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Show me the money! Reassessing the “barter story” in the pre-Hispanic Maya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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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叙述恰恰是颠倒的。人类并非始于物物交换、发现货币、最终发展出信用体系，而是恰恰相反。根据Adam Smith（1776, vol. 1:17）的观点，人类具有"从事交换、物物交换和以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的自然倾向"，但这种直接的商品交换需要
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叙述恰恰是颠倒的。人类并非始于物物交换、发现货币、最终发展出信用体系，而是恰恰相反。根据Adam Smith（1776, vol. 1:17）的观点，人类具有"从事交换、物物交换和以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物品的自然倾向"，但这种直接的商品交换需要"欲望的双重巧合才能实现交易"。他由此得出结论，物物交换效率低下，这正是货币最终被发展出来的原因。在《债务：最初的5000年》一书中，经济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2012:40）颠覆了Adam Smith十八世纪的演化模型，宣称是债务和信用体系——而非物物交换——导致了货币的发明，而物物交换只是在货币被引入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现象。继Caroline Humphrey（1985）之后，Graeber（2012:22–23）及其他学者正确地质疑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根深蒂固的演化假设，将其视为一个虚构的"神话"。物物交换并非所有经济交换的"原始"起源，并非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体系复杂化，货币作为标准交换媒介最终取代了物物交换（Humphrey and Hugh-Jones 1992:2–3）。Graeber（2012:29）等人引用Humphrey的论断来支持其结论，Humphrey针对Smith的物物交换神话明确表示："纯粹而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从未有任何实例被描述过，更不用说从中产生货币；所有可用的人类学证据表明，这种事物从未存在过"（Humphrey 1985:48）。Humphrey的这段话被那些旨在揭穿虚构的物物交换"起源故事"的学者引用最为频繁。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学者或许在不经意间也否定了物物交换作为一种经济安排的重要性。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因为Humphrey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恰恰相反，旨在强调"其普遍性……[以及]整个贸易体系……以物物交换作为其主要交换模式"（Humphrey and Hugh-Jones, 1992:3）。重要的是，Humphrey（1985:49，原文强调）澄清道："当今世界中的物物交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后货币现象（即它与货币共存），并且它是那些与货币市场脱钩或已经脱钩的经济体的特征。"Humphrey自己设定的对"当下"的强调似乎被Graeber（2012:37）忽视了，他跳跃性地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真正的考古学证据）："事实上，有充分理由相信物物交换根本不是一种特别古老的现象，而是仅在近代才真正广泛传播。"Graeber颇具影响力的写作及其对前现代"物物交换故事"存在的相当轻蔑的立场，可以说阻碍了考古学家将物物交换理论化为古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安排（但参见Isaac, 2013; Stanish and Cobean 2013）。他的结论直接或间接地促使许多考古学追随者——包括研究中美洲复杂社会的学者——淡化物物交换的重要性，转而关注寻找货币、债务和信用体系的物质标志（例如Baron, 2018a, Baron, 2018b, Baron, 2024; Baron and Millhauser, 2021; Freidel, Masson, and Rich 2016; Rosenswig, 2024a, Rosenswig, 2024b, Rosenswig, 2025; Sampeck, 2021）。专门研究古代玛雅经济的学者倾向于遵循Graeber（2012:37）的假设，即物物交换只会在货币化经济中发生（Hutson and Dahlin, 2017:10; Rosenswig, 2024a:74）。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重新评估了物物交换在古代玛雅经济中的地位，并厘清其与货币的演化关联，偏离了Graeber及上述其他学者关于物物交换以货币化经济存在为前提的主张。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强调了物物交换（无货币）与价格制定（基于货币）市场之间的重要区别。研究人员遵循物物交换的长期既定定义，即"商品对商品的交换"，不使用货币，可发生在多种情境中，包括市场以及家庭层面（Eppich, 2020; Hirth, 1998:472）。此处主要聚焦于市场，但也涉及旅行商人在家庭层面物物交换的证据。正如Humphrey和Hugh-Jones（1992:2）所观察到的，取决于发生的情境，物物交换可能类似于赠礼，在其他情况下则更接近基于商品的交易，"但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换模式"（Angé, 2015:360，引用Humphrey and Hugh-Jones, 1992:7）。现存民族史资料揭示了中美洲（包括玛雅地区）的物物交换经济。研究人员回顾了这些记载，并考察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特定地区的民族志案例，在这些地区，物物交换（称为"trueque"和"cambio"）至今仍存在于原住民市场和集市中，且一直被学者描述为前殖民时期的起源（Cobos, 2024; Villamar, 2016; Stanish and Cobean 2013）。民族志记载提供了一个当代可观察的原住民实践模型，说明了物物交换市场如何作为一种主要经济安排在大规模和复杂层面上运作。借鉴这些及其他当代类比，研究人员考察了物物交换市场情境中的若干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资源异质性与社区专业化；以家庭（亲属）生产为主导、以道德经济为中心的女性主导营销；基于牺牲与互惠词汇而非债务与信用词汇的经济语言；以及基于主观价值和社会共识的等级化等价关系，而非基于像货币这样的标准外部计量单位的客观价值。研究人员呈现了玛雅民族志、民族史和考古学数据，表明这些特征在玛雅经济中均已存在。研究人员提出，"物物交换体系"——即"商品倾向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与已知的人进行交换"（Humphrey and Hugh-Jones, 1992:8）——在古代中美洲前殖民时期市场经济理论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比目前所认知的更为重要。近年来，中美洲考古学（包括玛雅地区）的市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Chase et al., 2025; Dahlin et al., 2007; Garraty and Stark, 2010, eds.; Feinman and Garraty, 2010; Feinman and Nicholas, 2021; Hirth and Pillsbury, 2013, eds.; Hutson, 2017, ed.; King, 2015a, ed., 2020a, 2020b; Masson and Freidel, 2012; Paris, 2021; Shaw, 2012等）。大多数玛雅考古学者现在接受前西班牙时期社会依赖市场交换作为精英和非精英家庭获取食物和其他商品的关键手段。近期玛雅地区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涉及"陌生人和熟悉的（社会嵌入的）贸易伙伴"（Masson and Freidel, 2012:455，原文强调；引用Feinman and Garraty, 2010:171）。研究人员通过将本研究置于源自社会学的关系经济模型框架中（例如Zelizer, 2005, Zelizer, 2012），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社会整合市场的模型，其中社会不仅嵌入经济交易中，而且始终是相互构成的，即使在资本主义价格制定市场经济的情境中也是如此。从这一关系视角来看，物物交换可以在"亲市场"意义上理解，使得理性经济人和有道德根基的"他者"合而为一，因为经济与社会永远无法割裂。在关系经济模型中，由于社会与金融不可分割，无需从演化图式来理解物物交换和货币；"物物交换不是资本主义的古老原型……它是一种独立的交换模式"（Humphrey and Hugh-Jones, 1992:7）。
研究背景方面，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叙述认为人类经济交换始于物物交换，随后发现货币，最终发展出信用体系。然而，Graeber（2012）及Humphrey（1985）等学者质疑这一演化假设，认为物物交换并非所有经济交换的原始起源，且纯粹物物交换经济从未被描述过。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在揭穿物物交换"神话"的同时，往往也否定了物物交换作为一种重要经济安排的地位，导致考古学家——包括玛雅经济研究者——倾向于遵循物物交换仅在货币化经济中存在并作为次要交换安排的假设，转而关注货币、债务和信用体系的物质标志。这一立场阻碍了将物物交换理论化为古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经济安排。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重新评估物物交换在古代玛雅经济中的地位，厘清其与货币的演化关联，区分物物交换（无货币）与价格制定（基于货币）市场，并通过民族志、民族史和考古学证据构建可进一步检验的物物交换模型。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物物交换在玛雅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比目前考古学重建所承认的更为重要，应被视为一个"真实的"经济领域。
在技术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民族志比较分析，考察中美洲和南美洲当代原住民物物交换市场（trueque和cambio）的运作特征；（2）民族史文献分析，回顾西班牙接触时期关于玛雅和阿兹特克市场交易的记载，包括de las Casas、Landa等16世纪文献中的原始西班牙语术语（如trocar、conmutar、trataban）；（3）语言学和语文学分析，考察玛雅经济术语（如k'ex、k'aay、patan、tojool等）的原始含义及其在殖民时期翻译中的语义偏移；（4）考古学图像分析，解读卡拉克穆尔Chiik Nahb复合体壁画（公元7世纪）中的市场交易场景及伴随的象形文字标题；（5）关系经济理论框架（relational economy model），源于Zelizer（2005, 2012）的社会学理论，用于整合社会与经济维度。
研究结果方面，3.1节"资源异质性与社区专业化"：通过民族志案例（如墨西哥Morelos的Zacualpan de Amilpas市场）和民族史记载（Feldman对接触时期玛雅"市场区"的重建），结合卡拉克穆尔壁画中商人-搬运工使用背带（tumpline）运输货物的场景，论证资源异质性和社区专业化是物物交换市场的核心条件。壁画中个别场景可辨识的商品以食物为主（约67%-78%），表明市场为玛雅家庭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3.2节"家庭（亲属）生产、性别角色与市场中的道德经济"：通过卡拉克穆尔壁画中"卖方"以女性为主（食物类场景中8个有7个为女性）、而商人-搬运工全部为男性的分析，结合民族志数据（Purépecha物物交换市场中女性参与率96%，Cholula市场90%）和民族史记载，论证女性主导的市场营销围绕互惠喂养的道德经济展开，且女性在古典期至后古典期的市场活动中担任重要经济领导角色。3.3节"市场营销、商人与物物交换的经济语言"：通过分析殖民时期玛雅文献（如Popol Wuj）中缺乏债务/信用二元概念而以牺牲和互惠描述劳动与商品转移（Knowlton, 2023），以及玛雅词根k'ex（物物交换/交换，兼指世代间生命力的神圣互惠替换）、k'aay（叫卖/物物交换）、patan（义务/服务而非货币）、tojool（支付/矫正，含道德行为义）等术语的原始语义，论证玛雅经济语言根植于牺牲与互惠的道德秩序而非货币计量。同时指出西班牙殖民时期原始文献中反复使用trocar、conmutar等明确表示"物物交换"的术语，而后续翻译将这些交易误读为货币化交易。3.4节"衡量等价关系与寻求共识"：通过民族志案例（秘鲁Lares谷cambio市场中已确立的交换等价关系，如马铃薯换木薯、体积测量法、unay precio体系）和民族史记载（de las Casas记录的玉米换豆类、豆类换可可、盐等交换），论证物物交换的等价关系基于体现劳动和社会共识的等级化（ordinal）价值体系，而非基于外部抽象计量单位的基数化（cardinal）价值体系，人与物的混融（personified objects）是物物交换市场区别于价格制定市场的核心本体论特征。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关系经济理论置于玛雅经济和市场情境中，指出关系经济模型认为所有经济交易同时是社会和人际关系，社会与经济是相互构成的而非可分离的领域。嵌入性视角维持社会与金融的分离，而关系视角在本体论上先于这种分离。关系经济理论有助于弥合将人与物性质分离的笛卡尔式二分法，对于中美洲原住民社会而言，主观与客观标准之间不存在截然分离，而是商品与人均被拟人化。在物物交换市场中，人（主体）与被买卖的产品（客体）不可分离，始终是价格协商中的相互考量因素。这与价格制定市场形成关键的本体论区别：后者用基数系统以标准计量单位衡量物品价值，前者依赖序数系统在价值连续体上建立等级秩序而不量化精确数值差异。
结论部分翻译：在重新评估目前关于玛雅市场"物物交换故事"的叙述时，研究人员的目的是将这一互惠经济安排超越Polanyi的"大分野"并推翻物物交换的"负面"污名化（Sahlins, 1972）。与其将货币和物物交换经济视为不同的经济安排，异端阵营 promoting 了一个错误观念，即"物物交换只是一种在金融化经济中出现的实践，在那里货币短缺或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一次性交换"（Rosenswig, 2024a:74，原文强调；引用Graeber, 2012:37）。然而，这两种情景都不能充分解释民族志和民族史记录中所记载的原住民市场中物物交换的运作方式，包括本文所述的案例。此外，民族史记录提供了大量接触时期物物交换的参考，表明它是"最通常的交换模式，即使在阿兹特克市场中也是如此，而后者被认为是前哥伦布时期新世界中最商业化的市场"（Isaac, 2013:436）。正如Barry Isaac（2013:436）所告诫的："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夸大古代中美洲原住民经济的商业化或货币化程度"，这包括玛雅地区。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以物物交换为中心的祖先玛雅经济的替代模型。当代中美洲物物交换的民族志研究将其描述为一种公平的道德经济或团结经济，即"我们都吃饭"（Peréz Flores, 2016:55），以相互牺牲和互惠为中心。本文描述了这一特征以及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物物交换市场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中发现的其他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资源异质性和社区专业化；以家庭（亲属）生产为主导、以道德经济为中心的女性主导营销；基于牺牲与互惠词汇的经济语言；以及基于人类劳动价值和社会共识而非像货币这样的外部抽象价值形式的衡量等价关系。在衡量等价关系时，人与物关系的混融或许是物物交换作为一种经济安排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如本文所述，在物物交换中，人（主体）从不与被买卖的产品（客体）分离，而始终是价格协商中的相互考量因素。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独特经济安排的最有力证据见于中美洲原住民经济语言的词汇中。这包括阿兹特克Florentine Codex中描述的商人-生产者的人-物关系，以及卡拉克穆尔壁画中古典玛雅市场场景中发现的平行象形文字标题。这些例子表明，物品——无论是异域商品还是市场中的日常用品——都与生产者的拟人化身份和价值相互绑定，而非被客体化为独立的货币形式。需要更多考古数据来进一步交叉检验所提出的模型，但本文呈现的初步证据表明，物物交换交换的主要特征和前提条件在接触时期的玛雅经济中已经存在，并植根于前西班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依赖物物交换市场的原住民社会建立在 communal 资源和服务共享体系之上，这些体系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些社会中制度化（Humphrey, 1992）。中美洲的当代例子包括依赖社会网络、食物共享和社区团结的cargo和cofradia体系（参见Argueta Prado and Cortez Noyola, 2016; Hill and Monaghan, 1987；中美洲以外的其他例子参见Humphrey, 1992:128–132）。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到为什么物物交换的运作往往与其他公民-宗教情境如赠礼和贡赋融合在一起。通过采用关系经济模型，这些活动无需被解析为社会或金融类别。它们都是原住民经济的一部分，被定义为一个以相互牺牲和互惠为中心的活动连续体，其中体现劳动和社会共识的主观和等级化（定性而非定量）价值是共享的组织原则。赠礼和贡赋以及最近货币、债务、信用和市场在 ancient Maya 经济模型中均受到了显著关注（参见Hutson, 2024）。研究人员认为，物物交换作为一种经济安排代表了玛雅经济中远比目前考古学重建所允许的更为重要的特征，应被严肃视为一个"真实的"经济领域（sensu Zelizer, 2012:149）。通过关系视角，市场中的物物交换交易——作为家庭的延伸——是双向的人类再生产或亲属关系形式（sensu Bamford and Leach, 2012），能够养活像玛雅这样大型复杂的社会。无需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