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Can New Industrial Land-Use Policy Drive Urban Digital–Green Synergistic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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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用地约束趋紧与“双碳”目标叠加的背景下，工业空间供给质量既制约数字产业扩张，也塑造绿色转型节奏。新型工业用地政策（NILUP）是一项从工业空间供给规则入手的制度改革。本研究将各城市分批交错发布NILUP文件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4年地级市面
在建设用地约束趋紧与“双碳”目标叠加的背景下，工业空间供给质量既制约数字产业扩张，也塑造绿色转型节奏。新型工业用地政策（NILUP）是一项从工业空间供给规则入手的制度改革。本研究将各城市分批交错发布NILUP文件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事件研究法、异质性稳健估计、双重机器学习及空间计量方法，识别NILUP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DGT）的影响；DGT由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的复合指数测度。在平行趋势与无不可观测时变混杂的识别假设下，结果显示NILUP使城市DGT显著提高0.0122，且在更换估计量、调整样本与改变指数构建方式后系数仍为正。该改善源于数字与绿色两个子系统水平的共同上升，而非二者耦合程度的收紧，因为耦合度并未显著提高。此外，NILUP提升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提高了基于引力模型的要素吸引力指数，这与要素吸引相一致，但并非要素实际流入的直接证据。按城市类型划分，NILUP的促进效应在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大规模城市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在政策交互方面，NILUP与“宽带中国”及新型城镇化协同实施时，DGT改善更为明显，尽管新型城镇化交互效应仅由15个城市识别，属探索性结果。在所考察的各空间设定下，未发现对邻近城市DGT存在稳定溢出的证据，且在控制空间暴露后本地效应依然稳健。研究结论表明，重构工业土地供给规则可为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空间支撑；同时可考虑在产业准入与绩效监管中同步嵌入绿色约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城市建设用地约束趋紧与“双碳”目标叠加，使工业空间供给质量成为制约数字产业扩张、塑造绿色转型节奏的关键变量。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测算，2022年工业用地占全国城市建设用地19.2%，2009年为22.3%，近五分之一的城市建设用地为工业用地，其供给规则直接关系数字产业能否在城市落地。同时，2020年城市地区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67%—72%，"双碳"约束要求城市工业空间在扩大数字供给能力的同时控制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2026年9月，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实施计划（2026—2030）》，将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界定为"以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驱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其任务大多以城市工业空间为载体。
传统工业土地供给模式存在三重制度缺陷：一是低门槛准入，低附加值制造业长期占用有限工业用地，高技术产业因难以承担商服地价而被挤出；二是单一功能管制，研发、中试、生产、专业服务被分割于不同地类，难以容纳数字产业对混合功能与灵活期限租赁的需求；三是低强度粗放开发，低容积率与地面蔓延限制了单位土地承载的产业活动。上述缺陷导致城市数字产业空间供给不足与绿色转型滞后并存。已有NILUP研究多聚焦创新产出（如城市层面专利企业数量、企业层面绿色技术创新），或停留于个案与实施过程层面，尚未考察NILUP对DGT的综合影响；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研究多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开放、低碳试点为解释变量，工业空间制度安排鲜有关注；政策效应边界方面，也缺乏NILUP与其他城市政策并行实施时效应及对邻近城市影响的系统检验。本研究核心问题是：作为工业空间供给的制度重构，NILUP能否同时推动城市数字化与绿色化。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各城市首次正式发布NILUP文件的年份构成交错处理结构，样本为2009—2024年278个地级市，基准估计样本4380个观测值，含39个处理城市、处理期217个观测值。因变量DGT由数字化（U1）与绿色化（U2）两个子系统共13个二级指标构成，采用熵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合成，指标体系中不含发明专利以避免与既有创新效应研究概念重叠。基准模型在控制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之外，加入各城市初始DGT水平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研究发现：NILUP使城市DGT显著提高0.0122，相当于样本均值0.5279的2.3%、标准差0.0992的12.3%；分维度看，数字化子系统与绿色化子系统系数分别为0.0215与0.0260，协调指数T系数为0.0285，而耦合度C系数为?0.0064且不显著，说明DGT提升源于两个子系统水平的共同上升而非匹配度改善。机制上，NILUP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并提高基于引力模型的要素吸引力指数；异质性上，效应在省会与副省级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更强；政策交互上，与"宽带中国"、新型城镇化协同实施时DGT改善更明显（后者仅由15个城市识别，属探索性）；空间上未发现对邻近城市DGT的稳定溢出。研究意义在于：重构工业土地供给规则可为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空间支撑，并提示在产业准入与绩效监管中同步嵌入绿色约束。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识别政策平均效应，以事件研究法检验动态效应与平行趋势；采用Goodman-Bacon分解诊断交错处理偏误，并以Sun–Abraham交互加权估计量、Callaway–Sant'Anna多期DID估计量与did2s两阶段估计量进行异质性稳健估计；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ML）以随机森林、梯度提升树与Lasso灵活拟合控制变量并经交叉拟合避免过拟合偏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构建可比对照组，并运用Rambachan–Roth相对幅度法评估平行趋势偏离的敏感性、遗漏变量敏感性分析；空间溢出采用距离环估计与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X模型检验。样本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地级市数字产业集聚数据库、工商登记信息、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卫星遥感PM2.5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
四、研究结果
（一）平行趋势检验。 全样本事件研究中政策前TWFE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联合检验p值为0.406（TWFE）与0.302（Sun–Abraham），均不拒绝政策前系数联合为零的原假设；政策后系数由当期0.0026升至k≥+5的0.0154，效应初期较小并逐步累积。但分批次检验显示，2011—2016、2020、2021三个批次（含39个处理城市中的25个）的联合检验拒绝原假设，平行趋势不能视为在各批次普遍成立。相对幅度法显示政策后六期平均效应为0.0087，90%置信区间[0.0010, 0.0164]，当政策后趋势偏离超过最大政策前变动的约6%（breakdown值0.058）时置信区间包含零；剔除三个未通过检验批次后，14个处理城市的NILUP系数为0.0173，在10%水平显著。
（二）基准分析。 随控制变量逐步增加，NILUP系数在0.0122—0.0148之间，均在5%水平显著，全控制模型系数为0.0122。分维度结果支持H1，即DGT提升体现为数字与绿色子系统的共同改善。
（三）稳健性与敏感性分析。 Goodman-Bacon分解显示TWFE估计主要来自处理组与从未处理城市的比较（权重95.7%，加权效应0.0050），以已处理城市为对照的比较权重仅1.7%，交错处理偏误有限。九种设定下NILUP系数介于0.0079—0.0183，均为正且在10%水平或更优显著；采用半年规则与分级权重编码、控制七项同期政策、剔除2020—2022年后系数分别为0.0130、0.0105、0.0135；did2s估计为0.0150，Sun–Abraham与Callaway–Sant'Anna估计分别为0.0079与0.0099；分别剔除2011—2016、2020、2021批次后系数为0.0113、0.0120、0.0183。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围绕机制与边界展开：土地利用效率渠道通过紧凑集约利用、网络规模效应与要素再配置三重机制作用于DGT，NILUP以强制高容积率、存量再开发激励与绩效监管提升效率；要素流入渠道通过隐性知识传播、数字技能互补与专业服务及资本合作发挥作用，NILUP以产业密度信号、区位与功能便利性及技术需求持续扩张吸引外部要素。异质性源于城市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吸纳能力差异；空间上制度扩散与知识网络可能产生正向溢出，要素竞争则可能产生反向虹吸，二者净效应随距离调整，故设H4a与H4b竞争性假设，实证未发现稳定溢出。研究结论为：重构工业土地供给规则能够为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空间支撑，同时可考虑在产业准入与绩效监管中同步嵌入绿色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