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Connecting conservation communities: From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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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映射与分析（SNA）如何应用于支持社区保护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益处与挑战，并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Northern Rivers,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为案例研究。研究人员识别了273个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映射与分析（SNA）如何应用于支持社区保护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益处与挑战，并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Northern Rivers,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为案例研究。研究人员识别了273个本地保护团体，开展了51次半结构化访谈及50次会议与开放式访谈，并基于桌面分析和团体成员贡献，利用Kumu平台创建了一个公开可访问的交互式网络地图。研究捕获了1078条组织间联系，并将其归类为资助（funding）、伙伴关系（partnerships）、成员关系（memberships）、协作（collaborations）和支持（supporting）。社会网络分析（SNA）的密度、中心性和可达性指标界定了一个规模较大但连接稀疏的网络，其密度较低（0.029），未发现具有中心协调角色的团体，但存在更多本地化的子网络。访谈凸显了对协作的广泛重视，同时也揭示了包括志愿者时间有限、短期资助、地理距离和持续存在的孤岛现象等制约因素。使网络地图公开可访问并促进有针对性的、共同开发的"网络干预"研讨会，支持了集体识别共同挑战和集体行动机会。本研究的模型扩展了SNA的既定学术用途，提供了将分析转化为实践的可行步骤。在承认研究局限性的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对此类应用的进一步评估可能有助于不同环境下的保护实践。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签署，各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基于区域的保护（area-based conservation）日益受到关注。保护团体作为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增多使得地方视角和社会动态日趋复杂。理解这些动态有助于创建更有效和更具韧性的保护社区及相关社会-生态系统。由于人力和财政资源往往有限，协作被认为是优化保护成果的关键。然而，社会网络分析（SNA）和网络映射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研究语境中而非实践层面。实践者反映网络地图难以解读、常缺少数据导致对实地经验的误现，且随着网络变化迅速失去相关性。SNA还因无法捕捉塑造网络的权力和利益动态的完整复杂性而受到批评。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NR）为案例，探讨社会网络映射与分析如何应用于支持社区保护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益处与挑战。
**研究方法**
本研究部分遵循Reed等（2009）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三步模型：识别利益群体、对其进行分类、评估其关系，并增加了一个将SNA引入实践的步骤。研究人员通过在线搜索、滚雪球抽样、地方政府文件、地方报纸和访谈等途径识别保护团体，利用Kumu平台构建交互式网络地图，计算密度、中介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度中心性和可达性等SNA指标，并进行社区检测。样本队列来源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涵盖三个主要流域，总面积3,089,075公顷。研究开展了51次半结构化访谈和10次开放式访谈，以及约40次非正式对话。此外，研究人员基于访谈识别的优先事项和需求，共同设计并组织了两次"网络干预"研讨会。
**研究结果**
**步骤1：揭示和映射丰富的团体与联系**——研究人员识别了273个环境团体和实体，将其归类为12种团体类型：Landcare（97个）、Indigenous（35个）、Government（25个）、Environment Centre（7个）、Nursery（4个）、Community Garden（12个）、Species Conservation（13个）、Wildlife Rescue（11个）、Environmental Support（7个）、Advocacy（21个）、Research（4个）和Other Environmental Group（37个）。同时将1078条联系归类为五种联系类型：伙伴关系（189条）、协作（565条）、成员关系（217条）、资助（52条）和支持（55条）。通过Kumu平台创建了公开可访问的交互式网络地图，节点大小反映其度中心性值。
**步骤2：NR网络结构分析**——社区检测显示网络大致分为南北两个社区：北部包括Tweed Shire、Byron Shire、Ballina Shire、Lismore、Richmond Valley、Kyogle和Tenterfield Shire等地方政府区域（LGAs），南部包括Armidale、Glen Innes、Clarence Valley、Coffs Harbor和Bellingen Shire等LGAs。网络密度得分为0.029，意味着仅2.9%的可能连接目前存在。273个团体的平均度中心性为7.897，中位数为4；44个团体有15至60条连接，而79个团体仅有0至1条连接。大多数团体的中介中心性得分低于0.1，中位数为0；仅有4个团体的特征向量中心性高于0.020，均属Government类别。接近中心性最大值0.550，中位数0.303，表明平均路径长度较短。可达性值较高，112个团体在两步内可触及超过20%的网络，16个团体可触及超过60%的网络；125个团体（包括许多小型本地化团体）在两步内触及不到10%的网络。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实体通常显示最高的可达性和中心性得分。
**步骤3：挑战、经验与网络地图的实际应用**——团体成员强调了多种挑战：志愿者领导者通常时间匮乏，难以平衡有偿和无偿工作的竞争性义务，同时面临短期拨款资助设定的紧迫截止日期；缺乏带薪工作人员增加了管理活动和持续申请资助的压力；小型团体和本地土地所有者常因成员数量有限而在杂草和入侵物种控制等任务上挣扎；退休年龄以下人群的参与有限，引发延续性担忧。约半数受访者认为联系总体积极，即使在团体竞争资助时冲突也有限。少数（2人）报告了阻碍外部协作的重大内部冲突。十名参与者指出网络中存在孤岛现象。访谈表明并非所有分享或协作联系具有同等价值，小型团体有时偏好"垂直"联系。超过25个团体的人表示有兴趣使用或已在使用的NR网络地图来简化其联系过程。51次半结构化访谈中有9次参与者将通过网络地图等平台进行知识共享列为应优先考虑的事项。至少三个NR团体正在探索使用类似网络地图。第一次研讨会于2025年6月在Clarence Valley LGA举行，吸引了32名积极参与的团体成员（ primarily conservation property landholders），极端降雨和局部洪水导致出席人数减少至12人；第二次研讨会于2025年8月在Tweed Valley LGA举行，吸引了17名参与者。所有研讨会确定了额外的优先事项和行动要点，交换了联系信息，并为潜在的后续活动奠定了基础。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网络映射与分析如何应用于支持社区保护实践以及出现的益处与挑战。三步模型（图4）概述了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论路径。NR团体成员对本地联系价值的强调与SNA文献对社会网络而非孤立行动者的关注相一致。SNA和访谈数据表明，在NR这样的大空间区域建立联系具有挑战性，社区检测定义了南北两个不同社区即为佐证。有限的会议时间和长距离旅行是持续障碍，尤其对依赖志愿者的保护团体而言。低特征向量和中介中心性值表明没有团体明确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访谈同样表明大规模协作的协调力量可能尚不存在。与此同时，较高的接近中心性和高可达性值表明节点间路径较短，指向NR内存在紧密有效的"子网络"。Landcare伞形团体在保持小型边缘团体连接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访谈和文献表明并非所有联系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连接努力需要针对最有意义和有效的关系。NR案例研究支持了建立和支持专门连接者角色的呼吁。研究局限性包括：由于无法咨询所有团体，并非所有联系都被记录——尤其是那些没有在线足迹或不易在线看到的联系——某些分类可能因此不准确；定义联系强度超出本研究范围，意味着无法捕捉更细微的网络互动或权力差异。本研究将发现综合为实用框架（图4），展示了SNA如何从网络描述转向网络干预，从而为Reed等（2009）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增加了实践组件。
研究结论翻译：结合网络映射、SNA指标和与本地实践者的访谈，提供了一种结构化方法来理解保护社区并识别更有意识协作的机会。研究结果表明，公开可访问的网络地图可作为识别潜在合作者、向资助者和决策者传达社会影响、以及支持新团体和团体成员定向和入职的实用资源。虽然网络干预研讨会的长期影响超出本研究范围，但它们展示了SNA洞察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鉴于保护背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联系公开可见性的局限，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公开可访问的社会网络地图和SNA如何支持不同环境下的保护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