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当代能源公民构成要素的社会空间格局：基于全国代表性调查的聚类分析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Socio-spatial patterns of energy citizenship components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能源公民（energy citizenship）近年来已成为能源转型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概念，但其定义、构成要素及社会表现仍缺乏充分探讨。本文基于2023年初开展的一项代表性全国调查（N = 1000），分析匈牙利能源公民构成要素的社会空间格局。依据文献，研究将四个构成性要素操作化：参与（participation）、可持续能源使用实践（pro-sustainability energy-use practices）、产消者主义（prosumerism）与可持续态度（pro-sustainability attitudes）。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研究识别出四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日常减量实践者、高度觉醒公民、疏离型消费者与转型先锋，各群体具有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在匈牙利情境中，在所有构成要素上均表现高水平的能源公民无法被识别为独立社会群体；相反，能源公民的各构成要素以碎片化组合形式分布于人口之中。这一结果挑战了将能源公民视为连贯社会状态的理想类型观点，并凸显了包括住房类型、可用基础设施、资源、政策环境与政治文化在内的情境性因素对公民成为能源公民之能动性的形塑作用。除科学贡献外，研究结论为促进能源公民与能源转型的差异化政策干预提供了指引。

研究背景与问题　能源生产与消费长期嵌入社会系统与文化实践，但将其作为技术经济维度之外的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相对较晚。能源公民（energy citizenship）概念自2000年代出现，其文献仍相对有限，概念边界及与能源社区（energy communities）、能源民主（energy democracy）等相关概念的区分尚存争议，对何种能源生产与消费形式构成能源公民亦缺乏共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能源公民行为（acts of energy citizenship），即在个体、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与公用事业提供者等多元主体间展开的个体与集体行动，并识别出政治文化、政策环境、制度框架、能源价格与收入、可用资金、建成环境与技术等形塑因素。匈牙利情境具有特殊性：与西欧相比公众参与和公民活动较弱，2010年后自下而上倡议受到抑制；2010年代初至2022年能源危机期间的行政性能源定价削弱了家庭能源转型动机；住房存量能效低、能源贫困程度在国际比较中偏高；多数家庭依赖以天然气与核能为基的集中供能网络；能源公民倡议的政策法律环境不具支持性。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提出研究问题：能否在当代匈牙利识别出在所有能源公民构成要素上均相对较高的可测量社会群体？特定构成要素是否扩展至更广社会阶层？呈现不同构成要素组合模式的群体具有何种社会空间特征，匈牙利情境如何影响之？

研究开展与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文献主题分析识别出四个关键构成要素——参与、可持续能源使用、可持续能源生产（产消者主义）与可持续态度，并以2023年1月至3月开展的、代表匈牙利境内成年匈牙利公民的人口调查数据（N = 1000）为基础，先构建四个要素的指数，再以层次聚类揭示社会中的组合模式。结论表明：以四要素同时相对较高来狭义界定能源公民，在匈牙利并不对应可识别的社会群体，二分式的能源公民/非能源公民区分不适用于该情境；各构成要素以碎片化组合分布于人口中，可持续能源使用与态度、参与并不必然相互强化；能源公民并非内部连贯的状态，而是部分相互脱节的实践、态度、能力与基础设施位置之集合，并在社会群体间不均衡分布，呈现鲜明的社会空间特征。其意义在于挑战了能源公民的理想类型观，凸显结构性约束对公民能动性的形塑，并为差异化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两阶段、按比例分层、随机抽样的概率样本，通过个人访谈收集代表匈牙利成年公民的数据（N = 1000，调查时间为2023年1月至3月）。分析分两步：首先基于调查数据为四个能源公民构成要素构建指数，其中参与区分常规政治参与与可持续社区参与并分别作主成分分析（PC analysis），态度要素涵盖气候变化相关态度与环保身份并以主成分分析降维，可持续能源使用以家庭节能行为与住房能效及可再生能源投资两项加总衡量，可持续能源生产以太阳能或地热供暖的虚拟变量识别；其次在变量标准化后采用Ward法（平方欧氏距离）的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识别群体模式，因缺失数据排除8.8%的样本。

研究结果　聚类分析得到四个亚群，三个较大亚群分别占成年人口的39.5%、28.5%与24.5%，另有一较小群体占5.7%。第一类“受限节约者”（constrained savers，39.5%）在日常行为上可持续能源使用水平极高，但可持续能源投资最低，可持续社区参与极低，常规政治参与及可持续态度与身份均为中等；该群体平均年龄最高、教育水平最低、主观物质状况最差，农村居民、退休者与传统村舍居住者比例最高，近40%以木柴供暖，区域供热比例最低，无人使用太阳能或地热供暖。第二类“参与型公民”（engaged citizens，28.5%）在参与、可持续态度与绿色身份上均高（后者为各类最高），在可持续能源使用的行为与投资两个子类上均居第二且是唯一两者较为均衡的群体，但无人使用太阳能或地热供暖，对区域供热与管道燃气的合计依赖最高，约25%使用木柴；人口特征较为均衡。第三类“被动消费者”（passive consumers，26.3%）在可持续能源使用（行为与投资）、可持续态度与身份上均极低，常规政治参与亦较低，无人使用太阳能或地热，区域供热比例最高；该群体多居住于多户公寓建筑（MABs）包括1960至1980年代工业化建造的住宅区，独立住宅比例最低，平均年龄最轻，男性偏多，雇员比例很高，教育以初等或职业/文法学校中等证书为主，主观物质状况不佳。第四类“技术先锋”（tech pioneers，5.7%）完全或部分依赖太阳能或地热供暖，可持续能源投资与态度极高，可持续社区参与同样高，但日常减量行为兴趣较低，常规政治参与低，未形成明显的可持续身份；该群体平均年龄相对年轻、教育水平很高、主观物质状况最好，创业者比例极高（28.6%），雇员（34.0%）与退休者（14.4%）比例最低，农村居民比例较低，逾40%居住于首都，独立住宅比例最高、多户公寓比例最低。

讨论与结论　讨论指出，狭义界定的能源公民在匈牙利不存在对应社会群体，其构成要素以碎片化组合出现：部分家庭实践日常减量但缺乏强烈可持续态度或参与；部分高度觉醒并参与行动却受制于常规供暖基础设施；另有群体投资能效或可再生能源却不进行日常减量。这表明可持续能源使用与态度、参与等参与形式并不必然相互强化，能源公民并非以特定行为为特征的内部连贯状态，而是部分脱节的实践、态度、能力与基础设施位置的集合，并在社会群体间不均衡分布。“技术先锋”最接近以物质为导向的能源公民理解，但年轻、高教育、富裕、创业者与独立住宅居住者比例高，说明其可再生能源使用深受物质资源、住房类型与投资能力制约，且其日常减量、常规政治参与与绿色身份并不高，指向以消费与投资为导向、体现技术采纳而非更广泛公民或社区参与的通路，暗示该物质导向路径对高地位家庭更为可及，匈牙利以往能效与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可能加剧此类不平等。“受限节约者”虽不符合资源充裕、明确参与的典型能源公民形象，但其日常减量实践水平最高而投资最低，可持续社区参与极低、态度与身份中等，成员年长、教育最低、物质状况最差、农村与退休者及传统村舍居住者偏多，近40%以木柴供暖且无人使用太阳能或地热；家庭生物质使用虽在理论与实践上可持续性存疑，但无疑构成一种个体能源生产形式，为家庭提供更高能源使用能动性与对集中供能者的独立性，既有匈牙利研究亦支持固体燃料作为独立于集中供能之能源对许多下层农村家庭是重要韧性来源；对这类家庭而言，减量往往是控制能源成本的唯一途径，因其资源贫困抑制能效与可再生能源投资，且补贴设计使其更难获得，而他们在2022年“公用事业价格削减”措施修订后系统性地更易受能源价格上涨冲击；该群体代表一种并非源于技术创新或明确环境承诺、而植根于稀缺的日常管理与对社会物质约束之实际适应的能源相关能动性，与“技术先锋”同属强物质决定型模式，但源于匮乏而非富裕。“被动消费者”在各维度均远离能源公民，但其疏离不应仅解读为个体选择或缺乏关切：该群体高度城市化、多户公寓（含住宅区）居民比例高，其对供暖系统、翻新决策与能源基础设施的能动性受结构性约束，对区域供热的高度依赖进一步强化这一位置，即便其有意愿更为积极，住房状况与基础设施嵌入亦将限制其行动空间，其低环境参与水平需结合住房类型所设定的物质与制度约束加以理解。“参与型公民”在几乎所有维度均处于中高水平：常规与可持续社区参与高、可持续态度强、绿色身份最高，日常节能与可持续能源投资均居第二且是唯一两者相对均衡的群体，但无人使用太阳能或地热供暖，仍锁定于常规基础设施，对区域供热与管道燃气合计依赖最高，约四分之一使用木柴。研究结论为：在匈牙利情境中，以四要素同时相对较高狭义界定的能源公民不对应可识别社会群体，二分式区分不适用；各构成要素以碎片化组合分布于人口，可持续能源使用与态度、参与等并不必然相互强化；能源公民并非内部连贯的状态，而是部分脱节的实践、态度、能力与基础设施位置之集合，并在社会群体间不均衡分布；除科学贡献外，研究为促进能源公民与能源转型的差异化政策干预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