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Malaria in Europe. Imported Cases, Odyssean Malaria, Atypical Transmission Routes, and the Risk of Reintroduction of Local Transmission – A Narrativ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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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实现疟疾消除，但并非根除；输入风险持续存在。奥德赛疟疾（Odyssean malaria）的病死率显著较高。探亲访友旅行者（VFR travellers）现已成为非流行欧洲地区输入性疟疾的主要风险群体。尽管罕见，输血传播及先天性等非典型传播途径仍因导致诊
欧洲已实现疟疾消除，但并非根除；输入风险持续存在。奥德赛疟疾（Odyssean malaria）的病死率显著较高。探亲访友旅行者（VFR travellers）现已成为非流行欧洲地区输入性疟疾的主要风险群体。尽管罕见，输血传播及先天性等非典型传播途径仍因导致诊断延迟而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根据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2024年全球约记录2.82亿例疟疾病例和61万例死亡，较前一年增加约900万例。相比之下，WHO欧洲区于2015年成为首个报告零本土疟疾病例的区域。然而，这一成就并不意味着疟疾在欧洲的临床实践与公共卫生中已失去意义。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的加剧使得航空旅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欧洲与流行区相连；同时，旅行者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输入病例中日益增加的并非传统游客，而是返回原籍国探亲访友的移民（VFR群体），该群体因免疫力部分衰退且化学预防依从性较低，如今已成为欧洲的主要风险人群。此外，交通运输本身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机制：奥德赛疟疾（包括机场、行李及公路疟疾）病例已有记载，即受感染的按蚊（Anopheles）被无意携带至欧洲，并在从未到过流行区的人群中引发感染。气候变化通过延长媒介活动季节并改变有效按蚊媒介的地理分布范围——尤其是在南欧和东南欧——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增加欧洲对疟疾传播的易感性。在此背景下，当代欧洲面临的流行病学挑战不仅包括不断增长的输入病例数量，还包括更罕见的非典型感染途径，即奥德赛疟疾、输血传播疟疾和先天性疟疾，以及偶发、复发的本地传播疫情。尽管这些现象在统计学上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缺乏旅行史以及非流行国家诊断警惕性低，导致诊断延迟概率增加及更严重的临床表现，因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综述的附加价值在于，将这些通常被分开讨论的疟疾输入与本地获得途径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当代欧洲框架内，连接临床、流行病学和昆虫学视角。
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疟疾仍是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报告，2024年全球约有2.82亿病例和61万例死亡，较上年增加约900万例。尽管全球防控项目自2000年以来已避免超过23亿病例，但疫情仍在上升。相比之下，WHO欧洲区于2015年成为首个报告零本土疟疾病例的区域，实现了疟疾消除，但并非根除。这意味着输入风险持续存在，且多种非典型传播途径（如奥德赛疟疾、输血传播及先天性疟疾）以及偶发的本地传播事件，依然对欧洲的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构成挑战。由于缺乏典型旅行史，这些病例常导致诊断延迟和更高的病死率。因此，有必要整合通常被分开讨论的各类疟疾输入与本地获得途径，在一个统一的当代欧洲框架下进行评估，以链接临床、流行病学和昆虫学视角。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研究采用叙述性综述形式。研究人员检索了PubMed、Google Scholar、Scopus和Embase数据库，结合受控词汇（如MeSH术语）与自由文本关键词，覆盖欧洲疟疾、输入性疟疾、机场疟疾、欧洲本地获得性疟疾、先天性疟疾、输血传播疟疾以及按蚊（Anopheles）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等主题。优先纳入近十年内的同行评议出版物及来自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WHO和美国疾控中心（US CDC）的机构报告，对于具有重要历史与方法学价值的早期文献予以例外收录。质量评估遵循SANRA量表标准，并区分系统评价/荟萃分析、回顾性研究、病例报告及机构监测报告等不同证据等级。
研究结果
4.1 欧洲疟疾消除：欧洲于1975年首次实现有记录以来的无疟疾状态，当时马其顿地区的疫情被扑灭。WHO认证要求至少连续三年无本土病例，并具备完善的监测体系。欧洲实现的是消除而非根除，因此输入风险始终存在。
4.2 输入性疟疾：这是欧盟/欧洲经济区（EU/EEA）通报最多的疟疾类别。2022年报告6,131例，其中99.8%与旅行相关。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报告病例最多。探亲访友旅行者（VFR travellers）已成为主要风险群体，因其免疫水平下降且化学预防依从性差。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占EU/EEA输入感染的85.18%。有效的化学预防仍至关重要，但依从性问题普遍存在。
4.3 奥德赛疟疾：机场疟疾、公路疟疾与行李疟疾：这类传播方式与患者自身前往流行区的旅行史无关。一项系统综述（1969-2024年1月）识别出欧洲九国的145例病例，其中105例为机场疟疾，32例为行李疟疾。法国记录了最多的此类事件（51例）。诊断困难源于无旅行史，法国队列中93%需住院，22%为重症，病死率达7%，另一项欧洲综述估计病死率为13.24%。
4.4 输血传播与先天性疟疾（诱导性疟疾）：此类感染非经按蚊叮咬获得，主要包括输血传播，少见器官移植或共用针具所致。一项综述（2010年后）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共发现12例输血传播疟疾（TTM）和1例骨髓移植传播。先天性疟疾在欧洲极为罕见，但其症状可模拟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位延迟可达180天。一项法国回顾性研究中，近半数妊娠合并输入性疟疾（26/55, 47.3%）出现不良妊娠结局。
4.5 本地获得性传播：近年来欧洲最著名的本地传播事件是希腊的间日疟原虫（P. vivax）暴发，2011年记录40例本地获得病例，主要集中在埃夫罗塔斯地区。一项涵盖1969-2022年的系统综述共识别115例本地获得或机场/海港疟疾病例，其中本地获得组病死率（2.13%）远低于机场/海港组（13.24%）。
4.6 欧洲昆虫学条件是否有利于疟疾回归：欧洲仍存在多种按蚊复合体物种。2022年系统综述显示，须按蚊（An. labranchiae）和萨氏按蚊（An. sacharovi）为高重要性媒介，米塞按蚊/达西亚按蚊（An. messeae/daciae）为中等重要性，而以往被视为西欧和北欧主要潜在媒介的羽斑按蚊（An. atroparvus）因嗜人血性低而被评为低重要性。气候模型预测，到2051-2080年，传播季节可能延长多达6个月，南欧和东南欧易感性最高。但实际风险还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和监测有效性。
4.7 公共卫生意义：EU通过EpiPulse平台进行疟疾监测。延迟诊断仍是增加并发症风险的关键因素。显微镜检查为标准诊断方法，快速抗原检测可用于初步鉴别，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提高低寄生虫血症检出率并实现精确分型。人工智能辅助自动数字显微镜在非流行环境中显示出作为辅助筛查工具的潜力。
讨论与结论
欧洲之所以未能完全摆脱疟疾，关键在于其实现的是消除而非根除。除了经典的输入性疟疾外，还存在奥德赛疟疾、诱导性和先天性疟疾以及偶发的二次本地传播等多种再引入机制。各机制具有不同的动态和风险因素，无法通过单一干预措施有效应对。
机场疟疾是一个被低估的诊断难题。运输相关组病死率（13.24%）是本地获得组（2.13%）的六倍以上。两类病例均缺乏典型旅行史，但本地获得疟疾可能因当地流行病学背景熟悉度而有助于诊断，而孤立的机场疟疾病例则可能毫无预警信号地出现，诊断延迟可达2至32天，甚至死后才确诊。
气候变化主要增加了本地传播重新建立的潜力，但并非充分原因。实际风险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监测有效性以及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
国际旅行几乎是所有上述现象的共同基础。适当的旅行前咨询和化学预防依从性仍是限制重症输入性疟疾的重要因素，但VFR旅行者对此利用不足。
昆虫学与流行病学监测方面，EpiPulse提供了相对标准化的病例监测，但媒介数据仍较为分散。加强按蚊监测与现有入侵伊蚊监测基础设施的整合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方向。
改进方向包括：教育初级保健医生和急诊科人员识别无典型旅行史的疟疾患者；在可疑病例中更广泛使用分子诊断技术；提高国家报告的标准化程度和详细程度；持续推进南欧和东南欧的昆虫学监测。
研究结论
欧洲是一个已实现消除但未根除疟疾的区域。每年有数千例输入性疟疾登记，主要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旅行相关，且日益影响VFR旅行者群体，其中化学预防往往不足。与此同时，更罕见但临床重要的非典型传播机制——机场疟疾、输血传播疟疾和先天性疟疾——共同特征是无典型旅行史，从而增加诊断延迟风险。偶发、时间有限的本地传播暴发（如希腊所示）表明，更大规模的本地传播重新建立虽目前可能性不大，但仍属可能，其制约因素更多在于流行病学和昆虫学监测的有效性以及快速诊断的可及性，而非仅仅有效媒介的存在。这些现象证明了欧洲持续保持临床警惕和发展一体化疟疾监测的必要性，因为旅行、移民和气候模式的变化正在重塑未来几年传播重新建立的风险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