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耗竭之间：COP参与对青年气候代表的情感影响与情感劳动研究

《Sustainable Earth Reviews》：Between hope and exhaustion: the emotional impacts of COP participation on young climate delegates

　　

鉴于青年参与对于保持国际气候谈判不断进步与问责的活力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近期有大量关注集中于改善年轻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中的正式准入。然而，有意义的包容必须超越物理在场，涵盖个人能够参与、贡献并感到被倾听的条件。目前关于UNFCCC青年代表实际经历——一种常令人精疲力竭且极度令人沮丧的经历——的发表极少。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出席UNFCCC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的情绪体验。研究人员记录了年轻人为参与COP所付出的多方面、交叉性且长期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并提出促进青年代表可持续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ies）建设的方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缔约方大会（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作为多边气候谈判的核心场域，长期面临结构性障碍，限制了被社会、经济、政治及地理边缘化群体的实质性参与。尽管UNFCCC文本本身强调广泛参与、公平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巴黎协定亦明确呼吁包容、透明且参与式的气候行动路径，然而现有学术与政策讨论多将“包容”狭隘地理解为正式准入与后勤安排。真正有意义的包容必须超越物理在场，延伸至个体能够充分参与、有效贡献并切实感到“被倾听”的条件。遗憾的是，学术界对COP空间情感可及性（affective accessibility）——即情感动态、权力不对称、威吓、情绪耗竭、象征性包容或疏离感如何塑造谁能够参与并影响气候治理——的关注极为匮乏。近年来，年轻人（通常界定为35岁以下）参与UNFCCC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自2011年青年参与通过YOUNGO（UNFCCC官方儿童与青年构成方）实现制度化以来，年轻人通过倡导行动推动了代际公平、由缔约方大会主席国主导的青年论坛、气候行动赋能（ACE，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框架及损失与损害议题的议程转变，使青年从象征性利益相关者转变为被认可的政治行动者。目前单届COP预计有逾千名年轻人出席，然而其中大多以个人身份进入民间社会观察员领域。现有文献极少发表关于这些青年实际体验的研究，而这是一种常令人精疲力竭且极度令人沮丧的经历。因此，开展本项研究旨在将青年在COP中的情绪体验与非正式支持机制置于学术讨论的核心。

基于自身作为青年气候代表的经验，研究人员运用关系性（relationality）与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理论框架，系统记录了年轻人为参与COP所付出的多方面、交叉性且长期的情感劳动形式。研究得出核心结论：COP参与中的情绪代价并非偶然或均匀分布，而是由偏爱男性化、技术官僚与竞争模式参与、同时将关怀、关系工作与情绪调节外包给青年及民间社会的治理系统所结构性生产的结果。情绪耗竭、自我怀疑与倦怠并非个人失败，而是依赖无偿情感劳动并使其隐形化的机构的必然后果。与此同时，研究揭示了以YOUNGO及各类自组织团体为核心的同伴支持网络（peer-support networks）的关键作用，这些网络作为情感基础设施（affective infrastructures），使青年得以在不可持续的系统中实现生存、团结与延续。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呼吁将情感劳动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视为气候治理的核心维度，而非民间社会善意的非正式副产品，从而推动从个体责任向集体与制度关切的范式转变，并重新想象UNFCCC进程中“留下”不必以“燃尽”（burning out）为前提。

本研究的样本队列主要来源于研究人员自身群体——一群多在最近一至四年内开始参与UNFCCC与COP进程、彼此间此前大多互不相识的青年代表——以及他们围绕参与体验展开的大量非正式对话与反思。研究人员采用质性评论与叙事性方法，通过协作文档、电子邮件及轶事叙述，收集青年代表在会前筹备、会议期间及回归日常后不同阶段的情感实践资料。理论层面，研究主要依托关系性理论、情感劳动理论，并结合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ecofeminist theory），对COP参与中的情绪体验与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进行深度阐释。

理论框架：关系性与情感劳动

研究人员运用关系性理论指出，COP是高度关系化的空间，青年在其中经历深刻的“关系性新异性”（relational "newness"）： navigating 不熟悉的制度规范、通过不透明网络获取参会证件、学习非书面的 networking 与谈判规则、进行资金筹措，以及首次进入大型跨国传播空间。这些经历伴随着高度的自我监控与不安全感，形成一种持续的警觉、焦虑与期待交织的情感氛围（affective atmosphere）。通过情感劳动理论，研究揭示青年不仅需在会议现场承受反复暴露于气候丧失、不公与制度失败的叙事，更需在返家后继续承担调解情绪后果的劳动——决定披露多少幻灭、表演多少希望、如何维系社区动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揭示，UNFCCC系统将情感与关系工作外包给正式权力最少者，使情感劳动在官方叙事中隐形。

青年的交叉性经历

研究人员强调，COP的情感负担绝非均匀分布，而是深受年龄与种族、性别、原住民身份、国籍及阶级交叉作用的影响。来自更关系化文化背景（如原住民、亚裔与太平洋岛国文化、更小乡村社区）的青年，因社会对关系动态的高度敏感且往往面临更严峻的气候脆弱性，其情绪体验可能更为剧烈与创伤性。神经多样性青年（neurodiverse youth）则需额外应对感官过载——临时会议中心的荧光照明、数以万计人群制造的极端噪音污染、长时间站立与饮食不足——这些使自我调节成为另一层情感劳动，加剧了普遍存在的倦怠体验。年轻女性与酷儿青年则面临男性化政治文化的排斥：夜间出行安全的不确定性迫使许多年轻女性回避社交 networking 活动，从而丧失建立联结的机会；年轻酷儿活动者则需在恐跨环境中策略性地计算自我披露的尺度，在安全问题与倡导需求之间艰难权衡，而这些动态与全球南方的阶层、原住民身份及机构依附缺失进一步交叉叠加。

希望的棘手话题与坚守的艰难决定

研究指出，青年参与COP前后需进行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以管理各方期望。获得资金往往附带额外条件，例如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准备长达数小时的激励性演讲，且常面临超出准备范围的质询。参与COP还需年轻人牺牲学业与工作，投入大量无偿的能力建设、倡导训练与社交媒体管理。随着运动标志性人物如Greta Thunberg公开疏远UNFCCC进程，许多青年活动者开始质疑参与的有效性，在直接行动者与耐心阅读谈判文本者之间、在UNFCCC“入座者”与草根社区（grassroots community）之间产生深刻张力。为应对这一困境，青年依托YOUNGO及自组织团体构建了活跃的同伴支持网络。这些网络在会前开展非正式培训与相互辅导，在会议期间提供情绪处理、相互关怀与集体意义建构，在会后则成为情况复盘（debriefing）、哀伤处理（grief-processing）与协商决策的关键空间。这些实践作为情感基础设施，持续循环传递着安慰、验证与希望，平衡了COP主导的紧迫感、竞争与程序僵化，使参与对青年而言成为可持续的经验。

研究结论强调，COP参与绝不能仅通过准入、代表性或程序包容来理解。对青年气候代表而言，参与本质上是一种情感体验，由情感氛围、关系动态及情感劳动的不均等分配所塑造。尽管青年在COP空间日益可见，但制度层面并未关注参与得以维系的情绪条件。研究指出，若UNFCCC要兑现其对公平、参与和代际正义的规范承诺，必须将情感劳动与可及性作为治理的核心维度予以承认，这意味着需要从将情感劳动视为个体责任的范式，转向理解为集体与制度层面的关切。研究同时指出，青年在团结、关怀与集体坚持中发展的实践，可为包括原住民代表、Pasifika社群在内的其他边缘化行动者乃至整个联合国系统重新想象参与提供更广泛的实践理论。最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青年是否会继续出席COP——他们已以非凡的数量和承诺持续出席——而在于他们还能在气候治理的情感架构（emotional architecture）缺乏有意义改变的情况下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