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dic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Framing Service-Learning Experienc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Engaging Prosocial and Pre-Professional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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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益被期望将公民与社会目标纳入课程体系，但如何吸引动机主要指向职业发展的学生仍不明确。服务学习经历（Service-Learning Experiences，SLEs）将学术学习与社区服务相结合，是其中一种策略，但学生的自我选择使设计与评估变得复杂。由于S
大学日益被期望将公民与社会目标纳入课程体系，但如何吸引动机主要指向职业发展的学生仍不明确。服务学习经历（Service-Learning Experiences，SLEs）将学术学习与社区服务相结合，是其中一种策略，但学生的自我选择使设计与评估变得复杂。由于SLEs有助于培养第三部门未来的志愿者与捐赠者，谁能获得这类经历不仅是教育者的问题，也是第三部门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亲社会身份与前职业身份如何塑造学生对SLEs的兴趣，以及课程框定是否影响参与意愿。在一项预注册的调查实验中，学生评价了以描述性、志愿导向或职业导向方式框定的SLEs。利他价值观与前职业身份对兴趣具有温和但显著的预测作用；志愿身份则无预测作用。课程框定无效应。这些发现表明，公民取向与职业取向可能比假设的更为兼容，参与意愿更多取决于SLEs能否整合进更广泛的课程与发展路径，而非取决于框定方式。
研究背景与问题
大学日益被要求不仅培养学生职业成功，也培养其公民参与和社会贡献能力。服务学习经历（SLEs）将学术课程与社区服务结合，被视为促进高等教育公民身份发展的广泛采用策略，旨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区承诺，同时回应真实社区需求。理论上，这类公民教育为学生提供参与有意义服务活动、反思经历并将学科学习与社会议题联系的机会。
然而实践中，许多大学将SLEs设为选修课程或课外活动，公民意识较强的学生更可能自我选择进入此类课程。这意味着这些经历不仅只影响部分学生，且这些学生可能恰恰是最不需要此类干预者，其他学生则被排除在外。这一自我选择困境引发更广泛问题：公民取向与职业取向究竟本质不同甚至相互张力，还是可以协同发展？教育者如何设计公民机会以吸引原本不倾向参与的学生？
商科学生是理论上富有价值的研究群体。既有研究表明商科与经济学学生报告的服务动机和公共服务取向低于其他领域同伴，商科教育也常被批评强调工具性、职业导向目标而忽视公民责任。若公民身份与职业身份兼容，即使在这一最不可能群体中也应看到证据。对志愿服务与非营利参与学者而言，考察商科学生如何回应公民学习机会提供了极端案例：若基于身份的策略能在此扩大参与，则可能在更广泛高等教育中奏效。
课程设计与覆盖范围问题不仅对高等教育部门核心，也关系到未来志愿者、捐赠者、非营利雇员与董事会成员的社会化。教育是捐赠与志愿服务最一致的 correlates 之一，大学是许多终身捐赠与志愿支持模式开始之处。大学不仅是众多公民场域之一，更是该部门未来捐赠者、志愿者与董事会成员经过的关键漏斗。除增加捐赠者与志愿者外，非营利与志愿部门还主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汲取财务与管理专长。近期研究引发对非营利董事财务素养及阅读理解财务报告能力的担忧，Stühlinger（2022）发现财务规划与预算技能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关联最密切。在对非营利组织近期招聘启事的回顾中，行政、财务与高管技能在所需知识、技能和能力中突出。从此视角看，商科学生更接近该部门未来支持基础的中心而非边缘。因此，服务学习能否触及并连接商科学生，是关于该基础将由谁构成、其主动参与该部门可能性多大的问题。
本研究对McDougle and Li（2023）在该刊提出的亲社会身份形成模型进行直接实证检验。其模型将服务学习定位为亲社会身份被 enact 和验证的近端社会结构，并蕴含一个尚未被检验的推论：已持有亲社会身份的学生应首先被吸引至这些经历。研究人员通过考察亲社会身份（利他价值观、志愿身份）与前职业身份如何塑造商科学生对SLEs的兴趣来检验该推论，并通过询问以志愿还是职业相关术语框定这些机会是否改变谁被吸引来扩展模型。目标兼具理论与实践：既精炼关于该部门未来志愿者、捐赠者与雇员如何首次接触非营利面向工作的身份解释，也为设计能触及已“皈依者”之外人群的干预提供信息。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预注册调查实验设计。参与者为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SBE）本科生，通过学院在线研究平台招募，主要面向需获得研究参与学分的一、二年级学生。调查于2024年4月17日至5月13日开放，目标样本量500人，基于预注册功效分析（可检测每个假设结果0.3个标准差效应）。共475人开始调查，8人未完成，最终分析样本467份完整问卷。研究通过Qualtrics平台实施在线调查，参与者面对一系列描述社区SLEs的课程描述，课程内容涉及营销咨询、生态项目管理、体育与休闲社区组织三类。课程内容保持不变，框定随机分配为完全描述性（Informative）、聚焦志愿服务与社区服务机会（Volunteer）、聚焦学习职业技能与建设简历（Professional）三种条件。每名参与者每种框定各看一次，课程内容顺序与框定应用均随机化。测量方面，课程兴趣采用修改版Harackiewicz等（2000）心理学兴趣量表；利他价值观采用Bekkers等（2017）修改版人际价值观调查；角色特定身份采用Grube and Piliavin（2000）实施的志愿角色身份量表，前职业身份测量做相应语境替换。研究设置注意力检查，报告三种排除标准：无注意力标准、宽松标准（排除超过4次注意力失败者）、严格标准（排除超过1次注意力失败者）。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使用R语言lavaan包估计，包含六个潜变量（三个兴趣测量与三个身份测量）及七个控制变量（顺序固定效应与内容固定效应）。研究经机构伦理审查（VU FSW Ethics Number: 2024-3-15-373），预注册、数据与代码均存于Open Science Framework。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467名参与者完成调查并纳入分析。超过三分之二（68.5%，n=320）满足最严格注意力要求，97%（n=453）满足较宽松要求，仅3%（n=14）落在两个参数之外。平均而言学生前职业身份强于志愿身份。学生对课程表现出合理兴趣，课程兴趣项目平均反应介于“同意”与“既不同意也不同意”之间（负向框定项目为“不同意”）。基于模型发现中等顺序效应和强内容效应：参与者对最后遇到的课程评分系统性低于第一门课程0.28至0.45个标准差；对生态/项目管理课程内容的兴趣远低于非营利营销或休闲课程（约低1个标准差）。顺序与内容的随机化减轻了这些效应对兴趣估计的影响。
模型统计：模型整体拟合采用卡方检验、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指数（TL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评估。三个模型卡方检验均显著，表明模型未完美拟合数据，这在样本量增大时并不意外。其他拟合指标表明模型可接受：CFI（.89–.91）与TLI（.89–.90）均非常接近或达到Hu and Bentler（1999）的.90基准，RMSEA（.04）低于推荐的.06 cutoff。所有因子载荷统计显著（p<.001），Cronbach's α在可接受范围。
预注册分析：采用Holm–Bonferroni方法维持.05的族系错误率（FWER），所有假设为方向性并使用单侧检验。H1a假设利他价值观与对信息框定SLE课程描述的兴趣正相关。模型1和2中发现利他价值观与SLE兴趣正相关（两者p<.01），模型3点估计方向一致但未达预注册临界值（p≤.01），研究仍认为支持H1a。H1b假设志愿身份与信息框定SLE兴趣正相关，未发现任何支持证据，点估计接近零。H2a、H2b、H2c分别假设前职业身份与职业框定、利他价值观与服务的框定、志愿身份与服务框定的关联强于信息框定，在所有注意力水平下均未发现框定影响身份与兴趣关系的证据，差异点估计小且方向与假设不一致。
探索性分析：最显著发现是前职业身份与SLE兴趣的关联。信息框定下前职业身份与兴趣的点估计在.17至.22之间（p<.01），略低于利他价值观与课程兴趣的关联；职业框定下点估计也为正（模型1、2 p<.01；模型3 p<.04），但差异不显著。即使从模型中排除利他价值观，志愿身份的点估计大小与p值也无实质变化，无证据表明志愿身份与SLE兴趣存在正相关或任何关联。为评估参数估计稳定性，研究人员采用bootstrap方法生成1000个样本量为500的bootstrap样本（有放回抽样），重新估计SEM并构建百分位90%置信区间（提供α=.05单侧检验临界值）。结果与主分析一致。此外，研究人员重新估计仅包含在相同位置看到给定框定受访者的模型，未发现实质性序列框定效应证据。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理解学生既有身份（利他价值观、志愿身份、前职业身份）与SLE兴趣的关系。发现表明既有利他价值观与前职业身份可能确实影响学生自我选择进入SLEs，如McDougle and Li（2023）所提出，但结果也凸显进一步探索与潜在模型精炼的需要。
第一，研究发现扩展了Bolton Holz and Pinnow（2015）与Meyer等（2019）的工作，区分亲社会身份的两个侧面——利他价值观与志愿身份，二者并未一致预测SLE兴趣：利他价值观与兴趣正相关，而志愿身份与预期及McDougle and Li模型相反，无预测作用。借助身份理论的显著性层级解释，这一模式表明对商科学生而言，志愿身份在教育情境的身份层级中可能处于较低位置，即使在其他领域对其显著。这可能反映二者作为预测变量的更根本差异：利他价值观代表不绑定特定行为情境的广泛倾向性取向，而志愿身份是角色特定自我概念（Callero, 1985），仅在个体感知情境中该角色相关且可激活时引导行为。在大学尤其职业准备导向情境中，“志愿者”可能根本不被登记为显著角色类别，即使学生在学业外定期志愿服务；而利他价值观更易跨情境迁移并附着于未明确框定为志愿服务的机会。这解释了为何价值观预测兴趣而身份未预测，并表明亲社会参与模型应关注学生是否持有给定身份，以及制度情境是否提供激活该身份所需的线索。研究设置的两个特征可能强化这一效应：商科教育常被批评为工具理性与“市场管理主义”，将公民或伦理内容视为课外而非职业发展核心；荷兰志愿服务率居欧洲前列但服务学习未作为正式课程实践确立，学生可能不将志愿服务与正式教育联系。这些发现为McDougle and Li模型提供理论精炼：其框架强调身份显著性与强化作为SLE结构内运作机制，而研究发现表明身份显著性与情境敏感信号值得在模型参与前阶段获得更大强调。当前基于身份的公民参与模型可能高估身份跨情境表达的一致性；要充分解释身份何时及如何引导行为，此类模型可能需前置近端社会结构（包括学科文化）在塑造初始参与时点身份显著性与验证中的作用，而不仅是SLE参与开始之后。
这一模式在更高层面有对应。Kreutzer and J?ger（2011）表明随着志愿协会专业化，基于成员资格与无偿承诺的志愿身份与基于专业专长与正式角色的管理身份产生冲突。研究发现表明这一张力并非仅起源于组织内部。样本中学生作为该部门未来管理者与董事会成员，通过前职业身份与利他价值观被吸引至非营利面向工作，而志愿身份未作为预测变量。Kreutzer and J?ger发现与志愿身份竞争的管理身份因而部分在 upstream、在教育期间形成，这提出服务学习作为专业实践经历是否在将所需技能带入部门的同时强化该张力的问题。
第二，即使存在既有身份与SLE兴趣的关联，点估计效应量一般为小到中等。鉴于研究 solicited 承诺的低风险性质，若学生面对实际注册参与SLE的决定，这些关联可能更强，这与Meyer等（2019）发现选择高承诺SLE的学生共情关怀与泛化信任水平略高一致。这也与样本发展背景一致：参与者主要处于 emerging adulthood 早期，该时期以身份探索而非承诺为特征，可能削弱任何单一身份测量的预测强度。需进一步研究在不同情境与样本中探索这些关系的强度与一致性，包括追踪学生从初始兴趣到实际注册参与的纵向研究，以及在学生实际做出注册或参与决策时点考察动机与决策过程的定性研究。
第三，未发现证据表明这种强调框定（课程描述中突出公民或职业维度的身份相关变化）显著调节既有身份与SLE兴趣的关系。这出乎预期，因为研究人员原预期职业导向商科学生对以志愿机会框定的课程兴趣较低。三种可能解释：其一，学生可能未注意或加工框定差异，但研究人员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课程内容本身框定明显（如标题“Marketing Consulting Practicum”与“Community Service Practicum: Marketing Consulting”与“Professional Experience Practicum: Marketing Consulting”），身份线索难以忽视，且注意力过滤监测学生是否识别每门课程描述核心要素，在日益严格注意力要求模型中调节效应一致为零，表明框定效应未被不注意掩盖。其二，“信息”版课程描述已传达足够职业相关性以吸引具有前职业身份的学生，从而降低更 overt 框定的潜在影响。每门SLE描述均涉及真实世界应用工作且具明确职业价值，这些特征可能吸引职业自我概念强的商科学生；学生可能认为所有课程描述均与职业对齐，无论是否明确以公民或职业为重点框定。这与Van Matre等（2026）定性发现一致，即商科学生对包含实践与应用学习的课程感兴趣，无论其公民内容如何。其三，可能该情境存在框定效应的结构性缺失。这些解释共同表明，在内容基线相关性已很高的环境中，这种基于身份的框定影响可能有限。与Holland（1959, 1985）职业选择理论一致，具有良好发展职业取向的学生可能被提供明确职业对齐的学习机会吸引，无论这些机会以公民还是职业术语呈现。未来研究可在学科更多样环境或课程内容更中性情境中探索框定效应，以更好理解身份显著性与教学设计如何互动。这些发现为新兴职业身份如何塑造学生学术偏好提供洞见。虽然此处测量结果——课程兴趣——相对即时，但反映更广泛职业探索与自我概念发展过程。前职业身份与SLE兴趣的关联表明职业自我概念可能在本科早期已活跃，并可能影响学生参与公民或应用学习机会的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参与此类课程的模式可能强化或扩展学生职业轨迹，尤其在公民与职业目标常被视为不一致的商科等领域。
这些发现也说明为何该部门而不仅是教育者应关心谁修读这些课程。非营利组织严重依赖常短缺的财务与管理技能，而这些技能正是样本学生所读商科学位的核心内容。由于吸引这些学生接触非营利面向服务学习的是其前职业身份与利他价值观而非志愿身份，最有效吸引他们参与该部门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其职业抱负而非诉诸志愿服务。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在单一荷兰商学院进行，发现依赖特定操作化，尤其课程描述反映一种SLE（社区服务学习），每门均有社区伙伴与特定商业技能。未来工作可检验更密集方法（如持续项目层面信息传递、嵌入课程材料与教师沟通而非仅描述的身份相关框定，或可行时等效框定）是否产生更强调节效应。结果测量反映陈述兴趣而非注册行为，鉴于意图与行动间 documented 差距（Sheeran, 2002），观察到的关系在学生面对实际注册决定时可能更强或结构不同；使用课程注册等行为结果复制将有帮助。尽管如此，研究为实证检验和扩展服务学习研究近期理论框架提供第一步，未来工作可在更多样教育环境与替代操作化中推进。
结论翻译：本研究揭示学生对SLEs兴趣与既有身份之间的互动。通过实证检验McDougle and Li（2023）提出的模型，研究人员识别出利他价值观与前职业身份与学生SLE兴趣相关，而志愿身份未成为强预测变量。值得注意的是，前职业身份在本研究商科学生群体中是显著因素，表明课程内容与职业抱负的对齐可能驱动注册决策。研究还探索框定效应增强学生SLE兴趣的潜力，但结果未提供证据表明身份对齐框定显著影响兴趣。这一发现促使重新评估SLEs如何呈现给学生，并表明清晰、信息性课程描述可能比定制框定努力更有效。未来研究可通过考察跨学科情境与不同SLE模式的更广泛身份来扩展本研究范围。理解学生身份与各类SLE兴趣的联系将使教育者更有效设计和推广SLEs，确保其迎合广泛学生身份谱系并有效促进公民与职业发展。研究发现强调在高等教育服务学习项目开发与实施中考虑身份与情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