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ance Use & Misuse》：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Time and Nicotine Experimentation in Early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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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可能影响青少年早期的尼古丁尝试，但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作用尚缺乏充分研究。目的：检验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并量化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效
背景：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可能影响青少年早期的尼古丁尝试，但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作用尚缺乏充分研究。目的：检验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并量化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效应。方法：利用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数据，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评估第2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与第4年尼古丁尝试之间的关联，并调整社会人口学与心理健康协变量、第2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及正向吸烟预期。结果：在8，293名美国青少年早期样本（平均年龄12.0岁）中，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可预测更高的尼古丁尝试（系数[B]=0.42，95%置信区间[CI]：0.30–0.54，p<0.001）。第2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预测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越严重（B=0.07，95%CI：0.05–0.09，p<0.001）。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中介了该关联的25.2%（95%CI：9.1%–41.3%，p=0.002）。家庭收入调节了该关联，在高收入青少年中间接关联更强。结论：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联系，提示了潜在的预防干预靶点。
研究背景：尼古丁尝试（包括 cigarettes、e-cigarettes及无烟烟草等产品）是青少年群体中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大多数终身吸烟者在18岁前即开始使用尼古丁。青少年物质尝试受多种心理社会与神经发育因素影响，包括奖赏敏感性增强、对同伴认可的重视以及对新异刺激和冒险的发展性偏好。尼古丁尝试与同伴示范及接触将尼古丁使用描绘为常态或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有关。社交媒体使用在18岁前即已开始且在美国高度流行，约70%的青少年和64%的13岁以下儿童报告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其中许多平台频繁出现尼古丁相关内容。Addiction Theory支持过度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与问题性使用（包括成瘾要素，如冲突、情绪调节、耐受、戒断和复发）相关的观点，这也可能与青少年期冲动控制较差有关，从而增加尼古丁尝试的易感性。既往研究已证实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后续尼古丁使用之间的关联，被动接触尼古丁相关内容即可提高尼古丁使用可能性，其风险超过电视或电影刻画。然而，多数研究聚焦于社交媒体暴露、社交媒体上尼古丁相关内容的暴露或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而非专门针对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因此，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尼古丁尝试关联中的潜在作用尚缺乏充分研究。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设计，无法就社交媒体暴露对尼古丁起始的前瞻性作用得出结论。在一项先前的ABCD研究队列前瞻性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正向吸烟预期部分中介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此前工作基础上，检验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一种独特的行为构念——作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独立中介通路的角色。具体而言，本研究检验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作用，该构念捕捉强迫性和失调性参与，包括难以控制使用以及访问受限时的痛苦，由社交媒体成瘾问卷（SMAQ）评估。研究人员还检验了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或抑郁症状是否调节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之间的关联。选择这些调节变量旨在捕捉社交媒体参与中潜在的人口学、发展、社会经济和心理差异。研究人员假设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与尼古丁尝试增加相关，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部分中介这一关系。
研究开展与结论：研究人员分析了ABCD研究的前瞻性数据，该研究是一项对11，875名儿童（基线时9–10岁，2016–2018年）脑发育与健康的纵向调查，从美国21个站点招募。数据分析使用第2年随访（2018–2020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第3年（2019–2021年，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和第4年（2020–2022年，尼古丁尝试）数据。排除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尼古丁变量或协变量数据缺失的参与者后，最终分析样本为8，293名参与者。研究人员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评估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所有模型均控制第2年尼古丁尝试以确保时间顺序并分离前瞻性关联。模型估计了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中介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总关联的比例。研究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使用研究纳入的逆概率重新加权分析样本以评估研究流失对结果的稳健性。此外，作为次要探索性分析，检验了四个理论驱动的变量（第2年抑郁症状、性别、年龄和家庭收入）是否调节第2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为：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联系，提示了潜在的预防干预靶点。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人员利用ABCD研究队列（N=8，293，来自美国21个站点，基线9–10岁）的第2年至第4年随访数据。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采用青少年报告的ABCD Youth Screen Time Survey测量，计算加权日均使用时间；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采用社交媒体成瘾问卷（SMAQ）评估；尼古丁尝试采用改良版Timeline Follow-Back（TLFB）测量。统计分析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并进行逆概率加权敏感性分析及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1）描述性特征：在8，293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参与者中，48.7%为女性，43.3%为少数种族/族裔，第2年平均年龄12.0岁（SD=0.7）。第2年参与者平均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为每日0.7小时（SD=1.5）。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平均得分为1.7分（满分6分，SD=0.9），第2年为1.5分（SD=0.8）。第2年0.9%报告过去一年尼古丁尝试，第4年5.4%报告过去一年尝试，两年期间增长六倍。（2）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关联：第2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每增加1小时，与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得分升高显著相关（校正系数[B]=0.07，95%CI：0.05–0.09，p<0.001）。在未调整第2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或第2年正向吸烟预期的模型中，第2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关联为B=0.18（95%CI：0.16–0.20，p<0.001）；调整这些第2年测量后，关联减弱但仍显著（B=0.07，95%CI：0.05–0.09，p<0.001）。第2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与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强相关（B=0.49，95%CI：0.45–0.53，p<0.001）。第2年正向吸烟预期与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B=0.04，95%CI：0.03–0.06，p<0.001）及第4年尼古丁尝试（B=0.11，95%CI：0.07–0.16，p<0.001）均相关。（3）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与尼古丁尝试的关联：第3年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得分每增加1分，与第4年尼古丁尝试正相关（B=0.42，95%CI：0.30–0.54，p<0.001）。（4）中介效应：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中介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关联的25.2%（95%CI：9.1%–41.3%，p=0.002）。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经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对尼古丁尝试的间接效应显著（B=0.03，95%CI：0.02–0.04，p<0.001）。在考虑经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尼古丁尝试的直接效应仍显著但大幅降低（B=0.09，95%CI：0.02–0.15，p=0.009），表明为部分中介。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尼古丁尝试的总效应为B=0.12（95%CI：0.05–0.18，p=0.001）。（5）敏感性分析与调节效应：采用研究纳入逆概率重新加权分析样本后，结果与主模型一致（间接效应B=0.03，95%CI：0.02–0.04；中介比例31.2%，95%CI：8.7%–53.7%）。在四个理论驱动的调节变量中，家庭收入经Bonferroni校正后显著调节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至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通路（交互项B=0.02，95%CI：0.01–0.03，p<0.001），而抑郁症状、性别和年龄均不显著。条件间接关联在较低（?1 SD；B=0.03，95%CI：0.02–0.04，p<0.001）和较高（+1 SD；B=0.06，95%CI：0.03–0.08，p<0.001）家庭收入水平均显著，且在高收入水平更强。
讨论与结论：在这项来自ABCD研究的8，293名青少年早期全国性多样化样本的前瞻性分析中，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增加与尼古丁尝试增加相关，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中介了该关联的25.2%。研究结果与既往识别社交媒体暴露为青少年尼古丁尝试风险因素的研究一致。纵向研究发现频繁社交媒体使用及与尼古丁相关内容的互动与尼古丁起始和使用增加相关。本研究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聚焦青少年早期并识别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作为显著的中介机制。这些发现补充了先前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经正向吸烟预期与尼古丁尝试关联的报告，表明社交媒体可能通过多条非冗余通路影响青少年尼古丁风险：一条认知通路（预期）和一条行为通路（成瘾性使用）。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中介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关系的25.2%，反映了奖赏寻求和习惯形成的共享机制。两种行为均可能激活多巴胺能奖赏通路，强化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和尼古丁使用。该发现也与Addiction Theory一致，即过度社交媒体使用可发展为成瘾样模式，可能抑制青少年冲动控制发展并升高尼古丁尝试风险。在次要探索性分析中，家庭收入调节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之间的关联，在高收入青少年中关联更强且相应的间接关联更大。该发现并不遵循直接的社会经济风险模式；在ABCD队列第2年，较低家庭收入与较高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相关。高收入青少年中更强的关联可能反映个人设备、数据套餐或其他情境因素的差异，这些因素塑造了社交媒体参与的性质而非数量。尽管家庭收入是四个理论驱动调节变量中唯一经Bonferroni校正后仍显著者，但该分析为探索性，该发现应视为产生假设，有待重复验证。研究局限性包括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引入回忆或社会赞许性偏倚；缺乏社交媒体内容性质的详细信息，限制了捕捉真实尼古丁相关材料暴露的能力；尽管调整了多个协变量，仍可能存在残余混杂，包括未测量的冒险或成瘾行为遗传或生物学倾向等因素；分析仅限于单一的二元尼古丁尝试测量，可能限制研究的解释和推广；为研究青少年早期关键窗口，使用了最早可能的随访期数据，社交媒体使用和成瘾测量收集于2018至2021年间，社交媒体格局在后续年份持续演变，未来研究应尽可能使用当代数据；另一个局限是过去一年尼古丁尝试患病率相对较低（第4年13–14岁时为5.4%），可能降低检测关联的统计功效或限制向尝试率更高的年龄组的推广。优势包括大型、人口学多样化的美国样本和聚焦青少年早期这一行为干预重要发育窗口的前瞻性研究设计；此外，即使在控制相关协变量后仍观察到显著的中介效应，是研究结果的一个显著优势。鉴于观察到的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的中介作用，这些结果强调将数字行为——特别是强迫性和失调性使用等问题性模式——作为更广泛青少年物质使用预防工作的一部分加以应对的重要性。促进数字素养、限制过度屏幕时间和支持更健康在线习惯的预防策略可能在这一形成性发育期减弱风险。在临床或学校环境中，筛查问题性或成瘾性社交媒体使用有助于早期识别可能受益于额外行为或数字健康支持的青少年。这些发现强化了将数字环境视为青少年物质使用风险因素的重要性，并支持将数字行为评估纳入公共卫生和临床实践。未来研究可探讨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其他物质尝试及多物质使用尝试中的作用，并在更大风险样本或合并队列中检验该发现的 replicability 及中介通路的其他调节变量。研究结论翻译：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尼古丁尝试之间的联系，提示了潜在的预防干预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