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害与15岁及以上互联网用户的心理负担：网络骚扰、诈骗与共同受害的关联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ology》：Cyber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burden among internet users aged 15?years and older: online harassment, fraud, and co-victimization

　　

中文摘要翻译 背景： 数字受害具有异质性，然而人群研究很少区分人际网络受害与诈骗，或确定两者同时发生是否增加心理负担。 方法： 研究人员分析了加拿大一项人群受害调查中17,403名15岁及以上互联网用户的公开数据。五年期指标定义了四组人群：无任何暴露、仅诈骗、仅网络跟踪/网络欺凌、以及两者兼有；诈骗的交付模式不可得。主要结局为自评心理健康一般/较差；次要结局为最近使用助眠、镇静或抗抑郁药物以及当前生活满意度（0–10分）。加权修正泊松和线性模型使用了全部500个调查自助抽样重复权重。核心模型调整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宗教信仰和互联网使用；扩展模型还纳入了常规受害、线下跟踪和歧视。 结果： 经扩展调整后，心理健康一般/较差在仅网络受害组中更为普遍[患病率比(PR) 1.30，95%置信区间(CI) 1.05–1.62]。双重暴露组的估计值升高但不精确(PR 1.38，95% CI 0.99–1.94)，仅诈骗组的置信区间包含零值(PR 1.12，95% CI 0.93–1.36)。所有暴露组的生活满意度均较低；药物关联较弱。交互作用估计未确立协同效应。 讨论： 额外加入的不利经历变量可能具有多重时间角色，因此模型间的衰减不是中介效应估计。公开数据的年龄变量合并了15–34岁，排除了青少年特异性估计。协调评估是一个需要评价的实践启示。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通信在拓展人际关系、服务获取、信息支持和心理援助渠道的同时，也创造了骚扰、跟踪、身份滥用、欺骗等科技助益性伤害的通道。即使没有物理接触，受害者也可能面临施害者的持续可及性、羞辱性内容的快速传播、对受众规模的不确定性、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丧失、经济损失、耗时的补救过程以及对人与机构的信任度下降。系统综述已将网络跟踪和网络骚扰与焦虑、抑郁、恐惧及其他心理困扰联系起来，而关于诈骗的研究则识别出情绪与财务双重后果。

然而，现有证据存在三个反复出现的局限。第一，临床或便利样本可能过度代表遭受严重或未解决伤害的受害者，而一般人群调查可以捕捉更广泛的严重程度谱系。第二，研究往往孤立地考察一种类型的数字伤害，使得人际网络受害、诈骗及其同时发生之间的对比悬而未决。第三，线上与线下伤害具有聚集性。常规犯罪、线下跟踪和歧视既可能与线上暴露相关，也可能与心理健康相关，因此遗漏这些变量的模型可能将更广泛的不利经历负担单独归因于网络受害。

人际网络受害与诈骗之间的区分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价值。人际攻击可能通过社会评价性威胁、恐惧、羞辱、反复接触以及线上与线下生活边界的崩塌而发挥作用；诈骗则可能通过物质损失、程序负担、背叛感以及对自身判断力的信心下降而起效。二者同时发生可能表明不同压力源的累积暴露，也可能反映多种伤害聚集的更广泛脆弱性环境。然而，共同受害并不自动意味着协同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二次分析，使用加拿大综合社会调查第34周期——加拿大人安全（受害）调查的公开使用微观数据文件(PUMF)，数据收集时间为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由加拿大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目标人群为居住在私人住宅中15岁及以上的人群。分析人群限定为具有有效网络受害和诈骗派生指标的互联网用户，共17,403名受访者。

研究采用四个互斥暴露组：无暴露、仅诈骗、仅人际网络受害、两者兼有。人际网络受害指标识别过去5年内报告至少一种网络跟踪或网络欺凌行为的受访者，包括威胁性或攻击性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通过群组消息或网络帖子传播的威胁性或攻击性评论、他人发送或发布的令人尴尬或威胁性的图片、利用受访者身份发送或发布令人尴尬或威胁性的信息，或其他形式的网络跟踪或网络欺凌。诈骗指标识别过去5年内报告个人或账户信息被未经授权使用以获取金钱或物品、利用个人信息创建或访问账户或获取利益、服务或文件、被骗取金钱或物品或其他形式诈骗的受访者。由于PUMF未保留诈骗事件的发生模式，研究使用“诈骗受害”或“诈骗共同受害”而非“网络诈骗”或“网络欺诈”。

主要结局为自评心理健康一般/较差。次要结局为过去30天内使用助眠、镇静或抗抑郁药物，以及当前生活满意度（0–10分）。核心模型调整了性别、年龄组、最高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税前收入、地区、是否在加拿大出生、宗教信仰和互联网使用频率。扩展模型额外调整了过去12个月常规受害次数、过去12个月线下跟踪以及过去5年歧视经历。

统计分析使用最终个人权重和500个调查自助抽样重复权重。对二分类结局拟合加权修正泊松广义线性模型并报告患病率比(PR)；对生活满意度拟合加权线性模型并报告调整均值差(MD)。共同受害在乘法和加法尺度上均进行了评估。敏感性分析包括限制性低其他不利经历样本、E值计算、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q值以及探索性年龄带交互作用。

三、研究结果

暴露分布与样本特征： 在17,403名具有有效暴露指标的受访者中，未加权组计数为13,213人无暴露、2,705人仅诈骗、1,033人仅人际网络受害、452人两者兼有，加权比例分别为76.54%、14.99%、5.79%和2.68%。网络受害受访者中常规受害、线下跟踪和歧视更为常见。例如，歧视的加权患病率在无暴露组为18.2%，仅网络受害组为37.4%，双重暴露组为48.2%。

未调整心理结局： 心理健康一般/较差在无暴露组为10.75%，仅诈骗组为11.67%，仅网络受害组为19.58%，双重暴露组为22.30%。心理健康相关药物使用分别为19.07%、22.32%、26.58%和25.21%。平均生活满意度分别为7.99、7.79、7.34和7.34。

调整后关联： 在核心模型中，仅网络受害组和双重暴露组的心理健康一般/较差患病率比分别为1.67(1.34–2.08)和1.83(1.35–2.50)，仅诈骗组的置信区间包含零值。所有三个暴露组在核心模型中均具有较高的药物使用率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加入常规受害、线下跟踪和歧视后，所有对比均被衰减。在扩展主要模型中，仅网络受害仍与心理健康一般/较差相关[PR 1.30(1.05–1.62)]，而仅诈骗[PR 1.12(0.93–1.36)]和双重暴露[PR 1.38(0.99–1.94)]的区间包含零值。逻辑回归标准化患病率分别为10.71%、12.00%、14.55%和15.43%。对于心理健康相关药物，扩展PR分别为仅诈骗1.13(1.01–1.27)、仅网络受害1.18(0.99–1.41)、双重暴露1.21(0.95–1.54)。生活满意度在扩展调整后仍保持较低：仅诈骗MD ?0.23(?0.36至?0.10)、仅网络受害?0.38(?0.56至?0.19)、双重暴露?0.31(?0.58至?0.05)。Benjamini-Hochberg q值在仅网络受害心理健康一般/较差(q=0.047)以及仅诈骗(q=0.003)、仅网络受害(q<0.001)和双重暴露(q=0.047)生活满意度对比中低于0.05。

交互与敏感性分析： 正式交互估计未确立超出独立暴露关联的额外负担。心理健康一般/较差中PR比为0.94(0.61–1.47)，相对超额风险(RERI)为?0.04(?0.62至0.53)。生活满意度的双重差分估计为0.29(?0.05至0.62)。限制性低其他不利经历分析中，生活满意度在仅诈骗[MD ?0.23(?0.39至?0.06)]、仅网络受害[?0.30(?0.55至?0.06)]和双重暴露[?0.72(?1.14至?0.30)]中仍较低。二分类结局结果较不稳定：双重暴露组心理健康一般/较差PR为1.92(1.04–3.52)，而仅网络受害估计为0.86(0.50–1.48)。E值分析表明，适度的未测量混杂可能使仅网络受害的主要置信区间移至包含零值。探索性年龄带交互分析未揭示一致的效应修饰模式。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 人际网络受害与较差的心理结局相关，且伴随频繁的线下受害、跟踪和歧视。扩展调整衰减了所有关联，但这一衰减没有唯一的因果解释，因为线下经历可能先于、伴随或跟随网络受害发生。核心与扩展模型间的对比不应被解读为中介效应或识别直接因果效应。将人际网络受害与诈骗分离阐明了两者不同的结局模式：网络受害显示出更强的粗略心理对比，与关于社会和安全感威胁的研究一致；仅诈骗在扩展调整后与生活满意度降低的关联最为清晰，与关于损失、背叛、自责和补救负担的研究一致。双重暴露组识别出具有较高观察负担的群体，但交互检验未确立机制性放大。该研究存在多项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测量粗糙、回忆和共同来源报告偏差、36.4%的省级应答率、完整案例分析、年龄仅以宽泛分组发布以及线下伤害调整的概念模糊性。未来研究应使用纵向设计，在事件前后测量心理健康，区分网络依赖型与网络助益型犯罪，并保留事件时间、严重程度、交付模式、损失、施害者关系和解决情况。青少年专项研究应保留15–17岁为可识别群体。实践启示包括协调评估和受害者中心的支持路径，但需要前瞻性评价。

结论翻译： 在一项人群调查中，人际网络受害与较差的自评心理健康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诈骗受害与生活满意度降低的关联最为一致。在考虑常规受害、线下跟踪和歧视后，关联变小，但这种衰减没有独特的因果解释。共同受害识别出一个具有较高观察负担的群体，尽管其调整后心理健康一般/较差的区间包含零值且交互检验未确立协同效应。协调的、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评估和支持是需要评价的实践启示，而非本研究测试的干预措施。未来研究需要可识别的青少年年龄组、事件时间、严重程度、交付模式和纵向心理健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