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Eating Disorders Review》：Does Negative Affec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triction and Binge Eating? A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y in Women With Binge-Spectrum Eating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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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饮食限制/节制可纵向预测暴食，但瞬时层面的关系结果不一。本研究检验暴食的限制—情绪调节联合模型，考察当负性情绪（NA）未被限制进食充分调节时，限制进食是否导致暴食。方法：101名符合暴食谱系进食障碍诊断标准的女性（神经性贪食症[BN]、暴食障碍[BED]
背景：饮食限制/节制可纵向预测暴食，但瞬时层面的关系结果不一。本研究检验暴食的限制—情绪调节联合模型，考察当负性情绪（NA）未被限制进食充分调节时，限制进食是否导致暴食。方法：101名符合暴食谱系进食障碍诊断标准的女性（神经性贪食症[BN]、暴食障碍[BED]、神经性厌食症暴食/清除型[AN-B/P]）完成为期14天的生态瞬时评估（EMA）。被试每日5次报告负性情绪与跳餐情况，并在进食或暴食后报告限制摄入情况。研究采用中介模型评估瞬时负性情绪是否中介限制进食与随后暴食之间的关系。结果：跳餐通过负性情绪升高对随后暴食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而单餐/加餐时的限制摄入则无此效应。探索性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发现，该间接效应在BED中显著，而在BN与AN-B/P中不显著。讨论：跳餐（而非单餐/加餐时的限制摄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预测随后的暴食，且有部分证据表明该现象仅见于BED。未来研究应考察瞬时限制进食预测暴食的具体条件与人群。研究结果强调在暴食治疗中纳入情绪调节技能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暴食（即摄入客观大量食物并伴失控感）是暴食谱系进食障碍（ED）的跨诊断症状，包括神经性贪食症（BN）、暴食障碍（BED）与神经性厌食症暴食/清除型（AN-B/P）。此类障碍患病率高、共病负担重，而当前一线治疗——增强版认知行为治疗（CBT-E）仅对约50%患者有效，因此厘清暴食的维持机制对改进干预至关重要。限制模型认为，饮食节制和/或限制进食因生理与认知剥夺而增加暴食风险，并形成"限制—暴食"循环；纵向研究支持节制与禁食可预测暴食发生，但生态瞬时评估（EMA，即一日多次、连续多日的实时评估）所揭示的瞬时与每日层面关系结果混杂：部分研究发现热量限制预测同日及次日暴食，也有研究发现各类实际限制进食均未预测失控进食，或节制而非限制才是更强预测因素及调节因素。另一广受支持的是情绪调节模型，认为进食障碍行为用于调节情绪，EMA研究一致显示负性情绪（NA）先于并预测暴食，且暴食后数小时负性情绪下降。然而，关于限制进食是否同样具有调节负性情绪的功能，研究较少且结果不一：有研究发现禁食20小时内负性情绪线性下降，也有研究发现内疚在限制进食前升高、之后下降，跳餐预测正性情绪升高而非负性情绪下降，以及限制进食后负性情绪反而升高。综上，瞬时负性情绪变化与限制进食的关系尚不明确；结合限制理论，一种替代解释是限制进食调节负性情绪的效力不及暴食，因而未能获得情绪缓解的个体转向暴食。该限制—情绪调节联合模型或可解释既往EMA研究中不一致的限制—暴食关系，即二者可能仅在限制后负性情绪升高的情境下相关。基于此，研究人员采用多水平中介框架，在暴食谱系ED女性跨诊断样本中考察限制进食、负性情绪与暴食的个体内关系，假设限制进食（跳餐与单餐/加餐时限制总量）通过限制后负性情绪升高导致随后暴食，并探索性检验诊断是否调节上述路径及间接效应。
研究方法概述：研究为一项EMA研究的子样本，数据收集于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参与者经网络广告招募自加拿大，先完成在线筛查（含进食障碍诊断量表DSM-5版），再接受临床访谈（改良版进食障碍检查[EDE]，约20%访谈由独立评定者编码，各诊断评分者间信度κ=0.72–1.00）。合格者通过SurveySignal平台注册智能手机，连续14天每日接受5次信号触发调查，并在每次进食或加餐时完成事件触发调查；负性情绪采用正负性情绪量表扩展版（PANAS-X）的悲伤、恐惧、敌意、内疚分量表评估，跳餐与限制进食均为是/否题项，暴食依据"进食异常大量食物"及两项失控评分（>30/100）判定。统计分析采用R软件，将预测变量分解为个体内与个体间成分，以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配合对数链接估计路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经20000组蒙特卡洛模拟计算，并以1000次非参数自助法比较各诊断间间接效应差异。
研究结果：（1）描述性统计：被试完成7070次可用信号触发调查中的5534次（依从率78.3%），完成3444次事件触发调查；共报告跳餐1216次、限制进食736次、暴食534次，负性情绪评定5516次。个体内层面，暴食时点周围负性情绪更高，跳餐与单餐/加餐限制摄入呈显著正相关；个体间层面，平均负性情绪较高者跳餐、限制进食与暴食频率均更高。（2）中介分析：个体内层面，自上轮调查以来的跳餐显著预测瞬时负性情绪升高，负性情绪升高预测随后暴食可能性增加；跳餐对暴食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控制负性情绪后跳餐预测更低的暴食可能性），总效应亦显著为负（b=?0.39，p=0.03）；经负性情绪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估计值=0.08，95%CI=[0.02,0.14]）。单餐/加餐限制摄入与负性情绪关系不显著，其直接效应、总效应（b=0.004，p=0.98）与间接效应（估计值=0.01，95%CI=[?0.05,0.07]）均不显著。（3）探索性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诊断未调节跳餐与负性情绪（χ2(2)=1.56，p=0.46）及跳餐与暴食的直接关系（χ2(2)=0.32，p=0.85）；跳餐经负性情绪的间接效应在BED显著（估计值=0.13，95%CI=[0.01,0.26]），在BN（0.06，[?0.02,0.15]）与AN-B/P（0.04，[?0.13,0.22]）不显著，但自助法比较未达显著，可能受各组样本量小所限。诊断亦未调节单餐/加餐限制摄入与负性情绪（χ2(2)=5.36，p=0.07）及与暴食的直接关系（χ2(2)=0.08，p=0.96），其间接效应在各组均不显著，自助法比较显示诊断不调节该间接效应。
讨论与结论：研究部分支持假设：跳餐而非单餐/加餐限制摄入通过负性情绪升高与随后暴食可能性增加相关，且跳餐在控制或不控制负性情绪时均预测更低的暴食可能性；提示限制进食仅在跳餐后负性情绪升高时增加暴食风险。与既往四项EMA研究相比，本研究结果因限制定义不同而异，跳餐结果可能反映：对跳餐后负性情绪升高者或时段，暴食更可能发生，而无情绪变化的跳餐则与未来暴食负相关。诊断调节未获统计支持，可能因各组样本量小；未来应关注个体对跳餐的情绪反应差异而非仅诊断类别。负性情绪升高一致预测随后暴食，且独立于限制进食，支持暴食的跨诊断情绪调节过程。评估时距亦重要：情绪反应较即时，限制的影响可能累积于日水平，跳餐与暴食的短期关系或不能完全代表长期影响；研究已控制调查间隔时间，间隔越长关系越弱。研究优势包括EMA的生态效度、两种限制定义的比较及跨诊断样本；局限包括样本以北美白人女性为主、AN-B/P组样本小（n=18）、依赖自我报告及部分基线有暴食者评估期内未发生暴食（n=19）。临床方面，规律进食虽是ED治疗的有效成分，但同样需强调情绪调节策略；CBT-E分别处理限制进食与负性情绪而未针对二者交互，本研究提示跳餐与负性情绪经同一中介路径导致暴食，支持在跳餐后引入情绪调节技能以帮助个体维持规律进食而非以暴食调节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