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Basic human values and safety in geriatric organizations: a study of state regulations in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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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研究探讨州级法规如何促进和影响组织规范，例如老年医疗保健中的安全。方法：采用主题分析，研究人员将患者安全作为组织目标，通过分析147项与老年治疗相关的法规内容，并以Schwartz基本人类价值观理论为分析框架。结果：识别出三个主要主题：患者安全、员工安
背景：本研究探讨州级法规如何促进和影响组织规范，例如老年医疗保健中的安全。方法：采用主题分析，研究人员将患者安全作为组织目标，通过分析147项与老年治疗相关的法规内容，并以Schwartz基本人类价值观理论为分析框架。结果：识别出三个主要主题：患者安全、员工安全以及安全与风险管理。研究结果显示，与安全相关的价值观系统性地嵌入以色列老年法规中，并为提升老年医院的安全结局提供了实用策略。结论：本研究有三项主要贡献。第一，将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理论应用于健康政策情境中解释组织目标。第二，提供了一个三层监管框架（微观、中观、宏观），使政策制定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第三，表明编写良好的法规可作为详细的操作工具，改善照护的非医疗层面并推进组织目标。
研究背景与问题
价值观可被视为阐明主要抱负与原则路径的指导性原则。根据Schwartz的理论，价值观具有六个主要特征：与情感密切相关的信念；驱动行动的可欲目标；不局限于特定行动或情境的原则；指导对行动、政策、人员与事件评价的标准；相对优先排序从而形成优先体系；以及对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在健康情境中，州级法规充当组织指南针，引导员工行为并区分适当与不适当的行为。书面法规可简化流程、改善治疗、管理风险、降低成本并促进组织目标、规范与价值观。
既有国际文献已考察监管严格程度与人员配置法规对养老院质量和住民安全结局的影响，但尚无研究通过理论价值观框架分析老年照护法规的内容，在以色列情境中也无同类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以色列老年法规在促进老年患者安全中的作用，首次以Schwartz价值观理论为框架，增进对州级法规如何影响组织行为的理解。
Schwartz识别出跨文化普遍可识别的10种抽象且具体的价值观，可归为四个高阶价值维度：开放变革包括刺激与自我导向，与保守（包括传统、遵从与安全）相对；自我超越涵盖普世主义与仁慈，与自我增强（包括权力与成就）相对；享乐主义介于开放变革与自我增强之间。四个高阶维度构成围绕圆环的连续体，相邻价值观更兼容，对立价值观相互矛盾。选择该理论的理由包括：已在80多种文化中经实证验证；其独特结构提供全面视角考察安全等组织目标；不同于领域特定框架，该理论旨在捕捉普遍动机目标，适合分析面向多元人群的法规文件。研究人员聚焦于健康组织中的安全，将其作为安全价值观的一部分，属于保守高阶价值维度。
根据WHO，健康情境中的安全是预防患者伤害和减少身心虐待风险的主要机制，包括用药安全、感染控制、手术安全和系统保障。老年患者面临独特的安全挑战：跌倒是机构环境中老年人最严重且最常见的风险之一，常导致骨折、住院延长和死亡率增加；老年患者因年龄相关免疫下降和侵入性操作频繁使用而更易发生医疗相关感染；用药安全尤为棘手，老年患者不良药物相互作用和剂量错误风险增加。这些人群特异性挑战凸显了考察老年专属法规的重要性。
以色列拥有全国性诊所、公立医院和预防医疗服务网络，政府主要资助医疗系统并向所有永久居民提供国民健康保险。以色列老年医院受1940年《人民健康条例》和1966年《人民健康条例（医院注册）》管辖，任何医疗设施包括老年医院在设立或开始医疗运营前须获卫生部批准。老年医院是专为65岁及以上人群提供专业医疗照护和支持的医疗机构，包括长期照护如护理和主动老年照护、复杂护理、老年康复和临终关怀。近年来以色列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给老年健康政策带来挑战与机遇。以色列的监管健康环境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卫生部兼具监管机构、国际贸易谈判者和制药与健康产业支持者多重角色，同时还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以色列老年机构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跌倒、人员配置不足和管理复杂健康状况。
研究方法
2007年，卫生部发布了老年医院程序更新版。这些程序为公开数据，包含147项针对医务人员的正式法规，文件超过1000页，含详细的质量控制、安全和医患关系法规。本研究分析了2007年至今的147项程序和通函，考察以色列老年治疗相关法规是否、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优先考虑患者安全。研究人员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书面信息，分析涉及手动和基于软件的AI方法（atlasti.com）以识别反复出现的编码和联系。编码过程包括提取字面编码和解释性编码，编码所得数据被结构化为潜在子主题，随后与同事讨论以确保主题和子主题形成一致且逻辑的安排。相关引文从希伯来语翻译为英语。最终发现以主题、相关笔记和数据摘录记录以确保可信度和可迁移性。编码过程迭代进行，最初在不考虑患者安全特定文献的情况下进行经典主题分析，随着编码推进浮现三个主要主题，随后基于文献与研究领域的互动加以检验和精炼，不符合患者安全定义主题的编码被排除。
研究结果
根据以色列卫生部，老年环境中的安全是主要且极为重要的组织目标之一。患者安全是主导主题，另浮现员工安全和风险管理两个主题。
患者安全：反复出现的子主题包括患者福祉、跌倒预防、感染预防措施、用药错误、医疗错误、患者识别错误、安全标准和人身安全。法规强调确保患者福祉是关键组织目标，创建安全环境涉及一系列措施，强调维护安全可靠的环境并优先考虑人身安全，确保患者福祉包括防止患者伤害自己或他人，维持患者安全的责任适用于所有医务人员、家庭成员和访客，家庭在改善患者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法规提供预防跌倒和事故的详细方法，包括防止地面湿滑等措施和确保走廊与公共区域充足照明，要求为跌倒预防等高风险活动制定特定方案，医院管理层须确保走廊、患者服务区及建筑规划要求处安全栏杆和扶手的设置与维护。许多文件强调保持设施清洁以防止感染传播，照护者须在直接接触患者或其食物、药物前后遵守手卫生，患者环境清洁包括医疗设备消毒、一般清洁和消毒，家属和访客也须遵守规则。医疗机构采用多种措施减少患者识别错误，照护者须至少通过两种方式（如姓名和身份证号）确认患者或申请人身份。药物在病房的正确储存和检查旨在提高药物治疗安全性。鉴于老年患者复杂的医疗需求，医疗提供者须警惕并主动预防和应对医疗错误。安全方案涉及提高安全意识，法规强调消防安全和电气安全等标准。法规还强调保护老年患者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或暴力，包括身体、情感或经济虐待，任何异常和/或怀疑虐待老年人的情况须立即报告，患者安全还包括防范经济虐待。
员工安全：反复出现的子主题包括员工福祉、人身安全和职业健康。员工福祉涵盖医院员工的身心健康，减少员工倦怠是促进员工福祉的策略，社会工作者参与规划和开展团队活动以促进凝聚、赋权和预防倦怠。法规强调通过提供充足资源和培训维持安全支持性工作环境以减少倦怠，护士长须开发识别和预防照护老年和护理患者护理人员倦怠的工具，并致力于定位和减少倦怠原因及通过持续支持和培训培养人力资源。指南鼓励健康系统员工接种疫苗以保护患者和自身免受感染，员工健康和疫苗接种适用于医院管理层及所有可能接触患者或其体液的员工。
安全与风险管理：进一步分析强调了风险评估与识别、事件后分析、持续改进、事件报告和文档记录的重要性。在老年医院，风险评估可用于识别和记录跌倒、用药错误等个人和环境风险因素。分析显示，建议进行事件后审查，包括讨论事件和制定纠正措施以防止未来问题和事件。文件还强调追求持续改进的重要性，须在老年医院准备和实施指导安全环境的内部程序。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考察患者安全目标是否以及如何植根于医疗法规，以及理论框架内定义的价值观如何被政策制定者识别和优先考虑并最终在政府法规中表述为组织指令。研究结果支持Schwartz价值观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个体价值观，也有助于理解组织价值观的前提。分析还表明以色列政府法规可按三个层面分类：患者照护（微观）、医疗机构（中观）和健康政策（宏观）。
患者安全在以色列老年医院至关重要，反映组织行为的微观层面，意味着医院内个体层面的实践和程序显著影响患者福祉。患者安全紧紧围绕提供安全和安全条件，但也与防止错误的目标相关，因此与普世主义价值观直接相连，特别是在关心人们福祉方面。在老年治疗情境中，普世主义为所有患者提供公平照护，所有患者无论社会经济地位、族裔、年龄、性别或其他因素，都应获得同等水平的安全照护。
员工安全主题涉及组织行为，对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与仁慈和安全价值观密切一致。通过优先考虑员工安全，医院展现对员工福利的承诺。创造安全工作环境与安全价值观一致，安全再次成为促进积极工作环境和最终患者照护的关键组成部分。解决病毒暴露等职业健康风险对安全价值观也至关重要。
老年医院的安全与风险管理反映中观层面的组织行为。通过优先考虑安全与风险管理，老年医院创造安全的患者环境、改善照护质量并提高组织效率。安全与风险管理可与遵从和传统价值观相联系，遵从涵盖遵守确保安全的规则和法规，传统强调尊重有助于稳定环境的既定实践。健康组织中的风险评估和持续改进还与自我导向价值观相关，特别是在独立思考和行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自我导向外，分析中识别的所有价值观都属于该理论的自我超越和保守高阶社会价值观。这一缺口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实证证据表明专业自主性直接预测安全导向行为，包括事件报告、政策制定和质量改进。
将政府法规分为三个层面提供了结构化框架，用于识别监管健康系统中不同的关注领域。分析聚焦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患者和员工安全，宏观层面则指更广泛的老年健康政策。将法规分为三个层面一方面使政策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识别监管框架中的缺口或重叠。例如，以色列老年法规对安全采取以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存在过度简化工作场所环境复杂现实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强调同伴互动动态，因为其可显著影响工作场所安全行为。法规中较少关注且应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的还包括有效领导如何强化安全实践，以及老年照护环境中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教育和持续培训的重要性。
尽管分析与Schwartz理论成功证明了安全法规与规范之间的有效联系，但忽视了平衡安全与其他基本价值观的复杂性。例如，所呈现的框架强调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对老年人福祉至关重要，许多老年人可能在老年医院长期居住。然而，这些机构不仅是要求严格监管合规的医疗设施，也是住民的家，住民往往在此居住至生命终点。这种双重性放大了在安全法规与确保住民高质量生活的灵活性之间谨慎平衡的需求。法规未涉及的另一个例子是患者自主权与安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身体约束用于患者安全；然而约束损害患者福祉和自主权。平衡患者知情同意与患者安全是另一复杂挑战：尊重患者同意对确保老年人保留自主权并对照护决策有发言权至关重要；而安全是老年照护的关键考量，健康组织必须面对许多此类个体可能面临认知障碍或健康问题而判断力受损的不适现实。
研究结论强调健康系统特别是老年照护中患者安全与组织价值观之间的联系。研究作出三项重要贡献：第一，采用聚焦个体价值观的理论模型阐明组织目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价值观框架等概念工具，使法规更好地与组织目标对齐，从而制定改善照护质量、为老年患者带来更好结局的法规；第二，将政府法规分为微观、宏观和中观三个层面，创建有序框架以精准定位监管健康系统中各种安全关注领域（或其缺失），该框架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政策，同时处理较少强调或忽视的领域以及竞争性价值观的困境；第三，研究结果表明编写良好的法规可提供详细操作指令，改善医疗保健的非医疗层面并帮助实现组织目标。然而，研究结果未能阐明安全指南在老年机构中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充分实施，未来研究应考察这些价值观在以色列和其他社会医院环境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