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职视角下的东道国与母国大学学术及行政实践比较：基于沙特阿拉伯的混合方法证据

《Sage Open》：International Faculty Perspectives on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in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Saudi Arabia

　　

本研究通过考察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亚洲与非洲国际教职人员（international faculty）的经历，对沙特东道大学（host university）与参与者母国大学（home universities）的学术与行政实践提供了比较视角。研究采用嵌入式混合方法设计（embedded mixed-methods design），将跨文化问卷（163份有效作答）所获定量数据与六次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所获定性资料相结合。研究聚焦大学的四个核心维度：教学与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学术规章与政策（academic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学术领导与治理（academic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配对样本分析（paired-samples analyses）显示，母国大学在教学与学习维度获得更有利评价，而东道大学在科学研究、学术规章与政策、学术领导与治理三个维度获得更有利评价。在对东道大学的评价中未发现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差异。就母国大学而言，非洲教职人员在科研、规章与政策、领导与治理方面的评价高于亚洲教职人员。定性研究结果对参与者的经历提供了补充性叙述，但并未与定量比较结果完全一致。本研究通过凸显国际教职人员在不同学术情境中的比较性院校经历，为比较高等教育（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文献作出贡献。研究结果系来自一所沙特大学的特定情境证据，应据此加以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高等教育机构承担培养合格人力资本、生产知识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职能，并日益成为全球竞争与知识经济的战略工具。随着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推进，国际教职招聘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沙特阿拉伯高等教育部门近三十年快速扩张，公立大学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8所增至近年29所，另有14所私立大学，在校生逾170万；国际教职人员约占大学教师总数的38.6%，成为沙特高教体系的显著特征。国际教职不仅填补岗位缺口，还被视为知识交流、院校国际化、学术合作以及教学、科研与组织能力提升的贡献者。然而，既有研究多分别考察适应、工作满意度或国际化，鲜有研究关注国际教职人员基于两国院校直接经验所作的比较性评价，尤其缺乏沙特情境下的证据。为此，研究人员以一所2015年建校的沙特新兴公立大学为研究现场，聚焦教学与学习、科学研究、学术规章与政策、学术领导与治理四个维度，提出三项研究问题：国际教职对东道大学与母国大学的配对评价在四维度上差异如何；两类院校的评价是否因参与者区域背景（非洲或亚洲）而异；受访教职如何描述并情境化其在四维度上的异同体验。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描述—分析性比较设计与嵌入式混合方法，定量成分为主要证据来源，采用重复测量结构；定性访谈用于回答第三项研究问题并补充解释定量结果。研究总体为该大学符合条件的269名国际教职人员，问卷覆盖全部合格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63份，占总体60.6%；受访者中非洲109人、亚洲54人。问卷含36组配对条目，采用四点Likert量表（1=非常不同意至4=非常同意），经六位专家内容效度评审与16人预试，总量表Cronbach's α为母国卷0.928、东道国卷0.941。访谈采用标准导向目的抽样选取6人，每人30—45分钟，其中2人经Zoom进行、4人面对面进行，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重复编码Cohen's kappa为0.94。定量数据以SPSS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用于东道—母国比较，Welch独立样本t检验用于非洲—亚洲比较，并报告均值差、95%置信区间、Cohen's d_z与Hedges' g。研究经该校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HPO-05-FT-25/12）。

研究结果

教学与学习 母国大学评价（M=3.03，SD=0.59）高于东道大学（M=2.90，SD=0.49），均值差?0.13，95% CI [?0.19, ?0.08]，t(162)=?4.95，p<.001，d_z=?0.39。条目层面，母国大学在七项教学方法条目中四项均值更高，最大差异为电子学习与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的常规使用（母国3.22对东道2.58）；在教育质量与学生评价机制八项条目中，母国大学七项均值更高，最大差异为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服务（3.10对2.68），东道大学仅在教育资源充足性上略高（3.01对2.93）。访谈资料与条目层面模式并不完全一致，部分受访者描述东道大学电子学习系统使用有效，亦有受访者提及母国大学学生准备度、动机与批判性思维参与更强，故定性资料被视为情境性阐释与分歧点。

科学研究 东道大学在全部八项科研条目上均值高于母国大学，维度均值2.87（SD=0.53）对2.49（SD=0.61），均值差0.38，95% CI [0.29, 0.48]，t(162)=7.81，p<.001，d_z=0.61；条目差异最大者为科研产出激励政策及本地与国际科研合作机会。访谈则提供更批判性的视角，受访者提及东道大学研究经费、学术出差、发表支持与资源获取方面仍存在限制，并指出部分支持仅面向沙特籍人员。

学术规章与政策 东道大学在全部六项条目上均值高于母国大学，维度均值2.91（SD=0.49）对2.51（SD=0.61），均值差0.40，95% CI [0.32, 0.49]，t(162)=9.28，p<.001，d_z=0.73；东道大学条目均值介于2.77至3.06，母国大学介于2.37至2.67。访谈补充了教师自主性、职责清晰度、行政集中化、行政任命与决策等方面的关切。

学术领导与治理 东道大学在全部七项条目上均值高于母国大学，维度均值2.86（SD=0.51）对2.49（SD=0.56），均值差0.38，95% CI [0.30, 0.45]，t(162)=9.57，p<.001，d_z=0.75；条目差异最大者为赋权与授权（东道2.90对母国2.22）。访谈仍指出决策高度集中、教师参与机会有限、授权有待加强等问题。

假设检验 Welch检验显示，东道大学四维度评价均无显著非洲—亚洲差异；母国大学评价中，教学与学习无显著区域差异，非洲教职在科学研究（2.75对1.95，g=1.65）、学术规章与政策（2.76对1.99，g=1.58）、学术领导与治理（2.73对2.00，g=1.63）上的评价显著高于亚洲教职（均p<.001）。因此显著区域差异仅存在于母国大学评价，而非沙特东道大学。

讨论与结论 讨论指出，四维度呈现差异化模式而非一致的中等评价：母国大学在教学与学习上占相对优势，东道大学在科研、规章与政策、领导与治理上占相对优势，且后两者效应量最大。参与者母国院校分属亚洲与非洲不同国家体系，政策重点、治理结构、院校自主程度与改革阶段各异，可能影响其比较性评价。科研维度上，东道大学评价较高可能反映其研究基础设施与经费相对优于许多母国院校，但中等评价亦表明科研支持仍低于期望，与既有关于科研经费持续挑战及改革期院校自主调整的论述一致；规章与政策维度的中等评价可能反映改革进程中政策频繁更新带来的矛盾或适用不清。区域分析进一步限定结论：区域背景与东道大学评价无关，显著差异仅见于母国大学评价，且因各地区内部国家与院校高度异质，不应解释为洲际层面的院校特征。尽管东道大学在领导与治理上定量评分较高，访谈仍描述赋权有限、决策集中与参与机会受限，两条证据链因此提供互补而不同的视角：配对调查显示东道大学的相对优势，访谈则揭示东道情境中持续存在的关切，从而避免将相对优势视为治理实践已充分发展。研究局限包括单一新兴公立大学设计、参与者母国背景多样、国籍分布不均、定性部分仅6名受访者且主题充分性为回溯性评估、未收集国家与区域之外的人口学特征。结论部分指出：母国大学在教学与学习上获更有利评价，东道大学在科学研究、学术规章与政策、学术领导与治理上获更有利评价；东道大学评价无非洲—亚洲差异，显著区域差异限于母国大学评价，非洲教职在科研、规章与政策、领导与治理上评分高于亚洲教职；定性结果补充了比较情境但未与定量结果完全一致。鉴于单一院校设计与母国院校异质性，上述结果应被解读为情境特定的比较证据，而非关于沙特、非洲或亚洲高等教育体系的普遍结论。研究凸显国际教职作为跨体系院校实践知情评价者的价值，补充了常规院校绩效指标；实践上提示该院校可检视教学与学习实践、扩大公平的科研支持、增加教师参与学术治理并澄清与统一学术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