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epistemic authority and boundary-work in a state-sponsored Turkish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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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一家由国家支持的科普杂志在面临后真相时代挑战时，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科学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研究分析了科学如何在科学家、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中，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work）和专业知识类型学（expertise
本研究考察了一家由国家支持的科普杂志在面临后真相时代挑战时，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科学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研究分析了科学如何在科学家、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中，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work）和专业知识类型学（expertise typologies）来建构和协商其合法性。该杂志的话语似乎通过制度授权（institutional authorization）、方法论合理化（methodological rationalization）和国家—科学联盟（state–science alignment）强化了科学确定性与特权。研究发现，被整合进国家叙事中的科学，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领域，而是被定位为实现道德和集体责任的载体。这揭示了一个多层次的合法化过程，即杂志在维护自主性的同时，也协商了政治优先事项。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在后真相时代，科学证据被曲解和否认，公众对科学专业知识的信任下降，科学知识必须不断为自己辩护。这种环境迫使科学权威和机构不仅要在公共领域重新划定知识边界，还要通过话语方式主张和维护其认知权威。在此背景下，科普媒体成为考察科学权威及其认知边界如何被话语建构、辩护和维护的重要场所。在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的科普杂志是由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TüB?TAK）自1967年起每月出版的《Bilim ve Teknik》。作为一本完全由国家资助的杂志，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来审视政治优先事项和制度合法性在科学知识社会接受中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社会学和话语框架出发，深入考察该杂志中科学权威的话语建构、边界工作策略及认知权威建立机制。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交叉点：像《Bilim ve Teknik》这样的国家资助科普杂志，如何通过话语管理科学专业知识、政治优先事项和公众感知之间的微妙边界。研究问题是：在过去十年中，一家国家资助的科普杂志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稳定和政治化认知权威？边界工作实践如何配置国家、科学界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数据来源为《Bilim ve Teknik》杂志2016年1月至2025年12月共120期所有内容。数据分析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阶段模型：首先进行分段，人工标记关于认知权威、专业知识主张及区分科学与其它知识形式的话语片段，最终获得301个有意义的话语单元；其次进行主题编码，基于Gieryn的边界工作理论和Collins & Evans的专业知识类型学作为理论敏感框架，结合数据驱动的归纳方法进行编码；最后进行合法化分析，运用van Leeuwen的话语合法化框架，考察授权、理性化、道德评价和神话叙事四种策略。
三、研究结果
（1）认知权威的话语建构
认知权威的建立并非通过单一策略，而是通过互补的多层话语机制集中在四个主轴：制度授权——通过引用国际知名机构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和皇家学会，将科学主张锚定在全球认知网络中；方法论理性化——通过展示长期随访研究、实验验证过程和模型解释等实践，传达科学知识是系统且可验证的信息；量化与确定性框架——通过误差范围、统计比率和数值数据强化科学严谨性和方法可靠性的表征；历史与声望合法化——通过“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隐喻强调科学的累积传统，并通过诺贝尔奖和阿贝尔奖等表明科学价值通过制度认证得到认可。
（2）边界工作：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边界工作通过三类策略建立：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区分——基础研究被呈现为科学进步的真实引擎，而实用导向的知识被框定为认知上的局限性；实验特权——实验被定位为“唯一且最权威的确定性来源”，在方法论规则层面创造了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知识之间的尖锐认知分界；理性与非理性知识等级划分——科学推理被置于优于神话、直觉或替代知识形式的地位，强化了认知等级体系。
（3）科学—国家联结与技术民族主义想象
科学与国家的关系通过三个类别建立：技术主权——科学和技术项目与国家自主权和战略实力挂钩，科学产出不仅被视为技术进步，更是国家主权的标志；政治合法化——通过历史人物、共和国话语和官方仪式使科学成就合法化，认知权威通过政治象征得到加强；国家竞争力——科学发展被置于全球竞争语境中，认知生产与经济地缘政治价值相联系。
（4）科学家作为道德、英雄和国家形象
科学家的代表性集中在三个类别：英雄谱系建构——科学家被置于国家历史的连续性中，个人成就转化为集体国家成就，科学家成为国家代表；道德典范权威——科学家不仅是技术专家，还被塑造为道德引导者，向年轻人提供建议并强调坚韧不拔的精神；性别边界工作——女性科学家的可见性被凸显，同时也指出了科学领域的结构性障碍。
（5）公民形成与科学公共合法化
杂志承担着培养启蒙和科学素养公民的教学使命，读者被定位为批判性公民、承担集体责任的主体和体验性参与者。公民的定位通过四类策略实现：启蒙使命——杂志将自己定位为培养质疑和批判性公民的教学工具；集体责任——科学发现被转化为社会行动呼吁，科学知识从个体意识转移到集体行动；制度中介——TüB?TAK等机构被定位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权威中介；体验参与——通过科学节、工作坊、观测活动和实验建议，公民被象征性地纳入科学实践中，体现了Collins & Evans提出的互动专业知识概念。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指出，《Bilim ve Teknik》的话语表明，认知权威的建构不仅仅是知识转移，更是一场激烈的边界工作斗争。杂志主要通过制度授权和方法论理性化的结合来确保科学主张的可靠性，但这种策略存在依赖外部权威而非知识内部稳健性的风险。科学被纳入国家叙事后，超越了技术领域，成为道德和集体责任的工具，这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种国家—科学联盟虽然增加了科学的社会支持，但也对科学的自主性施加了关键压力，有可能掩盖科学的普遍性和批判性角色，将科学真理服务于国家利益。此外，边界工作实践不仅是一种科学划界实践，也是制度权威和公共合法性得以协商的机制。然而，排他性语言可能使科学家显得教条化和特权化。性别边界工作则表明，杂志通过对女性科学家的描绘来协商其内部社会边界，将科学塑造成一个社会进步、包容和道德负责的机构。
研究结论指出：《Bilim ve Teknik》的话语通过多维话语建构，利用制度授权、方法论理性化和国家—科学联盟策略，强化了科学的认知权威。通过将科学知识呈现为国家责任和集体价值，它在公共领域开辟了新的合法性空间。研究表明，科学在社会领域的存在并非独立于政治和文化议程，而是与国家合法化叙事交织在一起。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展示了边界工作和认知权威的概念如何在土耳其这样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具体化。研究局限在于仅关注单一国家资助杂志的话语结构，未涉及读者的接受过程，且分析限于过去十年，更长时期的比较可能揭示不同的历史断裂。未来研究可以比较不同资助结构的出版物如何建立认知权威，多模态话语分析也将为该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