，尤其在知情同意时需短暂出镜的要求下，这可能低估最严重的羞耻体验，但同期定量数据中所有参与者羞耻评分较高可部分缓解该担忧；研究未系统确认拔毛癖或共病诊断，参与者自认存在拔毛问题且症状严重程度与痛苦（TSC-C评分）与临床样本相当，但缺乏诊断验证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样本，此外访谈中部分参与者披露ADHD或孤独症，这些在拔毛癖中可能过度代表，神经多样性特征如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合理塑造羞耻体验，提示部分叙述反映拔毛癖与共病的交互，未来研究应明确识别此类共病以探索亚组间羞耻体验的潜在有意义的差异。研究启示方面，未来研究需更包容的抽样策略与对共病的审慎考虑，纵向研究有助于考察羞耻随时间如何展开并实证确立其是否作为拔毛起病与持续的因果机制，未来工作还应考察13–16岁早期至中期 adolescence——本受伦理与时间限制未能纳入但可能代表羞耻、身份与社会比较交汇最为强烈的尤为脆弱阶段。临床启示方面，本研究凸显羞耻作为青少年拔毛癖的核心治疗靶点，强调直接处理羞耻的干预可能防止其固化为该状况的慢性致残特征。当前治疗方法需重新考量。习惯逆转训练是最广泛推荐的干预，但其持续疗效证据有限，且其强调监测与中断拔毛可能无意中加剧自我监视与羞耻。相比之下，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等替代治疗方法旨在通过接纳痛苦改善自我调节策略，已在成人拔毛中显示有效；开发此类方法针对青少年的改编版，培养对冲动与羞耻相关痛苦的耐受，可能代表更具发展敏感性与有效性的路径。此外，亟需提高临床医生意识。数名参与者报告专业人员从未听说过拔毛癖的遭遇，使其感到被否定，这凸显系统性盲点：如果年轻人未首先在服务中被识别与 legitimised，治疗不可能有效，因此培训举措对确保临床医生提供知情与肯定性照护至关重要。最后，干预应超越个体延伸至家庭与更广泛社会情境。对家庭成员的心理教育可能对将拔毛重新框定为一种状况而非习惯、帮助创造青少年感到被接纳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此外，被污名化自我的 overarching 主题证明超越个体及其家庭、在社会层面应对污名的重要性。若不努力纠正公众误解并提高围绕拔毛癖的心理健康素养，干预可能面临将改变负担 solely 置于青少年与家庭而保留助长羞耻的更广泛污名的风险。结论部分译为：本研究提供了青少年拔毛癖中羞耻的首个质性描述，揭示其为一种由污名支撑的普遍性、塑造身份的情绪。跨五个主题，羞耻作为拔毛的触发因素与后果出现，在回避、自我批评与负性情感的更广泛循环中运作。研究发现通过将羞耻定位为发作触发与障碍持续的中心过程，同时凸显污名在放大脆弱性中的上游作用，拓展了认知行为模型。尽管羞耻在BFRB文献中一直被承认，但尽管其处于生活痛苦的核心，在概念模型与管理策略中仍 largely 处于边缘。临床层面，本研究结果强调需要直接针对羞耻、处理公众与自我污名并纳入家庭教育的干预。通过将拔毛置于其社会、情绪与关系情境中，这些发现呼吁超越症状根除、朝向培养受影响青少年的接纳、韧性与心理福祉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