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Disentangling the roots of success: How the CEO’s social-class origin affects firm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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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人员最近开始解构（disentangle）高级管理人员（top executives）的社会阶层背景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成果。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大型德国CEO样本，探讨了童年时期可获得的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与文化资源（cult
管理学研究人员最近开始解构（disentangle）高级管理人员（top executives）的社会阶层背景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成果。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大型德国CEO样本，探讨了童年时期可获得的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与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在促进企业增长（firm growth）中的作用，既考察其独立效应也考察组合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标志着CEO社会阶层起源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同企业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虽然两者均与企业增长呈正相关，但它们在不同增长指标中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差异，且其交互项（interaction）同销售额（sales）增长和总资产（total assets）增长呈负相关。等高线图（contour plot）分析特别将较低的增长率归因于由那些在童年时期拥有低水平或高水平经济与文化资源组合的CEO所领导的企业。额外分析表明，这些关系在CEO群体内部会因CEO自身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ttainment）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揭示了阶层起源转化为企业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与流动性相关的异质性（mobility-related heterogeneity）。除凸显印象印记（imprinting）的相关性外，这项探索性研究还强调了解构（disentangling）CEO群体内部社会子类（social subclasses）及其对不同增长类型影响的重要性。
企业增长普遍被视为市场认可与组织成功的标志，然而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的企业仅占少数。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强调高管个人特征影响组织战略的理论）指出，首席执行官（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等关键高管的个人特征深刻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现有文献已从动机、技术技能、任期、prior CEO经验、教育成就及人格特质等多个维度证实了高管特征对企业增长的显著作用。尽管如此，截至当前，尚未有研究系统探讨CEO的社会阶层起源（social-class origin）如何影响企业增长。传统社会阶层研究多遵循上层、中层、下层的三分模型，默认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紧密耦合，从而掩盖了同一阶层内部的亚群体差异。此外，既有研究通常依赖职业地位作为阶层代理变量，难以精确捕捉早期生活环境中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独立效应及组合效应。因此，从社会心理学与组织理论的交叉视角，解构CEO童年期经济与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企业增长结果，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缺口。
研究人员通过匹配奥比斯数据库（Orbis，企业财务数据库）2006–2015年间德国企业财务数据与针对15万德国企业高管团队（TMT，top management teams）成员开展的问卷调查，构建了包含2868名CEO的样本。研究将CEO社会阶层起源操作化为父母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与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并分别考察其对销售额、员工数量及总资产三种企业增长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经济与文化资源均与企业增长显著正相关，但经济资源对销售额及总资产增长的效应更强，文化资源则尤其与就业增长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资源的交互项（interaction）与销售额和总资产增长呈负相关，且无论低水平还是高水平资源组合均伴随较低增长率。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次证实CEO社会阶层起源对企业实际增长具有显著解释力，突破了传统阶级同质性假设，揭示了CEO群体内部社会亚结构的异质性及其对差异化增长维度的影响。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奥比斯数据库（Orbis）获取2006–2015年德国企业财务面板数据，同时开展大规模高管问卷调查以采集CEO童年期社会经济背景信息，通过数据来源分离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其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将企业增长指标对CEO父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及其交互项进行估计，并纳入企业层面与CEO层面控制变量及行业、地区固定效应。再次，运用等高线图（contour plot）对交互效应进行可视化预测，将经济与文化资源各分为5个水平，生成25种组合下的企业增长预测值。此外，研究将资源测量与HISEI（Highest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及ORDC5（Oslo Register Data Class Scheme，奥斯陆登记数据阶层方案）等基于职业的阶层指标进行基准比较，以验证直接资源测量的独特解释力。最后，利用似然无关方程（SUR，Seemingly Unrelated Equations）系统估计三个增长方程，并进行早期与晚期受访者比较以评估无应答偏差。
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主效应与维度差异：在全样本OLS回归中，父母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均与企业增长呈正相关。其中，经济资源对销售额增长和总资产增长的效应更为显著，而文化资源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表明不同增长维度对应差异化的阶层起源机制。具体而言，CEO童年期经济资源越丰富，其所在企业销售额与资产规模的扩张越迅速；而文化资源的作用在就业维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意味着父母文化资本可能通过塑造高管的社会认知与沟通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与员工相关战略。
交互效应与非线性模式：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交互项在销售额与总资产增长模型中显著为负。等高线图分析显示，当CEO童年期同时具备高水平或低水平的经济与文化资源组合时，企业增长率反而较低；而拥有不对称资源组合（如“新贵”nouveau riche或“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式成长背景）的企业更可能实现较高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这表明，单纯的优势堆砌并不必然转化为最优增长绩效，资源的相对构成与战略逻辑的匹配可能更为关键。例如，出生于企业主家庭且兼具高经济与文化资源的CEO，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保全基业而非快速扩张的策略。
稳健性检验与阶层测量比较：在利用HISEI和ORDC5替代原始资源测量的稳健性检验中，连续型资源指标对阶层—增长梯度的解释力优于职业类别代理变量，联合Wald检验（Wald test）证实三种资本项与职业阶层指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将三个增长方程作为似然无关方程（SUR）系统估计的结果与主分析一致，且早期与晚期受访者比较未显示显著无应答偏差，从而增强了核心发现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检验显示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03，进一步支持了二者作为独立维度测量的有效性。
流动性相关异质性：按CEO自身教育成就（是否达到13年教育）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无高等教育背景的CEO群体表现出更强的资源—增长关联，其父母经济与文化资源对销售额、总资产及就业增长的正向效应及交互负效应更为明显；而有高等教育背景的CEO群体中，这些关联普遍较弱。热图（heatmap）进一步揭示，在不同教育路径下，驱动高增长的资源配置形态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一发现提示，教育成就作为后期流动性经历，可能调节了早期阶层印记向企业结果的转化过程。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CEO，父母资源可能仍是其战略视野与信心建构的关键来源；而对于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CEO，后期制度化教育经历可能叠加了独立于家庭出身的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首次提供了CEO社会阶层起源影响企业增长的实证证据，突破了“越多越好”的简单逻辑，证明不仅资源总量，而且资源的组合构型（capital composition）都能解释企业增长的异质性。研究强调了印象印记（imprinting，早期经历持续影响后期认知与行为的机制）过程在CEO早期成长环境转化为后期战略行为中的关键作用，表明童年期资源环境通过塑造管理者的认知框架与风险偏好，持续影响其成年后的战略决策。同时，研究揭示了CEO群体内部的流动性相关异质性，提示占有相同组织位置的个体可能因其不同的成长轨迹与后期教育经历而表现出差异化的战略倾向。就研究结论而言，管理学者日益重视将社会阶层引入企业特征、战略与结果的研究之中。本探索性分析通过独特的调查与档案数据，考察CEO社会阶层起源如何关联企业增长，并将社会阶层起源概念化为CEO童年可获得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三种增长指标的发现一致表明，社会阶层起源对企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且总体呈正向关联：父母经济与文化资源越高，企业增长越强；同时，这些关联因增长维度而异。此外，研究观察到负向交互模式：不仅低—低资源背景，高—高资源背景的CEO所领导的企业增长率也相对较低。这些发现支持了资本组合论点，即不仅源于家庭的资源数量，而且其构型共同促成了企业增长的差异化模式，为未来从微观层面解析这些模式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决策路径奠定了实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