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US–China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asoning, Visual Atten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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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外显差异十分显著，其中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是突出的对照组合。大量文献描述了认知的跨文化变异，但相对较少研究探讨这种变异的发育起源，且已报告的发现通常未获重复验证。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和中国共240名3–12岁儿童构成的横断样本，重复验证四项关于儿童关系
文化之间的外显差异十分显著，其中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是突出的对照组合。大量文献描述了认知的跨文化变异，但相对较少研究探讨这种变异的发育起源，且已报告的发现通常未获重复验证。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和中国共240名3–12岁儿童构成的横断样本，重复验证四项关于儿童关系推理、图片描述、因果归因与独特性偏好（uniqueness preference）的跨文化差异的著名发现，以填补这一实证空白。研究人员观察到图片描述、因果归因与独特性偏好上的跨文化差异，但独特性偏好的结果方向与预测方向相反。各任务的表现遵循不同的发育轨迹，但未观察到年龄与文化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人员也未观察到任务间表现的强关联，或任务表现与一系列人口学因素之间的强关联。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提示，现有的发育测量工具可能不够精确，不足以支持关于跨文化认知差异的强机制性推断。
研究背景与问题
西方与东亚文化（尤其是美国与中国）是跨文化认知比较的核心对象，已有文献报告二者在自我概念、价值观、偏好、社会认知、相似性判断、关系推理、语言学习、执行功能与视觉注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该领域存在若干问题：其一，多数研究聚焦成人，跨文化差异的发育起源研究相对不足，且已报告的发育期发现通常未获重复验证；其二，国家层面文化构念（如集体主义）与个体层面任务行为之间的映射困难，Na等（2010）在10项独立/互依社会取向与10项分析/整体认知风格测量中未发现一致的个体差异证据，提示群体层面差异可能更多源于文化特异性规范而非稳定个体特质；其三，既有研究常采用不同文化配对、多样方法与较小样本，难以判断差异的稳健性，Cao、Carstensen、Gao与Frank（2024）对12项报告存在文化差异的任务进行在线重复，仅5项在预测方向上获得稳健差异；其四，发育研究中的可重复性问题可能更严重，且既往研究多聚焦单一任务，缺乏多领域并行测量以考察发育级联中的交互。
基于此，研究人员招募美国与中国3–12岁儿童各120名（分3–6、7–9、10–12岁三个年龄段各40名），选取四项任务分别对应关系推理（模糊因果关系匹配样本任务，ambiguous cRMTS）、注意（图片自由描述）、社会认知（因果归因、独特性偏好），旨在重复验证既有差异并刻画其发育轨迹，同时检验文化认知的理论一致性：若文化差异反映统一的情境敏感性转向，则四项任务应表现出相关的个体差异与协同的发育轨迹；若文化效应为领域特异或碎片化，则任务间关系与轨迹可能微弱或缺失。
关键技术方法
采用横断便利样本，通过家长滚雪球抽样，以美国与中国大型大学为种子，辅以实验室数据库（美国）、社交媒体（中国）与小学（中国）招募，共240名3–12岁儿童，每国120名、每个年龄段40名；按预注册排除海外居住超6个月者（美国3名、中国4名），语言能力排除标准因中国样本排除比例超20%而未适用；最终美国样本108名（54男54女）、中国样本117名（75男、41女、1名未报告）。实验经视频通话由实验者引导，通过共享网页呈现刺激，美国以英语、中国由母语者以普通话施测，书面与口头指令并行，任务顺序随机（独特性偏好任务固定最后），全程约20分钟；家长填写家庭人口学问卷。分析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并遵循最大随机效应结构，不收敛时按实验室标准剪枝随机斜率再剪枝随机截距；另以置换法分半信度（5,000次随机分半，Spearman–Brown校正）评估多试次任务信度。
研究结果
3.1 预注册分析
3.1.1 关系偏好：以逻辑混合效应模型预测选择，国家、年龄（月，标准化）及其交互为固定效应，未发现年龄或国家对反应偏向的影响（美国M=0.38；中国M=0.41）；对首试次选择的模型亦无效应（美国M=0.34；中国M=0.33）。探索性分析以年龄二次多项式拟合首试次反应，发现美国组呈二次趋势（z=1.71，p=0.09）而中国组不然，呈定性差异。
3.1.2 图片自由描述：以混合效应逻辑回归预测首个提及项（焦点或背景），国家、年龄及交互为固定效应，含被试与试次随机截距及国家按试次随机斜率；模型不收敛后剪枝按试次随机斜率。结果发现国家主效应符合预测方向，美国儿童更多首提焦点（美国M=0.86；中国M=0.81；z=2.06，p=0.04）。全描述分析以泊松回归预测对场景各部分的提及次数，描述类型、国家、年龄交互为固定效应；模型不收敛并剪枝按试次随机斜率后，所有主效应与两向交互显著（均p<0.05），模式与首提分析一致；加入年龄二次项的探索模型未显示不同模式。进一步将提及对象分为焦点、非焦点与背景，泊松回归显示美国儿童总体提及物体更多（z=2.10，p=0.04），但提及焦点物体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中国儿童（p<0.05），背景物体提及无显著文化差异；年龄与提及更多物体正相关（z=9.86，p<0.01）。
3.1.3 因果归因：以混合效应泊松回归预测情境归因数量，国家、年龄及交互为固定效应；模型不收敛后逐步剪枝至仅含固定效应与被试随机截距。发现国家主效应（美国M=0.58；中国M=0.82；z=?2.37，p=0.02）与年龄主效应（z=2.19，p=0.03），即美国儿童情境归因少于中国同龄人，且两国情境归因均随年龄增加；年龄二次项探索模型未显示不同模式。
3.1.4 独特性偏好：以逻辑回归预测选择独特或非独特贴纸，国家、年龄及交互为固定效应，发现国家显著效应，中国儿童更可能选择独特贴纸（美国M=0.61；中国M=0.76；z=?2.42，p=0.02），该结果与既往以美国成人更偏好独特对象的发现相反，也与研究人员在成人相同任务中未观察到国别差异的结果相反；年龄二次项探索模型未显示不同模式。
3.1.5 阶段性小结：四项任务呈现重复与偏离的混合模式。重复既往工作的是，美国与中国儿童在视觉注意与因果归因上可靠不同：美国儿童描述场景时更关注焦点物体，情境归因少于中国同龄人。关系偏好任务未发现文化差异；独特性偏好任务的文化模式与既往研究相反，中国儿童表现出更强的独特性偏好。
3.2 探索性分析
3.2.1 信度评估：图片自由描述信度为美国0.67［0.55, 0.77］、中国0.69［0.60, 0.77］；模糊cRMTS信度为美国0.93［0.89, 0.96］、中国0.87［0.82, 0.91］，跨文化较为稳定，与成人估计基本一致；两任务均为可靠的个体差异测量，模糊cRMTS信度尤高。
3.2.2 任务间关系：以首提焦点比例、关系选择比例与情境解释数量计算任务得分，剔除任一任务缺失者后考察个体内相关，发现两文化组任务间相关均有限，最大绝对相关为?.30（中国样本图片自由描述与因果归因之间，焦点物体提及与情境归因负相关）；尽管样本量与任务信度原则上足以检出关联，任务间关联总体微弱，提示跨文化认知差异并非由单一潜在因素驱动，而更可能在各认知过程中独立涌现。
3.2.3 任务关系随年龄的变化：以年龄与各认知测量交互预测模糊cRMTS得分，两文化组均无显著交互；唯一显著效应为美国组在含图片自由描述模型中年龄的主效应（z=2.14，p=0.04）；含全部任务测量与年龄交互的多元回归中，唯一显著发现仍为美国组年龄主效应（z=2.26，p=0.03），无证据表明年龄调节RMTS与其他测量的关系；总体而言，美国参与者物体偏好随年龄增加，但未与其他任务表现系统关联。
3.2.4 人口学变异：参照Cao等（2024）做法，将各任务结果建模为个体人口学预测变量及其与文化情境交互的函数，预测变量包括屏幕经验问卷均分、是否海外居住、国际经历数量、第一语言是否与测试语言一致、是否出生于对应文化群体国家、当前是否居住该国、是否单语、是否会说非测试语言、母亲教育水平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经Bonferroni校正后无预测变量显著，人口学变量与屏幕经验均未与任务表现显著关联。
3.2.5 语言熟练度的影响：因英语熟练的中国参与者超过20%而未排除，探索性回归显示仅言语熟练度对图片自由描述有显著效应，熟练度越高首提焦点比例越低（z=?2.41，p=0.02），与"英语熟练度越高越接近美国焦点首提倾向"的预测相反。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逐任务解读。关系推理差异未获重复：既往报告3–4岁美国儿童偏好物体解、中国儿童偏好关系解，而本研究未在最小年龄段观察到跨文化差异，但4岁以下样本稀疏（美国7名、中国12名）限制检出能力；观察到的轨迹为两国关系解偏好均增至约9岁后回落至成人的无偏向模式。其余三项任务存在跨文化差异，但难以确定差异出现的时间点：图片自由描述中两国儿童在整个童年早中期均倾向首提焦点，美国儿童更强，但效应量从未接近成人水平（成人标准化均差1.57，儿童0.37），文化差异随年龄数值上更明显但交互不显著。因果归因与独特性偏好的文化差异在样本中部最明显，交互均不显著；因果归因的数值差异在8–9岁达峰，美国儿童个人归因最多，中国儿童情境归因保持稳定；作者建议需通过增加情境故事数量提升任务个体层面精度。独特性偏好的反向结果被解释为儿童可能将任务理解为合作情境：因实验者控制光标并"猜测"所选贴纸，选择独特贴纸最易沟通，可缩短猜测游戏，许多学龄儿童（尤其中国儿童）在猜测阶段前或期间主动说出所选颜色；因此该任务表现可能反映合作情境下受文化规范影响的行为而非独特性或和谐偏好，此解释为推测性，若成立则应在非交流情境中消失。
关于跨文化发育测量，作者指出既有解释主要有认知风格（整体/分析）与社会取向（互依/独立）两种；任务间无显著相关或预测关系，对强版本的整体—分析统一取向解释构成实质挑战，提示文化差异并非源于单一认知风格而为任务或领域特异，但也可能与测量性质导致无法检出关联有关，故需进一步测量开发。研究局限包括：年龄跨度大导致各年龄段估计不精确、部分任务试次少限制个体测量精度与任务间可检出相关的上限、抽样将美中视为相对单一文化而忽视文化内变异。作者强调测量对于理解发育期跨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各任务各有发育轨迹，文化比较须基于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差异快照，并须先确认任务在年龄、性别与其他社会人口学因素上的稳定性，方可推断群体差异。
结论部分译文：跨文化变异发育研究的前景在于，它可能揭示更广泛文化差异得以涌现的社会化机制。本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工作的必要性：研究人员发现童年期的跨文化差异一致地小于成人所报告的差异且更具变异性（如Cao等，2024）。这提示成人研究仅捕捉到文化濡化的稳定终点，而理解这些认知差异逐渐且往往嘈杂地累积的过程需要发育研究。例如，显示具体发育分化点的测量可能为推理、社会认知或知觉中文化差异的起源提供线索。然而，要实现这一前景需满足若干前提。第一，发育任务需产生可靠的、与成人观察结果收敛的文化差异：研究人员在图片自由描述与因果归因两项任务中看到了这一模式的初步证据（参见Cao等，2024）。第二，需理解这些测量与可能被假设存在跨文化变异的潜在构念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些任务是否标示沿文化梯度（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一般变异？本研究与既往重复研究均给出反对证据，因为这些任务彼此不相关，也不与文化内变异的其他来源（如人口学变异或语言经验）相关，尽管它们总体上（至少对图片自由描述任务而言）是可靠的变异指标。因此，要实现跨文化发育研究的前景，未来工作需开发能更好标示文化变异的任务与理论。尽管研究文化变异存在挑战，作者希望如本研究这样一致、更大规模的发育工作能为跨文化发育科学奠定稳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