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the dual control system transitio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s

　　

作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核心政策工具，双控体系通过能源与碳排放限制对制造业供应链效率（SPC）施加结构性约束，在数字时代形成环境目标与经济增长之间潜在的效率权衡。过于激进的减排措施可能加剧增长约束。本研究使用涵盖2007—2021年13个制造业子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双控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并系统考察其传导机制。主要发现如下：（i）尽管政策实施总体上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效率并促进了制造业总产出增长，但要素禀赋约束导致能源—碳双控下出现效率损失。（ii）政策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iii）多渠道传导框架通过六条路径发挥作用：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全球价值链定位、劳动配置、资本效应与营业收入。本研究通过整合政策约束与资源配置视角丰富了SPC文献，为优化中国双碳战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气候治理已进入关键窗口期。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能源架构与产业政策取向，同时对占全国碳排放40%的制造业提出了系统性转型要求。中国已在政策层面将绿色供应链发展纳入双碳战略的核心路径。然而，仅依靠末端治理或单阶段减排措施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制造业碳排放困境，需要从产业链与供应链视角寻求系统性突破。

双控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抓手：能耗双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与碳排放双控（控制碳排放总量与强度）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制度安排。在目标追求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将能耗双控转变为碳排放双控。这一转型发生在制造业数字化深化进程中，对供应链效率产生多方面影响。从政策实践看，中国双碳目标与制造业供应链发展呈现两个显著特征：政策驱动下的系统性重构，以及效率、安全与绿色之间的多维权衡。"十一五"期间引入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能源强度目标，"十二五"进一步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确立能耗双控制度，"十三五"期间升级为约束性指标。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启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范式转变。2026年发布的"十五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设定了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下降17%的目标，并明确建立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作为主要碳排放来源，制造业是能耗调控的关键领域，而供应链是制造业减排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企业供应链排放往往超过其直接运营排放。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双控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效率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传统以能源为核心的双控如何影响SPC？这些效应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具体传导机制是什么？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双控转型对SPC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识别中国零碳经济的合理发展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测算制造业供应链效率（SPC），基于劳动力量、资本要素、基础设施、物流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GVC地位及能源消费8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ADB MRIO2022、UIBE GVC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碳排放核算数据库（CEADs），依据ADB分类选取13个制造业子行业。核心解释变量为双控转型（Tra），以2005年为基期，以单位产出碳排放的相对下降衡量。研究构建动态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将所有变量取对数以处理异方差，并进行稳健性检验、2SLS-IV内生性处理、行业异质性分析与传导机制检验。样本为2007—2021年13个制造业子行业的面板数据。

三、研究结果

（一）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均对SPC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源于直接成本挤压效应，包括直接生产成本与制度成本。然而，双控转型（以相对碳排放衡量）对SPC产生正向影响并促进制造业总产出增长。制造业在能源消费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推动向清洁能源转型，仅聚焦限制碳排放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双控转型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投资可再生能源、节能与减排技术以降低成本，相对碳减排激励微观主体调整经济行为，碳排放压力沿供应链传导，促使企业提升绿色生产水平并改善SPC管理。

（二）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以制造业GVC参与指数替代原基准模型中的GVC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保持稳健。考虑到中国化石燃料净增加主要来自电力行业，研究进一步以电力消费（ELE）与电力消费强度（ECI）分别替代制造业子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消费强度，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对SPC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稳健。

（三）内生性处理

针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2SLS-IV方法验证双控转型对SPC的影响，以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结果确认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四）行业异质性

依据行业碳排放因子将制造业子行业划分为高排放与低排放类别后发现，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对高排放行业的SPC产生负面影响，钢铁行业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行业之一尤为突出。然而，双控体系（尤其是碳排放双控）的实施能够提升高排放行业的SPC与总产出，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性政策激励企业减排，缓解减排成本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与产出。低排放行业中，能源消费显著削弱SPC，但碳排放及双控转型对SPC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归因于低排放行业排放基数较小、减排空间有限，且面临的相关政策直接压力较小。

（五）传导机制

本研究构建传导机制模型，以单位产出碳减排与传导机制变量的交互项替代基准模型中的原传导机制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Tra"与"机制"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说明双控转型通过资本深化、数字化转型、就业、价值链提升、收入增长与技术创新等机制影响SPC。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实证考察了双碳目标下双控转型对SPC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假设1得到实证验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对SPC的负面影响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深度依赖及能源利用效率的长期不足，能源消费不仅直接推高生产成本，还通过电力消费产生显著负外部性。双控转型之所以能对SPC与产出产生正向影响，恰恰源于其政策逻辑的根本转变：能耗双控对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施加统一限制，在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对使用清洁能源的企业施加无差别约束；而碳排放双控聚焦排放总量与强度，只要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效，其发展空间便不再受能源消费总量的刚性约束。因此，上述负面影响与正向促进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从高碳扩张向低碳提效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假设2得到实证验证：双控转型对高排放行业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低排放行业影响不显著，碳排放双控本质上是一种精准调控的制度安排，政策压力天然集中于高排放、能源密集型行业，这进一步表明政策的精准定位决定了政策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假设3得到实证验证：双控转型对SPC的影响并非单维直接效应，而是通过资本深化、数字化转型、就业、价值链升级、收入机制与技术创新六条渠道构成的复合传导网络发挥作用，揭示了碳减排政策从约束转化为激励的内在逻辑，即双控转型并非简单抑制企业生产活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生产要素再配置，在转型过程中实现效率补偿。

政策启示方面：第一，促进能效与碳效协同对标，强化行业精准调控，碳排放强度考核已正式取代能源强度考核成为"十五五"期间约束性指标，对高排放行业形成结构调整压力；对低排放行业应避免一刀切式过度监管。第二，以数字化转型释放六条传导渠道，建立全供应链协同减碳机制，包括完善碳交易市场与碳定价机制、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减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