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sity》：Species Composition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Wild Bird Trade in Beijing: Evidence from Physical Market Surveys, 201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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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鸟类贸易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构成持续威胁，凸显了长期市场监测对识别贸易格局变化、为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的重要性。然而，城市尺度上实体鸟市长期变化的系统性评估仍较为有限。基于2014年至2026年在中国北京主要实体鸟市开展的长期调查，本研究刻画了野生鸟类的物种组成
野生鸟类贸易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构成持续威胁，凸显了长期市场监测对识别贸易格局变化、为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的重要性。然而，城市尺度上实体鸟市长期变化的系统性评估仍较为有限。基于2014年至2026年在中国北京主要实体鸟市开展的长期调查，本研究刻画了野生鸟类的物种组成与记录个体数量、受保护物种的占比及其时间变异。共记录到217种野生鸟类、29,803只个体。记录在分类上高度集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占记录物种数的89.4%、记录个体数的99.5%。共记录到28种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的物种，占全部记录物种的12.9%、全部记录个体的35.7%。物种丰富度与个体记录的季节格局存在差异：春季记录的累计物种数最高（166种，占全部记录物种的76.5%），而秋季每次调查记录的平均个体数最高（每次调查260.34只）。在年际尺度上，实体鸟市中可观察到的野生鸟类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本研究记录了北京实体鸟市中野生鸟类记录的长期组成与时间动态，为城市尺度野生鸟类贸易监测提供了基线，并支持高优先级物种的监管及更广泛的野生鸟类保护与管理。
研究背景与问题 野生动物贸易被广泛认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野生鸟类因其观赏、文化和经济价值长期被交易，包括作为宠物饲养、参与鸣鸟比赛和收藏。持续的捕捉与贸易会加剧对野生种群的利用压力，并促进外来物种和病原体的传播。鸟类贸易受物种可获得性、市场需求、文化偏好、经济激励和监管框架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其组成与强度可能随时间变化。已有研究从物种选择性、贸易规模变化等角度开展了工作：如对15个新热带国家的研究显示鸟类约占记录个体的98%，鹦鹉类尤为突出；对印度尼西亚鸟类饲养者的调查发现对野生捕获鸟类的偏好与圈养繁殖鸟类价格较高、市场可获得性较低及消费者对鸣唱质量的认知相关；对全球鹦鹉贸易数据的分析记录了从野生捕获向圈养繁殖来源的转变，并指出圈养繁殖申报有时可能掩盖野生捕获个体的真实来源。在中国，实体鸟市的实地调查已提供市场组成、记录鸟类丰度和受保护物种占比的直接证据，如贵阳、哈尔滨、广州花地湾等市场的调查，以及对针对性执法干预、市场规制前后比较的研究，均显示记录鸟类数量和受保护物种比例下降、圈养繁殖鸟类比例上升等变化。然而，以往研究虽推进了对野生鸟类贸易物种组成、年际变异及其驱动因素的理解，但物种组成与时间格局可能在这些驱动因素演变过程中于更长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北京为研究此类长期动态提供了适宜场景：其悠久的笼养鸟传统可能塑造了当地贸易偏好，使贸易集中于有限物种；北京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春秋季大量候鸟过境，其季节性出现可能增加野生鸟类的可获得性，并促成这些季节市场物种丰富度和丰度的升高；同时，日益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和市场规制可能改变了北京鸟市，潜在地促成可见野生鸟类贸易的持续下降。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利用2014年至2026年北京实体鸟市长期调查数据，分析野生鸟类贸易的物种组成、季节格局和年际变异，并探讨这些格局背后的潜在因素。
研究方法 2014年至2026年间，研究人员对北京主要实体鸟市开展了155次调查，调查地点包括阜成门、沙河、十里河、新官园、雅之桥、玉泉路及全市其他地点，每次市场走访视为一次独立调查。每次调查中，调查人员检查各市场可进入或可见区域，记录待售野生鸟类的物种和数量。野生来源依据物种特异的圈养繁殖知识、形态特征及其他实地证据判定：缺乏成熟圈养繁殖实践的物种一般归类为野生来源，而受大规模圈养繁殖的常见宠物贸易物种被排除；对圈养繁殖有限的物种，依据羽毛状况、行为、摊贩陈述及其他情境证据评估来源；未识别个体通过照片或野外记录记载，随后借助图鉴或专家咨询鉴定；来源不确定的个体被排除，以尽量减少对野生鸟类数量的潜在高估。分类与命名依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4版）标准化，国家保护地位依据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确定，CITES地位依据截至2026年7月生效的CITES附录确定。分析中，12月开展的调查归入次年，以将每个冬季保持在单一年度周期内，年度周期为上年12月至当年11月；冬季、春季、夏季、秋季分别定义为12月—2月、3月—5月、6月—8月、9月—11月。由于部分鸟类可能留存于市场并在多次调查中被记录，而另一些可能在调查间被售出或移走，记录个体数不被解释为实际贸易量，而代表各次调查时实体鸟市中可观察到的野生鸟类计数，用于刻画市场组成及考察季节和年际变异。研究人员利用完整调查数据集，在目、科、种水平汇总分类组成；对每个物种计算出现频率，即记录到该物种的调查次数占比；在年度和季节尺度上计算累计记录物种数和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前者用于刻画各时期记录物种范围，后者用于比较调查次数不同的时期之间的平均个体计数。
研究结果 3.1 物种组成：2014年至2026年间共记录29,803只个体，隶属217种、103属、33科、9目。目水平上记录高度集中于雀形目，该目包含194种，占全部记录物种的89.4%，个体29,645只，占全部记录个体的99.5%；其余8目（鹦形目、佛法僧目、鸽形目、鴷形目、鹰形目、鸡形目、夜鹰目、鹃形目）合计23种（10.6%）和158只（0.5%）。科水平上，累计个体数最高的10科合计包含167种（占全部记录物种的77.0%），占全部记录个体的29,227只（98.1%）；科水平格局在物种数与累计个体数之间存在差异：鹟科（Muscicapidae）记录物种数最多（83种，38.2%），而山雀科（Paridae）累计个体数最高（8854只），尽管仅含11种。种水平上，累计个体数最高的10种均属雀形目，合计19,562只，占全部记录个体的65.6%；Periparus ater累计数量最高（3880只，13.0%），其次为Zosterops erythropleurus（2597只，8.7%）和Spinus spinus（2452只，8.2%），三者合计占全部记录个体的30.0%。前10种的出现频率在22.6%至57.4%之间，Periparus ater和Spinus spinus出现频率最高（57.4%），Passer montanus最低（22.6%）。相反，许多物种记录数量较低：107种累计数量少于10只，占全部记录物种的49.3%，合计仅356只，占全部记录个体的1.2%；其中37种仅记录到1只，23种记录到2只，47种记录到3至9只。总体而言，种水平记录高度不均，少数物种占累计个体数的大部分，而近半数记录物种数量很低。
3.2 国家级保护与CITES附录物种：217种记录中，28种为中国国家级保护物种和/或列入CITES附录，占全部记录物种的12.9%；这些物种合计10,637只，占全部记录个体的35.7%。记录到2种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即Emberiza aureola和Liocichla omeiensis，合计35只；记录到21种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合计10,550只（占全部记录个体的35.4%）；记录到1种CITES附录I物种Cacatua sulphurea和14种附录II物种，附录II物种合计3043只。这28种中，11种在北京自然分布，合计7533只；17种在北京无自然分布，合计3104只。
3.3 季节变异：累计个体数、累计记录物种数和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随季节变化。秋季累计个体数最高（10,674只），其次为春季（10,248只）、夏季（6478只）和冬季（2403只）。研究期记录的217种中，春季记录166种（76.5%），秋季150种（69.1%），夏季133种（61.3%），冬季75种（34.6%）。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秋季最高（每次调查260.34只），其次为春季（232.91只）、夏季（196.30只）和冬季（64.95只）。因此，累计记录物种数与每次调查平均个体数的季节格局不同，累计物种数春季最高，而每次调查平均个体数秋季最高。
3.4 年际变异：2014年至2026年，年累计记录物种数和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均总体下降，并存在年际波动。年累计记录物种数在2015年达到峰值165种，2017年降至13种，2018—2019年部分恢复，随后总体下降；2023年起年累计记录物种数持续处于低位，2025年和2026年均仅记录到2种。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从2014年的522.88只降至2026年的0.09只，2018年和2020年出现暂时升高，随后各年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讨论与结论 4.1 市场组成的选择性：尽管2014年至2026年间记录到217种，北京实体鸟市的野生鸟类记录仍高度集中于雀形目，该目占全部记录物种的89.4%和全部记录个体的99.5%，累计个体数最高的10种也均属雀形目。这一格局与亚洲及其他地区鸟类贸易研究一致，笼鸟市场常以小型的雀形目尤其是鸣禽为主，可能反映文化偏好、鸣唱价值及物种间饲养成本的差异。这种集中也体现在种水平：累计个体数最高的10种占全部记录个体的65.6%，而49.3%的记录物种累计数量少于10只，合计仅占全部记录个体的1.2%。因此个体记录集中于相对少数物种，同时存在大量低数量记录物种。若干累计个体数高的物种出现频率也高，表明其突出地位源于在多次调查中的反复出现，而非少数孤立的高计数记录。总体而言，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实体鸟市野生鸟类记录在物种间分布高度不均，记录个体集中于少数雀形目物种，这与市场组成具有选择性、贸易记录集中于部分物种的假设一致。
4.2 保护与生态安全风险：国家级保护和CITES附录物种在实体鸟市中的出现表明，受国内保护和/或国际贸易管制的鸟类在研究期内仍存在于可见市场贸易中。尽管其出现本身不能证明种群水平的影响，但凸显了与受保护或受贸易管制物种的捕捉、运输和销售相关的持续保护与执法关切。北京无自然分布物种的出现还提示鸟类通过实体鸟市进行跨区域流动。对于被运至自然分布区之外的物种，尤其是能在当地条件下存活的外来物种，逃逸或有意放生可能带来生态和生物安全风险，包括定殖与扩散、与本地物种竞争及潜在病原体传播。
4.3 季节变异对监测的启示：北京实体鸟市野生鸟类记录呈现明显季节变异，物种记录和个体计数一般在春秋季高于夏季和冬季。这一格局与北京野生鸟类贸易在春秋季更活跃的假设一致。北京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内，春秋季候鸟的大规模移动可能增加部分物种被捕捉、运输并随后出现在实体鸟市的机会。然而，这一季节格局也可能受市场需求、执法强度和调查覆盖度的季节差异影响，其背后驱动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监测与管理角度看，这些季节格局有助于确定监测和执法活动的时间安排。常规全年监测仍然重要，但在春秋季迁徙期增加调查和检查力度，可提高对市场组成季节性变化及受关注保护物种的检出能力。
4.4 可见市场记录下降的驱动因素：与假设一致，2014年至2026年北京实体鸟市年累计记录物种数和每次调查平均记录个体数均总体下降。这一趋势可能反映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与执法的变化可能促成这一下降：研究期内，国家和市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逐步加强，包括修订保护物种名录、收紧捕捉与贸易限制、明确非法运输和销售的法律责任，这些变化可能提高了非法获取和公开销售野生鸟类的法律风险；执法也通过针对性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以候鸟等野生动物为重点的行动以及对运输等贸易链环节的更严格审查而加强，这些措施共同可能提高了非法流通和公开销售野生鸟类被查处和处罚的可能性。公众态度与宠物消费偏好的变化也可能促成可见市场记录的下降：笼鸟需求可受鸣唱、外观、稀有性、可获得性和当地饲养传统影响，以往研究已识别消费者偏好和市场需求是野生鸟类贸易的重要驱动因素；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关注增加，可能减少部分消费者对野生来源动物的需求，同时宠物选择多样化及圈养繁殖鸟类可获得性提高，可能为野生来源鸟类提供替代，进一步降低实体市场需求。社会参与可能强化了这些变化：北京的护鸟组织、野生动物志愿者和观鸟者通过监测、举报疑似违法行为和公众宣传参与鸟类保护，可能补充正式执法，这类活动可能提高非法捕捉和贸易被发现的概率，同时增强公众对野生鸟类保护的意识，从而对公开可见的非法贸易形成额外约束。然而，实体市场记录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野生鸟类贸易整体相应下降。以往研究显示，随着执法压力和公开贸易风险上升，野生动物贸易可能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平台、社交网络或其他较不显眼的渠道。因此，此处观察到的下降可能既反映贸易活动的减少，也反映向较不显眼贸易形式的转移。未来评估应整合实体市场调查与网络贸易数据、执法记录和来源追溯，以更好区分整体贸易活动的变化与贸易发生渠道的变化。
结论部分：基于2014年至2026年对北京实体鸟市的调查，本研究对北京可见野生鸟类贸易的物种组成、季节格局和年际变化进行了长期评估。北京实体市场的野生鸟类记录在物种间分布高度不均，记录个体集中于少数雀形目物种。季节上，记录的物种数和个体数一般在春秋季高于夏季和冬季，提示实体市场中可见的野生鸟类贸易在春秋迁徙季更为活跃。此外，研究期内北京实体市场野生鸟类贸易规模总体下降。这些发现还为改进保护政策和执法行动提供了实证基础。未来保护工作可基于物种组成和出现频率制定优先物种名录，用以指导反盗猎努力和市场检查。鉴于春秋季市场记录水平较高，也应加强这些迁徙季的监测和执法，以打击非法野生鸟类贸易。未来研究应结合实体市场调查与网络贸易数据，并量化野生动物立法、政策实施和执法行动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帮助阐明物种组成和时间格局的变化及其背后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