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and Politics》：Business responses to geopolitics: European firms’ divestment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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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驱动欧洲企业从中国撤资？在经济民族主义加剧与贸易和投资政策地缘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的背景下，除零散的轶事性证据外，研究人员对于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欧洲企业从全球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离岸地点撤出的决策知之甚少
哪些因素驱动欧洲企业从中国撤资？在经济民族主义加剧与贸易和投资政策地缘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的背景下，除零散的轶事性证据外，研究人员对于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欧洲企业从全球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离岸地点撤出的决策知之甚少。本研究依托一个覆盖13年（2009—2022年）的欧洲企业在中国所有权状况的新颖数据库，评估地缘政治距离（geopolitical distance）、政策激励与反全球化态度对欧洲企业选择从中国撤资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了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两个层次的分析。企业层面分析表明，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距离以及反全球化情绪（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均是欧洲企业从中国撤资的驱动因素。行业层面分析显示，地缘政治距离与反全球化情绪同撤资相关联，且反全球化情绪在与政策工具交互时具有额外效应。这些效应是条件性的且异质的，而非表明欧洲企业普遍性地从中国撤退：样本中多数企业维持其所有权地位，撤资仍属例外情形。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进程，即地缘政治考量相对于其他政治与经济考量，在塑造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于全球经济场域中形成偏好与追求目标方面日益重要。贸易、外国投资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组织等传统上主要由经济效率考量主导的活动，正日益通过战略竞争、国家安全与经济主权的视角被解读与治理。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担忧上升，以及全球碎片化生产网络中脆弱性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企业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所处的环境。企业在这一演变中的地缘政治化格局中占据关键位置：尽管政府发起了许多与地缘政治化相关的政策，但全球价值链是否以及如何最终被重构，关键取决于企业对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回应。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口。其一，尽管企业日益报告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加剧，且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影响企业的采购策略，但关于广泛搬迁或从中国撤资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其二，更根本的是，现有研究很少处理观察等价性（observational equivalence）问题：企业投资决策可能不仅反映对地缘政治紧张的回应，还可能反映政府政策干预、与国内反全球化反弹相关的声誉压力，或其他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相似的结果——如企业减少在中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份额——可能反映对地缘政治紧张的回应、政府政策干预、国内政治反弹产生的声誉压力，或上述因素的组合。若不区分这些竞争性机制，便难以确定观察到的企业国际投资策略变化是否应真正被解读为地缘政治化的后果。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欧洲企业，原因有三：第一，欧洲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占据关键位置，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节点之一；第二，欧盟已成为近期地缘经济转向的主要实验场之一，但关于欧洲企业自身是否已调整其国际投资策略以回应这些发展，所知甚少；第三，现有关于企业对地缘政治碎片化回应的证据主要集中于美国，考察欧洲企业为评估现有发现的更广泛普适性提供了重要机会。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一个覆盖2009至2022年间欧洲企业与其中国子公司所有权关系的新颖企业层面数据集，考察欧洲企业是否减少其在中国的所有权敞口，并区分地缘政治化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三种政治机制：第一，企业是否直接对地缘政治紧张作出回应，以企业母国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距离的增加来操作化；第二，政府政策工具——包括鼓励搬迁的激励（"胡萝卜"）与增加在华运营成本的监管（"大棒"）——是否独立塑造企业投资决策；第三，国内反全球化反弹是否产生声誉压力，同样促使企业减少在中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份额。通过联合考察这些机制，本研究的实证策略明确设计以处理迄今限制地缘政治化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关系实证研究的观察等价性问题。
总体而言，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欧洲企业普遍性地从中国撤出。相反，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均显现出来。在企业层面，更大的地缘政治距离与更强的反全球化情绪与在中国子公司中较低的所有权份额相关联。在行业层面，地缘政治紧张与公众态度主要通过其与政府政策工具的交互发挥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企业对地缘政治化的回应既非统一的，也非由单一政治机制驱动的；相反，地缘政治紧张、公众舆论与政府政策共同塑造企业投资决策。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地缘政治化如何转化为可观察企业行为变化的首批系统性微观层面证据之一。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两个层次的分析。企业—伙伴—年层面以欧盟母公司、中国子公司与年份为观测单位，初始关注变量为欧盟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所有权百分比；行业层面以企业NACE代码前两位定义的行业、国家与年份为观测单位，对给定国家、行业与年份内所有企业的中国子公司所有权取平均值。因变量均领先一年以规避 simultaneity 与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分数逻辑斯蒂模型（fractional logit model）估计，以处理所有权比例在100%附近聚集的分布特征，并纳入国家层面固定效应，在企业或行业层面聚类标准误。样本最终覆盖11个欧洲国家2009—2022年间18,915个企业—年观测与2,263个行业层面观测，数据来源于作者基于Bureau van Dijk的ORBIS数据库构建的企业层面所有权数据集。
**研究结果**
*地缘政治距离与反全球化情绪的企业层面效应*：企业层面分数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地缘政治距离（H1）与反全球化情绪（H3）在第一与第三模型中均呈现一致效应，两者的估计主效应均为负，表明距离与公众舆论与在华投资水平较低相关联。在包含所有交互项的模型中，当地缘政治距离低于约0.40时反全球化情绪的简单边际效应为负，高于该值则为正；当反全球化情绪低于约0.44时地缘政治距离的边际效应为负，高于该值则为正。由于两个变量的密度大部分位于这些阈值以下，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各变量的边际效应为负。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交互项为正，提示地缘政治距离与反全球化情绪可能作为部分可替代的风险信号发挥作用。
*政策工具的企业层面效应*：在纳入交互项后，"胡萝卜"与"大棒"均未呈现显著主效应，与之相关的唯一显著交互为企业层面地缘政治距离与欧盟"胡萝卜"数量之间的交互。中国政策工具在企业层面模型中亦无显著效应，且不改变其他变量与所有权之间的估计关系。企业层面边际效应图显示，在反全球化情绪与政策工具数量相对较低时（分别约为0.35与三项"胡萝卜"），更大的对华地缘政治距离与在华所有权减少相关联；高于这些值时则无显著效应。
*行业层面结果*：行业层面结果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基准模型中，地缘政治距离、反全球化情绪与"大棒"均呈现效应；在交互模型中，仅反全球化情绪与"胡萝卜"的交互显著。此外，尽管中国政策在企业层面不影响所有权，但在行业层面呈现一致的正向显著关系。Wald检验表明，与企业层面不同，行业层面交互项并未改善模型；五折交叉验证的均方根误差计算亦表明如此。因此基准模型为优选版本，为H1与H3提供一定支持，但与H2b直接相悖。行业层面边际效应图显示，反全球化情绪的影响始终为负，其与"胡萝卜"的交互虽亦为负，但幅度增加有限；"胡萝卜"在约42%的观测中无效应，但当反全球化情绪高于约0.33时呈现负效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明确地缘政治化重塑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微观因果路径之一，直接贡献于本特刊的研究议程。现有学术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通过分析政府的贸易、投资与产业政策来考察地缘政治化，而本研究考察欧洲企业是否实际将这些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发展转化为其国际生产网络的可观察调整。通过区分地缘政治紧张、政府政策干预与国内反全球化反弹，研究揭示了一条连接宏观地缘政治化过程与企业行为的关键因果路径。
研究结论强调了两项重要意涵。第一，企业层面分析中地缘政治距离与反全球化情绪之间的正向交互项表明，这些压力并非以简单相加方式运作。一种可能的解读是，地缘政治与社会压力作为部分可替代的风险信号发挥作用：当企业已感知到与中国的重大地缘政治裂痕时，额外的公众对全球化的怀疑可能提供关于维持离岸业务合意性的有限新信息；反之，当反全球化情绪在国内已高度显著时，地缘政治距离的进一步增加对企业战略考量的边际效应可能递减。第二种可能的解读涉及企业对政治不确定性回应的阈值效应：企业可能并非持续地根据地缘政治或社会压力的增量变化重新校准投资头寸，而是在感知风险超过某一显著阈值后才作出回应。总体而言，这些解读表明企业对地缘政治化的回应可能比现有经济去风险论述通常假设的更为条件性、非线性与策略性选择。
第二，研究发现指向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分析之间的差异。尽管个别企业似乎并不系统性地对政策激励作出撤资回应，但这些激励在行业层面似乎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一种可能的解读是，企业层面投资决策受制于大量沉没成本、长投资期限与深度嵌入的生产网络，难以轻易因短期政策变化而重组；相比之下，行业——企业共享供应商网络、技术标准与竞争压力——可能更集体性地适应政策环境，表明即使个别企业单独看起来反应较弱，干预措施仍可重塑广泛的行业投资模式。
研究结论指出，企业对地缘政治化的回应既非统一也非纯粹相加。地缘政治紧张、政策干预与国内政治压力并非产生直截了当的经济脱钩，而是通过复杂的多层次过程重塑企业投资策略。在企业层面，投资决策反映对地缘政治与社会风险信号的条件性、非线性回应；在行业层面，这些效应则更为直接。研究亦坦承若干局限：所有权变化测度无法区分某一减少反映的是回流、向第三国搬迁，还是通过新的少数合作伙伴进行重组；中国外资投资制度在此期间的变化（包括部分行业合资要求的逐步放宽）可能以数据无法完全厘清的方式塑造了所观察到的所有权模式；估计窗口止于2022年，数据可得性限制使分析无法延伸至更近年份；反全球化情绪与政策工具的测度亦存在类似约束——Eurobarometer系列必然由措辞异质的调查项目汇编而成，而非单一一致问题，且"胡萝卜"与"大棒"指标为二元变量，捕捉的是政策的存在而非其强度或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