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Framing Harm, Shaping Risk: News Reporting and Risk Perception of AI-Generated 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ry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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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AI生成的非自愿亲密图像（AIG-NCII）已成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伤害形式。然而，受众对AIG-NCII相关媒体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心理因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在不同研究情境中如何变化，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研究考察了北京和首尔大学生
背景：AI生成的非自愿亲密图像（AIG-NCII）已成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伤害形式。然而，受众对AIG-NCII相关媒体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心理因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在不同研究情境中如何变化，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研究考察了北京和首尔大学生中感知媒体报道特征、心理因素与AIG-NCII风险感知之间的关联。
方法：在北京和首尔的大学生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在线调查，最终样本为1029名参与者。研究考察了感知人类关注、感知媒体框架、认同、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和感知脆弱性。风险感知沿两个维度进行评估：受害恐惧和感知易感性。使用带有交互项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主要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否在北京和首尔样本之间、在不同AIG-NCII知识准确性水平上存在差异。
结果：感知受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正相关，而感知施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负相关。感知人类关注的两个维度均与感知易感性无显著关联。感知主题框架和情节框架均与感知易感性正相关。认同、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和感知脆弱性与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均显著相关，其中一些关联模式在北京和首尔样本之间存在差异。AIG-NCII知识准确性在两个风险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的交互模式。在北京样本中，知识准确性相对较高的参与者中，选定预测因子与受害恐惧和感知易感性的关联较弱。
结论：感知媒体报道特征和心理因素与AIG-NCII风险感知相关，其中一些关联模式在北京和首尔样本之间以及知识准确性水平上有所不同。这些发现表明，理解公众对AIG-NCII等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伤害的风险感知，需要考虑受众对媒体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心理因素和先验知识。鉴于横断面设计和来自特定城市的大学生样本，研究结果应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关联，而非媒体报道导致风险感知变化的证据，也不代表中国和韩国之间存在稳定的国家差异。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其中，AI生成的非自愿亲密图像（AIG-NCII）凭借高度逼真、技术门槛低和可快速传播等特性，已从潜在技术威胁演变为侵犯个体隐私、尊严和自主权的技术中介伤害。这种伤害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严重心理与社会后果，还涉及性别政治、技术伦理和法律规制等跨文化治理挑战。然而，技术伤害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公众产生同等水平的风险感知。在深度媒介化的风险社会中，受众对媒体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如感知报道焦点和框架特征，可能与其风险感知及保护性行为反应相关。因此，考察受众如何感知AIG-NCII相关新闻的呈现方式，成为理解数字时代风险感知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和韩国虽同处东亚儒家文化语境且数字技术渗透率高，但先前研究对两国的AIG-NCII公共讨论、治理回应和媒体报道取向存在不同描述。韩国媒体自“N号房”事件后更强调受害者立场，采用以个体创伤为中心的情节式叙事，将技术风险视为需要制度回应的公共问题；中国主流媒体则更强调执法行动、法律规制、技术治理和预防指导，呈现犯罪控制取向。这些差异为比较两国受众的报道感知提供了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本研究预设两国媒体系统存在稳定或本质差异。基于此，研究人员以北京和首尔大学生为样本，比较其对AIG-NCII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并检验感知报道特征、心理因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是否随样本情境和知识准确性水平而变化。
研究发现，感知媒体报道特征和心理因素均与AIG-NCII风险感知相关，且关联模式存在跨样本差异。具体而言，感知受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正相关，感知施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负相关；感知主题框架和情节框架均与感知易感性正相关；认同、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和感知脆弱性均与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显著相关。AIG-NCII知识准确性表现出条件性调节作用：在北京样本中，较高的知识准确性削弱了部分预测因子与风险感知的关联。这些发现表明，理解公众对AI驱动在线伤害的风险感知需综合考虑受众的感知报道特征、心理因素和先验知识，为后续风险沟通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在线调查，通过校园社交媒体、课程群和公告板等渠道在北京和首尔招募大学生，最终样本1029人（北京510人，首尔519人），数据收集于2025年6月至10月。研究使用感知人类关注（含感知施害者关注和感知受害者关注）、感知媒体框架（含感知主题框架和感知情节框架）、认同、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感知脆弱性以及风险感知（受害恐惧和感知易感性）等量表，所有题目采用五点评分。AIG-NCII知识准确性（AIG-KA）使用10项是非题指数，按答对数量分为相对低（0-5）和高（6-10）两组。分析时先进行主成分分析（PC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结构效度，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及交互项分析检验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并使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DR）校正多重检验。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问卷嵌入了教学操作检查（IMC）并采用匿名作答。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感知人类关注与风险感知的关联。感知受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显著正相关（β=0.225），感知施害者关注与受害恐惧显著负相关（β=-0.157），且施害者关注的关联在首尔样本中较弱（交互β=0.157）；但感知人类关注的两个维度均与感知易感性无显著关联，H1a部分支持，H1b不支持。其次，感知媒体框架与风险感知的关联。感知主题框架（β=0.381）和感知情节框架（β=0.321）均与感知易感性显著正相关，但与受害恐惧无显著关联，且无跨样本差异，H2a不支持，H2b支持。第三，心理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联。认同、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和感知脆弱性均与受害恐惧显著正相关，其中替代性情绪反应、恐惧和感知脆弱性的关联在首尔样本中较弱；四个心理因素也均与感知易感性显著正相关，且所有关联在首尔样本中均较弱，H3和H4均支持。第四，AIG-NCII知识准确性的调节作用。在预测受害恐惧的模型中，感知施害者关注与知识准确性的交互显著，在低知识准确性组中正相关、高知识准确性组中不显著；认同与知识准确性的交互显著，较高知识准确性组关联较弱。在预测感知易感性的模型中，替代性情绪反应和感知脆弱性与知识准确性的交互显著为正，高知识准确性组关联更强。三向交互分析进一步显示，在北京样本中，知识准确性对心理因素与受害恐惧及感知易感性的关联呈显著负向调节，而首尔样本中相应交互均不显著。H5和H6得到部分支持。补充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要关联模式基本一致，但认同和替代性情绪反应与受害恐惧的关联在同时纳入所有心理预测因子和人口学控制变量后不再显著。
讨论部分指出，感知人类关注主要与风险感知的情感维度（受害恐惧）相关，感知媒体框架主要与认知维度（感知易感性）相关，提示风险感知并非单一维度。心理因素的正向关联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稳健性不一，其中恐惧和感知脆弱性与受害恐惧的关联更为稳健。知识准确性并非一致地发挥“保护”作用，而是在不同风险维度上表现出条件性模式。北京和首尔样本间的差异可能源于未测量的先前暴露、样本构成等因素，不应解释为稳定的国家差异。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感知媒体报道特征和心理因素与AIG-NCII风险感知相关，某些关联模式在北京和首尔样本之间以及知识准确性水平上有所不同；这些发现提示，理解公众对AIG-NCII等AI驱动在线伤害的风险感知，需要考虑受众对媒体报道特征的主观感知、心理因素和先验知识；鉴于横断面设计和特定城市大学生样本，研究结果应解释为变量间的关联，而非媒体报道导致风险感知变化的证据，也不代表中国和韩国之间存在稳定的国家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