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区位类型与风力发电场局部可接受性：基于荷兰南荷兰省真实情境的准实验研究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The role of distance and type of location in the local acceptability of wind parks: A cas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风能项目计划常遭遇地方反对。基于既有证据，研究人员预期，与风电机组的距离越近，计划中的风电场可接受的公众越少，且公众相比自然区域更偏好在工业区建设风电场。尚未探索的问题是：公众是否仅关心其周边近距离区域（immediate surroundings）的自然环境，还是怀有更普遍的自然保护关切（即距离与自然性的交互作用）。研究人员在真实情境中检验了这一问题，采用了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荷兰南荷兰省（South-Holland）选定了三个建设风电场的潜在位置：(i) Kruisweg oostzijde（mostly natural and densely inhabited area，以自然和人口稠密为主的区域），(ii) Bleizo-West（industrial area, with a potential to build new homes，工业区，且具备新建住宅的潜力），以及(iii) Noordpolder（mostly agricultural and greenhouse activity area，以农业和温室活动为主的区域）。总体而言，研究人员发现可接受度较低，这与荷兰围绕风电场的公众争议相呼应。居民居住地距离各位置越近，他们越不认为在该位置建设风电场是可接受的，这与近邻假设（proximity hypothesis，邻近性假设）一致。然而，这些效应很小，且自然区域的风机无论距离远近均更不可接受。研究结果积累了对流行的 NIMBY（Not In My Backyard，邻避效应）观念的批评，该观念认为人们纯粹出于自利而不希望任何设施建在自家后院。研究人员结合能源正义（energy justice）和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的文献讨论了这些结果。为理解局部可接受性，与地方关切进行实质性接触至关重要，而非依赖距离或景观类型等简单启发式方法。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一，由温室气体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驱动，威胁地球上所有生命。实现国际气候目标要求大幅且迅速地减少碳排放，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因此成为任何现实可行的脱碳路径（decarbonization pathway）的核心。近年来风能（wind energy）发展迅猛，被广泛视为减排目标的重要贡献者。然而，陆上风电项目常面临社会与政治阻力，亟需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规划实施过程，以及对优先部署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审慎考量与地方社区参与。

公众舆论调查显示，公众对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总体持广泛支持态度，但一旦涉及具体地点，可再生能源项目——尤其是陆上风电场——往往遭遇公众阻力。荷兰2023年民调显示，66%的公民认为应在荷兰建设更多风车，但当被问及是否应建在其周边时，支持率骤降至19%。荷兰全国各地针对地方风电项目的抗议此起彼伏，地方反对表现为数百项官员投诉、公共会议上社区与当局的冲突，甚至纵火和对风电支持者的恐吓信。荷兰作为人口高度稠密的国家，住房、农业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土地竞争十分激烈，陆上风电项目不可避免地与居民及其生活环境相近。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聚焦两个可能影响风电场局部可接受度（local acceptability）的核心维度：一是人们与风电场的距离，二是区位类型，即该区域属于自然区域还是工业区域。尽管既往研究已对近邻假设（proximity hypothesis）有所探讨，但该假设的证据尚不一致，多数支持性证据来自对假想或规划中项目的调查。此外，自然性假设（naturalness hypothesis）认为公众对自然区域建风电的反对更甚于工业区，但鲜有研究系统检验距离与区位类型二者的交互作用。公众究竟仅关心周边近距离区域（immediate surroundings）的自然环境，还是怀有更普遍的对自然的关切，这一未解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切入点。

**研究开展与核心结论**
2023年秋季，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南荷兰省（South-Holland）在兰辛赫兰（Lansingerland）市镇确定了三个建设15-MW（15兆瓦）风电项目的潜在位置：Kruisweg oostzijde（以自然区域为主）、Bleizo-West（以工业区为主）以及Noordpolder（以农业和温室活动为主）。研究人员与南荷兰省合作，针对当地居民开展了一项定量问卷调查，以评估每个潜在位置建设风电场的公众可接受度。由于受访者熟悉这些位置，其评价基于真实的当地情境。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通过两轮数据收集（2024年7月至8月、2025年5月至6月）系统检验了近邻假设、自然性假设及二者交互作用。

研究总体发现，当地对风电场的可接受度较低，这与荷兰风电场的公众争议相呼应。具体而言，居住地距离各位置越近，居民越不认为该位置建设风电场是可接受的，符合近邻假设；然而效应量较小。同时，无论距离远近，自然区域的风机均更不可接受，支持了自然性假设。这些发现对NIMBY（Not In My Backyard，邻避效应）这一流行观念提出了累积性批评，即认为人们纯粹出于自利而不希望任何设施建在自家后院。研究结合能源正义（energy justice）与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文献，强调理解局部可接受度必须深入接触地方关切，而非依赖距离或景观类型等简单启发式方法。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真实情境下的准实验设计，以荷兰南荷兰省兰辛赫兰市镇三个15-MW风电场候选地址为研究场景，样本来源于该市镇内距离至少一个候选地址2000米范围内的居民。研究人员通过邮寄邀请信方式向33,125个地址发放在线问卷（提供荷兰语和英语版本，另有纸质版本），开展两轮数据收集，共收回有效样本第1轮2287份、第2轮2288份。研究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mixed-effects regression models），使用RStudio及lme4包、lmerTest包进行估计，以参与者为随机截距，以距离和区位类型为固定效应，有效控制了重复测量带来的个体内相关性。模型通过似然比检验评估拟合优度，分别针对近邻假设、自然性假设及其交互作用构建验证性模型，并扩展纳入第三地点Noordpolder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方案已于2025年5月23日在开放科学框架（OSF）预注册。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显示，三个位置的风电场可接受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低于7分量表中点3），且随距离增加略有上升，工业区域Bleizo-West的可接受度略高于自然区域Kruisweg oostzijde。

在距离和区位预测可接受度方面（检验假设1与假设2），两轮数据的混合效应回归均显示，距离对可接受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居住地离风电场越远，可接受度越高，支持近邻假设；区位类型亦显著预测可接受度，与自然区域相比，工业区域的可接受度显著更高，支持自然性假设。此外，农业区域Noordpolder的可接受度也显著低于工业区域。尽管距离和区位效应均达到统计显著，但效应量适中偏小：边际R²（marginal R-squared，固定效应解释方差）仅为第1轮0.08、第2轮0.05，而条件R²（conditional R-squared，含随机效应总解释方差）分别为0.70和0.77，表明距离和区位仅解释了可接受度总体变异的一小部分。

在距离与区位类型的交互作用方面（检验假设3），纳入交互项后的混合效应回归显示，距离与区位类型的交互项在两轮数据中均不显著，未能支持自然区域的距离效应强于工业区域的假设。探索性分析进一步纳入Noordpolder后，发现Noordpolder的主效应及其与距离的交互作用虽小但达到显著水平，提示农业区域的距离效应略强于工业区域，但由于探索性质需谨慎解读。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在计划建设但尚未建成的真实情境中证实了距离对局部可接受度的显著影响，补充了既往关于假想项目的证据。自然性假设亦获支持，但效应量微小。总体可接受度偏低可能导致地板效应（floor effect），使得即便在最大距离处，平均可接受度仍仅约为7分量表中的3分。距离与区位类型效应虽小但显著，可能恰恰说明这些效应的稳健性。

研究积累了对NIMBY观念的批评。首先，距离效应幅度很小，说明局部可接受度并非简单地“不想让任何设施建在住所附近”；其次，距离与景观类型无显著交互，提示公众对自然和环境的关切具有普遍性，而非仅限于住所周边近距离区域。这种对非自利环境关切的实证支持，呼应了能源正义与空间正义文献，表明人们即便面对自身即时风险，仍可能持有超越自利的自然保护态度。

在政策意涵上，研究人员提出风电场选址的两步规划流程。第一步是调查最邻近居民面临的即时影响（如噪音、阴影闪烁等），并开发应对负面外部性的技术、财政及其他政策措施（如夜间停机、补偿机制、地方所有权），同时引入基于距离的差异化补偿方案以提升更广泛社区支持。第二步是调查全社区层面的其他关切，通过审慎的公众参与了解地方与具体情境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自然与工业的区隔过于简化，应基于场所依恋（place-attachment）、场所认同（place-identity）及社区与地方的关系来理解“适配性”（fit），而非依赖简单启发式。此外，需引入正义视角（justice lens），关注影响的分配正义及区域间公平问题。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未能完全代表当地人口，男性及高收入群体被过度代表，且未中心处理可接受度得分导致个体间大量变异未能解释。未来研究需关注价值观、气候变化关切、对决策者的信任、对可再生能源的普遍态度等个体因素如何与距离和区位因素交互作用。

**结论翻译**
尽管距离对风电局部可接受度的效应在统计上显著，但幅度很小，区位类型的效应则更为微小。研究人员观察到，兰辛赫兰居民对风电场的可接受度普遍较低，无论是最邻近居民还是更广泛的地方人口，且几乎在三种不同类型区位中呈现同等低水平。作为政策意涵，研究人员提出两步规划流程：首先考虑最邻近者的感知即时影响及其对地方社区的含义；其次建议针对各个别社区采取定制路径，通过公众参与来确定如何使项目适配地方情境，而非依赖技术适配工业景观而不适配自然景观等简单启发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