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Associated Factor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Profiles Among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Acute Leukemia During Induction Remission: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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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识别急性白血病（AL）患儿诱导缓解期母亲创伤后成长（PTG）的潜在类别，并检验与类别归属相关的因素。患者与方法：本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在中国广州一家三级专科医院招募223名新诊断AL患儿的母亲。数据采用一般资料调查
目的：识别急性白血病（AL）患儿诱导缓解期母亲创伤后成长（PTG）的潜在类别，并检验与类别归属相关的因素。患者与方法：本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在中国广州一家三级专科医院招募223名新诊断AL患儿的母亲。数据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PTGI）、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量表（C-ERR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收集。由于PTG在其五个维度上可能存在差异，采用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具有不同PTG模式的母亲亚组。单因素分析和多项Logistic回归检验与类别归属相关的因素。结果：识别出三种类别：高成长组（n=42，18.8%）、中等成长组（n=155，69.5%）和低成长组（n=26，11.7%）。以高成长组为参照，较高的积极应对得分与中等成长组归属的较低概率相关（OR=0.890，95% CI：0.827–0.958；P=0.002）。较高的目的性反刍性沉思（OR=0.906，95% CI：0.825–0.994；P=0.037）、社会支持（OR=0.881，95% CI：0.798–0.972；P=0.012）和积极应对（OR=0.825，95% CI：0.742–0.916；P<0.001）与低成长组归属的较低概率相关。校正后家庭收入与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结论：在AL患儿诱导缓解期母亲中识别出三种不同的PTG类别。积极应对、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和社会支持与PTG类别归属存在差异化关联。这些发现可为个体化护理干预提供依据，对低成长组考虑综合性支持，对中等成长组采取强化积极应对的策略。
研究背景：急性白血病（AL）是儿童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诱导缓解期是化疗的第一阶段，通常于确诊后立即启动，采用高强度联合化疗以最大程度清除体内恶性细胞，对整个治疗进程及预后具有决定性作用。该阶段恰逢家庭对疾病认知不足的时期，父母的照护需求在子女确诊后即刻达到高峰。在慢性病患儿家庭中，母亲通常承担主要照护者角色，在诱导缓解治疗阶段不仅需应对密集的照护任务，还需承受对患儿预后的持续担忧、高额医疗费用所致的经济压力以及自身社会角色中断。既往研究已记录白血病患儿母亲存在显著的焦虑、抑郁症状及睡眠质量不良，一项研究发现41%的癌症患儿母亲在确诊后六个月内报告创伤后应激症状升高。因此，考察AL患儿母亲在诱导缓解期的心理适应及潜在积极心理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创伤后成长（PTG）指个体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心理变化，由心理学家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根据PTG理论，创伤性事件可能挑战个体既有核心信念系统并引发侵入性反刍性沉思；随着认知加工推进，个体可能逐渐转向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有意识地重新审视并整合创伤经历的意义，以实现认知重构和心理成长。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也可能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已考察白血病患儿父母的PTG，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识别癌症患儿父母心理适应的不同模式。然而，专门考察AL患儿母亲在诱导缓解期PTG潜在类别的研究仍有限，尤其是关于PTG五个维度异质性及类别归属相关因素的研究。与仅关注PTG总分的分析不同，潜在类别分析可识别在PTG各维度上具有不同模式的亚组，从而更细致地理解PTG的个体差异。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PTG五个维度识别AL患儿诱导缓解期母亲的不同潜在类别，并考察目的性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及应对策略与类别归属的关联，为个体化护理干预提供依据。研究人员开展了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在中国广州一家三级专科医院血液肿瘤科招募新诊断AL患儿的母亲，最终纳入223名参与者。研究得出三种不同的PTG类别：高成长组、中等成长组和低成长组；积极应对、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和社会支持与PTG类别归属存在差异化关联。其重要意义在于可为个体化护理干预提供依据，对低成长组考虑综合性支持，对中等成长组采取强化积极应对的策略。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便利抽样在单中心招募样本（中国广州一家三级专科医院血液肿瘤科，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N=223）；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C-PTGI、C-ERRI、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收集数据；采用Mplus 8.0进行潜在类别分析（以PTG五个维度总分为外显指标，拟合1至5个类别模型，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法，综合AIC、BIC、aBIC、熵、LMR检验和BLRT检验确定最优模型）；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1）AL患儿及其母亲的一般特征：患儿平均年龄（5.43±2.98）岁，56.5%为男性；母亲平均年龄（33.99±5.02）岁，58.3%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2）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现状及相关性：PTGI总分为63.59±12.79，PTG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r=0.278）、社会支持（r=0.352）及积极应对（r=0.443）呈正相关（均P<0.01）。（3）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潜在类别的识别：基于分类质量（熵=0.903）、LMR和BLRT检验均显著（均P<0.001）、类别比例及临床可解释性选择三类别模型；四类别模型虽拟合指标改善但包含极小类别（0.9%），五类别模型LMR检验不显著（P=0.123）。（4）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潜在类别的特征与命名：识别出三种不同的PTG类别，即高成长组（n=42，18.8%）、中等成长组（n=155，69.5%）和低成长组（n=26，11.7%），分别以PTG五个维度的高、中、低得分为特征。（5）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潜在类别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三组母亲在人均月收入、目的性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总分及积极应对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6）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潜在类别相关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以高成长组为参照，较高的积极应对得分与中等成长组（OR=0.890，P=0.002）和低成长组（OR=0.825，P<0.001）归属的较低概率相关；较高的目的性反刍性沉思（OR=0.906，P=0.037）和社会支持（OR=0.881，P=0.012）得分与低成长组归属的较低概率相关，但在中等成长组比较中均无统计学显著关联；家庭收入在两项比较中均与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AL患儿母亲诱导缓解期PTG总分为（63.59±12.79），处于中高水平；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出高成长组、中等成长组和低成长组三种PTG类别，提示该人群PTG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高成长组母亲在欣赏生活和新可能性维度得分尤高，个人力量、与他人关系和灵性改变维度亦处于高水平；中等成长组各维度得分中等，占样本绝大多数；低成长组五个PTG维度得分均最低，提示可能需要更多临床关注。既往研究亦在癌症患儿照护者中识别出异质性心理适应类别，但研究人群、治疗阶段及分类指标存在差异，跨研究比较时需加以考虑。关于积极应对：与高成长组相比，积极应对水平较低的母亲更可能归入中等成长组和低成长组；积极应对得分每增加1分，中等成长组归属的校正比值降低11.0%（OR=0.890），低成长组归属的校正比值降低17.5%（OR=0.825）。在校正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积极应对是唯一与中等成长组（相对于高成长组）归属显著相关的变量。这些发现对个体化护理干预具有潜在意义：低成长组母亲积极应对、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和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低，提示针对应对技能、建设性反思和社会支持的综合性干预可能适用，从临床角度可考虑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以缓解照护者心理困扰；对中等成长组母亲，旨在强化积极应对的干预可能尤为相关，动机性访谈可作为一种潜在方法，但上述干预在改善PTG及促进PTG类别转变方面的有效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关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水平较低的母亲更可能归入低成长组而非高成长组；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得分每增加1分，低成长组归属的校正比值降低9.4%（OR=0.906）；但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与中等成长组（相对于高成长组）归属无统计学显著关联。本研究中低成长组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得分最低，而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得分在三组间无显著差异，且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PTG总分无显著相关，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强调目的性认知加工的PTG理论视角及既往癌症患儿父母研究一致。从临床角度，可考虑引导性表达性写作帮助母亲描述照护经历、表达情绪并反思经历意义，父母间同伴指导亦可提供分享经历和缓解孤立感的机会，但上述方法在诱导缓解期促进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或改善PTG的有效性尚待检验。关于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母亲更可能归入低成长组而非高成长组；社会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低成长组归属的校正比值降低11.9%（OR=0.881）；本研究中低成长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最低，提示该组母亲社会支持资源可能相对有限。社会支持作为外部资源可缓冲应激事件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为母亲提供情绪表达渠道和实际帮助。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与中等成长组（相对于高成长组）归属在校正模型中无显著关联，一种可能解释是两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较为接近，限制了校正后社会支持区分其PTG类别的能力。对低成长组母亲，临床护士可主动评估其家庭支持网络，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照护责任并提供实际和情感支持，同时提供个体化的疾病治疗和照护信息并促进获得持续专业支持，但这些策略改善诱导缓解期PTG的有效性尚待评价。关于家庭经济状况：单因素分析显示人均月收入在三个潜在类别间差异显著，低成长组中低收入母亲比例高于高成长组；但后续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后人均月收入与PTG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P>0.05），提示单因素分析中观察到的关联可能部分反映了与其他纳入校正模型变量的关系。既往研究采用不同测量方法考察经济状况与PTG的关系，但家庭收入与经济毒性代表经济状况的不同方面，差异亦可能与研究人群、经济指标、医保覆盖及社会救助可及性有关。尽管人均月收入在校正模型中与PTG类别归属无显著关联，医护人员仍应关注低收入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临床护士可评估治疗相关经济负担并促进获得可用社会救助、慈善资源或经济支持服务。局限性：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亦不能捕捉PTG类别随时间的变化；单家医院便利抽样限制推广性，较长的数据收集期可能引入时间变异；鉴于当前样本量及低成长组相对较小，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纳入过多预测变量可能影响模型稳定性，因此仅将单因素分析中具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部分潜在相关的人口学和临床变量未纳入校正模型，可能导致残余混杂；依赖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引入应答偏倚，此外消极应对分量表（Cronbach's α=0.644）及部分PTG维度内部一致性相对较低，解释涉及这些测量的结果时需谨慎。未来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纵向研究。研究结论翻译：总之，本研究在AL患儿诱导缓解期母亲中识别出三种不同的PTG类别：高成长组、中等成长组和低成长组。积极应对、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和社会支持与PTG类别归属存在差异化关联。这些发现可为个体化护理干预提供依据。对低成长组母亲可考虑针对应对、认知加工和社会支持的综合性干预，对中等成长组母亲强化积极应对的干预可能尤为相关。尚需进一步纵向和干预研究评价上述方法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