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Neighborhood poly-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violence, sexual street harassment, and family cohesion across two waves in urba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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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暴露深刻扰乱青少年发展，例如在墨西哥，毒品相关犯罪已使长期不安全感常态化。本研究采用两波纵向设计，考察346名墨西哥青少年（平均年龄=13.02岁，标准差=0.98；女生47.9%，男生52.1%）在墨西哥乌鲁阿潘的多重受害（社区暴力暴露与性街头骚扰）、家
暴力暴露深刻扰乱青少年发展，例如在墨西哥，毒品相关犯罪已使长期不安全感常态化。本研究采用两波纵向设计，考察346名墨西哥青少年（平均年龄=13.02岁，标准差=0.98；女生47.9%，男生52.1%）在墨西哥乌鲁阿潘的多重受害（社区暴力暴露与性街头骚扰）、家庭凝聚力与心理健康状况。路径模型显示，多重受害在横断面上与抑郁症状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升高相关，但在控制基线症状后，纵向关联不显著。目睹暴力（而非个人受害）在横断面上仍与两种结局相关。家庭凝聚力并未缓冲这些关联；相反，凝聚力加剧了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之间的横断面联系。女生报告的抑郁和PTSD症状高于男生，但性别并未调节任何暴力-症状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凝聚力——通常被认为具有保护作用——可能加剧而非缓冲面临长期暴力的墨西哥青少年因性街头骚扰所承受的心理负担。
**研究背景与问题**
暴力暴露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深刻扰乱青少年的发展轨迹与心理福祉。既往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城市情境，而拉丁美洲有组织犯罪的升级与结构性不稳定创造了独特的长期不安全背景。在墨西哥，过去二十年间毒品相关暴力的急剧上升已使社区暴力暴露（CVE）常态化，其典型表现为目睹或经历枪支暴力与袭击等行为。关键在于，CVE极少孤立发生。依据多重受害框架，青少年往往同时面对多种重叠威胁，这些威胁会叠加并加剧心理痛苦。其中，性街头骚扰——即在公共场所发生的非意愿性行为——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但研究不足的邻里暴力形式。Mora等（2022）的研究表明，邻里性骚扰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可能与甚至超过传统形式的CVE。本研究针对两个关键空白：第一，在墨西哥米却肯州一个高风险城市中，同时考察CVE与街头骚扰对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的累加效应；第二，基于 familismo（家庭主义）的文化重要性，纵向检验家庭凝聚力是否在两波时间点上对双重压力源发挥保护性缓冲作用。通过聚焦墨西哥青少年样本，本研究旨在交叉验证以美国为中心的多重受害模型，并识别具有文化情境性的韧性因素。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MAPI研究（联结邻里暴力与墨西哥青少年心理及免疫健康研究）的问卷调查部分，该研究为两波多方法设计，与墨西哥一个城市的两所公立中学合作开展。第一波于2024年11月实施，第二波约七个月后进行，两波间保留率为79.2%。样本包括346名青少年，其中女生47.9%（n=162），男生52.1%（n=176），平均年龄13.02岁（范围11–16岁，SD=0.98）。社区暴力暴露采用社区暴力暴露调查量表评估，包括目睹暴力（13题）和个人受害（9题）两个分量表，按过去一年频率从（0）从未到（7）7次及以上计分。性街头骚扰采用墨西哥性街头骚扰问卷评估，共18项事件，频率从（0）从未到（4）非常频繁。多重受害采用基于领域的操作方法，将各领域条目二值化后求和得出暴露广度分数，再以样本中位数（目睹暴力≥6、性街头骚扰≥5）及个人受害≥2为阈值，将三个二值化指标相加构成0–3的多重受害计数变量。家庭凝聚力采用家庭适应性与凝聚力评定量表（FACES-II）西班牙语版中的8个条目评估，内部一致性良好（α=0.85）。抑郁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西班牙语版评估（W1 α=0.92；W2 α=0.91）。PTSD症状采用PTSD检查表-平民版（PCL-C）西班牙语版评估（两波α均为0.95）。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和学校地点。数据分析采用Mplus Version 9进行调节路径分析，使用MLR估计量，同时检验累积多重受害计数和目睹暴力、个人受害、性街头骚扰的独特贡献两种操作化方式，并分别进行横断面和纵向分析，纵向模型将第一波心理结局作为协变量控制基线症状。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FIML）估计处理。显著性交互项采用简单斜率分析进行探析。
**研究结果**
**双变量相关分析。** 第一波和第二波的抑郁与PTSD症状呈强正相关（rs=0.52–0.75，p<.001）。第一波性街头骚扰与两个时间点的抑郁和PTSD症状均显著相关；目睹暴力和个人受害与第一波症状及第二波PTSD症状显著相关，与第二波抑郁症状的关联虽显著但相对较弱。第一波性街头骚扰与抑郁症状的相关（r=.33，p<.001）略高于目睹暴力（r=.25，p<.001）和个人受害（r=.18，p<.001）。第一波家庭凝聚力与第一波（r=?.14，p<.05）和第二波（r=?.12，p<.05）抑郁症状以及性街头骚扰（r=?.13，p<.05）均呈负相关。
**累积多重受害与心理健康。** 在横断面模型中，多重受害与抑郁症状（B=1.80，β=0.30，p<.001）和PTSD症状（B=5.00，β=0.36，p<.001）均显著相关，即暴露于更多暴力领域的青少年报告更高的两类症状水平。家庭凝聚力未显著调节多重受害与任一结局的关联，其主效应亦不显著。模型解释了抑郁症状R2=.16（p<.001）和PTSD症状R2=.15（p<.001）的变异。在纵向模型中，多重受害与第二波抑郁或PTSD症状均无显著关联，家庭凝聚力也未显著调节任一关联。唯一显著的纵向预测因子为基线症状水平。纵向模型解释了抑郁症状R2=.37（p<.001）和PTSD症状R2=.48（p<.001）的变异，但这主要由基线症状的稳定性驱动。
**受害亚型的独特贡献与家庭凝聚力的调节作用。** 在横断面模型中，性街头骚扰与抑郁症状（B=0.27，p=.006）和PTSD症状（B=0.64，p=.002）均显著相关。目睹暴力亦与抑郁症状（B=0.09，p=.030）和PTSD症状（B=0.22，p=.018）显著相关。在控制目睹暴力和性街头骚扰后，个人受害与任一结局均无独特关联。家庭凝聚力未显著调节目睹暴力或个人受害与任一结局的关联。然而，性街头骚扰与家庭凝聚力的交互项对PTSD症状显著（B=0.54，p=.012）。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低家庭凝聚力水平下，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b=0.17，SE=0.31，p=.582）；在平均凝聚力水平下（b=0.64，SE=0.21，p=.002）和高凝聚力水平下（b=1.11，SE=0.25，p<.001），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呈正相关，且关联强度随凝聚力升高而增大。该模式表明家庭凝聚力并未缓冲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的关联，反而高凝聚力与更强的正关联相关。模型解释了抑郁症状R2=.19（p<.001）和PTSD症状R2=.23（p<.001）的变异。在纵向模型中，任何暴力暴露变量均与第二波抑郁或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家庭凝聚力也未显著调节这些关联。唯一显著的纵向预测因子为基线症状水平（ps<.001）。补充分析未发现任何性别交互项达到统计显著，表明暴力暴露与心理症状的关联在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异。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评估了家庭凝聚力是否缓冲城市墨西哥青少年多重受害（特别是CVE和性街头骚扰）的心理健康后果。与先前多重受害研究一致，结果显示暴露于累积多重受害的青少年在横断面上报告更高的抑郁和PTSD症状。当各类暴力分别纳入模型时，目睹暴力和性街头骚扰与更高的PTSD和抑郁症状独特相关。然而在纵向上，无论是累积多重受害还是各类暴力分别考察，这些关联均未持续。纵向关联缺失可能反映若干因素：抑郁和PTSD症状平均随时间增加，但第一波症状较高的青少年倾向于在第二波报告较高症状，表明心理功能在研究期间具有连续性；评估时间窗口不完全对应；纵向模型对约r=.18或更大的关联具有足够检验力，更小的纵向效应可能未被检测到。因此，纵向零结果不应被解读为受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没有长期影响，而应理解为超越先前心理功能的独特前瞻性贡献可能相对较小或在短期内难以检测。性别在横断面上是心理结局的显著预测因子，女生报告的抑郁和PTSD症状高于男生，这与传统墨西哥规范（如machismo，即男性主导与控制，以及caballerismo，即作为家庭户主的责任）有关——墨西哥青春期男孩可能对自身施加不表达情绪的内化期待。然而性别并未显著调节任何暴力暴露与心理结局的关联。基于García Coll等（1996）的少数族裔儿童整合模型，研究假设家庭凝聚力作为保护因素，但结果与之相反：凝聚力未在横断面或纵向水平上发挥缓冲作用。相反，在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的横断面关联中出现了非预期的调节效应——在低凝聚力水平下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无显著关联，而在平均和高凝聚力水平下呈正相关且随凝聚力升高而增强。鉴于与familismo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在墨西哥裔美国青少年中似乎作为适应性资源缓解某些压力源，这一发现尤为引人注目。本研究对家庭层面凝聚力的聚焦在墨西哥情境中尤为重要，因为家庭范围内的支持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常发挥核心作用。然而家庭过程在长期邻里危险情境中可能以不同方式运作。与适应性文化框架一致，文化和情境适应过程可能同时带来益处和代价。较高的家庭凝聚力可能代表暴力环境中重要的联结和支持来源，但不一定保护青少年免受特定受害经历的心理后果。强烈的家庭联结也可能带来对家庭成员更高的期待和义务。在性骚扰这类敏感经历中，较高的家庭参与可能在提供支持的同时引入额外情感或人际需求。家庭过程还必须与青少年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一并考量。家庭凝聚力本身可能不足以抵消受害的心理后果，当青少年仍嵌入以暴力和有限支持为特征的更广泛环境时。本研究具有若干优势：两波纵向设计允许考察心理症状随时间的变化；将CVE和性街头骚扰纳入单一分析框架更全面地描绘了青少年的邻里经历；对家庭凝聚力的聚焦推进了文化根植的发展研究。局限性包括：所有测量均依赖青少年自我报告，可能引入共同方法变异或报告偏倚；样本来自墨西哥单一城市区域，可能限制向农村地区或其他社会政治条件不同的国家情境的推广；两波数据可能不足以考察对暴力的脱敏现象；性别多元青少年的排除限制了基于性别的分析；研究未直接评估家庭凝聚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如沟通、应对策略）。研究结论：城市墨西哥青少年面对重叠形式的邻里暴力，这些暴力对心理健康具有不同含义。本研究通过不仅累积考察不同形式的暴露，还同时考察其独特贡献，扩展了多重受害框架。在本研究中，家庭凝聚力并未保护青少年免受暴力影响，反而恶化了其短期适应，加剧了性街头骚扰与PTSD症状之间的横断面关联。这些发现凸显了在发展研究中继续探究不同人群文化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与细微差别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