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多部门干预期间铁路自杀率变化点识别与干预效果评估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Declining railway suicide during multisectoral interventions: Lessons from Austral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1月10日 来源: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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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已逐步实施若干项关键的多部门干预措施(multisectoral interventions)以减少铁路自杀。本研究旨在识别铁路自杀的变化点,并评估此类干预措施在澳大利亚全国及各州产生的总体效应。研究人员利用国家验尸官信息系统(Nat

  
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已逐步实施若干项关键的多部门干预措施(multisectoral interventions)以减少铁路自杀。本研究旨在识别铁路自杀的变化点,并评估此类干预措施在澳大利亚全国及各州产生的总体效应。研究人员利用国家验尸官信息系统(National Coronial Information System, NCIS)数据,识别了2001年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发生的铁路自杀案例。通过连接点回归分析(joinpoint regression analysis)确定变化点,并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评估干预措施实施期间铁路自杀是否出现下降。结果显示,2001年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铁路自杀率下降了54%。降幅更为显著的地区包括维多利亚(Victoria, ?62%)和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 ?67%)。在全国范围内,共识别出1个变化点:2017年至2023年间,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为?8.8%。在维多利亚州,2018年至2023年间铁路自杀率每年下降13.6%。在西澳大利亚州,铁路自杀率在2002年至2010年间每年上升10.3%,在2010年至2023年间每年下降5.4%。在干预期间,澳大利亚的铁路自杀率较干预前低31%(发生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0.6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58–0.81)。维多利亚州低30%(IRR 0.70,95% CI 0.57–0.85),新南威尔士州低49%(IRR 0.51,95% CI 0.37–0.71)。该效应在其他州未观察到。结论指出,澳大利亚铁路自杀已有显著下降。降幅最大的地区是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尤其是在干预期间。这些发现表明,应继续实施多部门干预措施,以进一步降低铁路自杀率。
全球范围内,发生于铁路网络的铁路自杀(railway suicide)虽仅占全部自杀的1%至12%,但其造成的长期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对家属、列车司机、目击者及急救人员带来严重心理创伤,也给铁路运营方带来显著的财务负担,例如因事件导致的列车延误与取消。既往研究已证实多种干预手段对降低铁路自杀具有明确效果,包括通过安装站台屏蔽门、栅栏及移除开放铁轨平交道来限制接触自杀工具(restricting access to means),负责任的媒体报道,安装蓝色灯光,以及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AI-based CCTV)等。在澳大利亚,多部门合作机制已逐步建立:维多利亚州于2013至2016年间率先开展铁路自杀预防研究项目,由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研究团队与州交通部门、维多利亚警察局、死因裁判法院及六家铁路监管机构合作完成;2016年,TrackSAFE Foundation将自杀预防列为行业优先事项,并于2017年起与Lifeline Australia合作推出“Pause.Call.Be Heard”公众倡导运动;2017至2018年间,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州相继举办“更安全的铁路”(Suicide Safer Railways)圆桌会议,提出多项预防建议。然而,尽管干预措施已逐步铺开,截至研究开始时,尚缺乏针对全国及州级铁路自杀率在干预实施期间是否出现下降的实证检验。因此,系统评估这些多部门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为达成上述目标,研究人员基于澳大利亚国家验尸官信息系统(National Coronial Information System, NCIS)数据,纳入2001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澳大利亚五个州(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西澳及南澳)的铁路自杀案例,并排除了其他领地及塔斯马尼亚州等铁路自杀数量过低的地区。在统计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三项关键技术:其一,连接点回归(joinpoint regression)分析,用于识别铁路自杀率时间序列中的趋势变化点,并依据加权贝叶斯信息准则(weighted BIC)筛选最优模型,结果以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呈现;其二,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分析,用于估计2001至2023年铁路自杀的长期趋势,并评估干预期间(2017–2023年)相较于干预前(2001–2016年)的总体效应,结果以发生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 IRR)报告;其三,考虑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封锁措施可能限制人员接近铁路设施,研究在趋势分析中对2020–2021年进行了调整,并同步校正了总体自杀率以排除宏观自杀趋势的混杂影响。此外,研究人员还开展了多项敏感性分析,包括剔除2020–2021年数据、将2018年或2016年设为干预起始年份等,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SE 15.1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开发的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me(版本6.0.1)完成。

*铁路自杀总体趋势(Railway suicide trends)*
研究人员通过负二项回归分析发现,2001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铁路自杀占全部自杀的2.7%,年均发生率为每10万人口0.31例。在此期间,全国铁路自杀率显著下降,平均每年降低3%(IRR 0.97,95% CI 0.96–0.98),累计降幅达54%。维多利亚州作为铁路自杀负担最重的州,同期下降幅度为61.7%,新南威尔士州为66.7%,两州年均下降率均为3%。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总体自杀率在研究期间未见显著变化,西澳大利亚州总体自杀率甚至呈现每年约1%的上升趋势,而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均无显著变化,这提示铁路自杀的下降并非源于总体自杀趋势的普遍降低。

*铁路自杀趋势的变化点(Change points for railway suicide trends)*
连接点回归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全国层面共识别出一个显著变化点:2017年之前,铁路自杀率未呈现统计学显著下降;而自2017年至2023年,下降速率显著加快,达到每年8.8%(APC ?8.8%,95% CI ?24.5 至 ?3.3),此阶段累计降幅为39.9%。维多利亚州识别出2018年为变化点:2001至2018年下降趋势不显著,而2018至2023年间每年显著下降13.6%(APC ?13.6%,95% CI ?38.5 至 ?4.3),累计降幅46.9%。西澳大利亚州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双向趋势:2002至2010年每年上升10.3%,2010至2023年转为每年下降5.4%。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及南澳未识别出显著变化点。

*各类干预措施对铁路自杀的总体效应(Overall effect of various interventions on railway suicide)*
将研究期划分为干预前(2001–2016年)与干预期(2017–2023年)后,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全国铁路自杀率在干预期较干预前显著降低31%(IRR 0.69,95% CI 0.58–0.81,p<0.001)。分州来看,维多利亚州降低30%(IRR 0.70,95% CI 0.57–0.85,p<0.001),新南威尔士州降幅高达49%(IRR 0.51,95% CI 0.37–0.71,p<0.001)。然而,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及南澳未观察到显著的干预效应。

*敏感性分析结果(Results from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研究人员通过剔除2020–2021年数据发现,澳大利亚与维多利亚州的下降趋势起始时间略提前至2016年,且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仍具统计学意义。以2018年作为干预起始年份的分析结果与主分析基本一致。此外,针对维多利亚州将干预起始定于2016年的敏感性分析显示,其效应量级与主分析相似,进一步佐证了该州干预效果的存在。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澳大利亚铁路自杀的显著下降主要由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驱动,这两个州恰为铁路自杀基线水平最高的地区。在维多利亚州,研究人员认为,2017至2020年间针对曾出现自杀聚集的铁路区段(占该州全部铁路自杀的35%)安装围栏,以及2016年启动的平交道移除项目(至2023年底已移除75处)可能是促成下降的重要原因;至2024年6月,维多利亚约60%的铁路网络已完成围栏安装。在新南威尔士州,车站内的目击者干预(bystander intervention)可能发挥了作用,尤其是该州多数铁路自杀事件发生于配备安全控制中心(Security Control Centre)及闭路电视(CCTV)的车站;此外,走廊围栏(corridor fencing)的安装也被认为可能促进了自杀率的降低。至于2017年起在全澳五个州推行的“Pause.Call.Be Heard”运动,尽管未显示出对铁路自杀的直接抑制效应,但调查表明接触该运动信息的铁路通勤者求助意愿有所提升,提示此类上游预防性宣传仍具辅助价值。

研究人员同时承认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部分铁路自杀案例可能因死因归类为其他原因或意图不确定而被低估,且在数据提取时部分案例尚未结案;其次,针对一般自杀的公共卫生措施若同样部署于铁路走廊密集区域,可能对结果产生混杂,尽管研究已通过调整总体自杀率部分缓解该问题;再次,干预信息主要来源于TrackSAFE Foundation及相关公开资料,可能遗漏2012年前的地方举措;此外,铁路交通强度等潜在混杂因素因数据缺失未能纳入校正;最后,由于干预措施仍在持续,研究无法评估干预后的长期效应。研究人员总结认为,澳大利亚全国铁路自杀率已显著下降,且这一趋势与多项多部门干预措施的逐步实施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为持续降低铁路自杀负担,研究人员建议继续推进围栏安装、平交道移除、目击者干预及公众求助倡导等综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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