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ology Reviews》:The role of biomarkers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outcomes after therapy for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and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a scoping review
背景: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宫颈上皮内瘤变(HSIL/CIN2–3)与早期宫颈癌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并具有不同的复发与监测特征。预测治疗结局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分散于不同生物标志物类别、标本类型、人群及结局定义之中,预后性与预测性作用常被混淆。本范围综述旨在梳理2000年至2026年间预测HSIL/CIN2–3及早期宫颈癌治疗后结局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并将生物标志物分类为诊断性、预后性、预测性或监测性。具体而言,本综述探讨三个研究问题:(1)哪些生物标志物已针对HSIL/CIN2–3及早期宫颈癌的治疗结局进行评估,两个证据基础如何比较;(2)这些生物标志物在诊断、预后、预测和监测作用中如何分布;(3)哪些生物标志物类别足够成熟且同质,可被视为未来荟萃分析的候选对象。方法:本综述遵循Arksey与O'Malley框架,并经Levac等完善及JBI方法学,按照PRISMA-ScR报告。检索MEDLINE/PubMed、Embase、Scopus、CINAHL、Cochrane CENTRAL及Web of Science,纳入2000年1月至2026年1月发表的研究。符合条件的研究评估病毒性、分子性、免疫组织化学、血清、影像学或免疫生物标志物与HSIL/CIN2–3或FIGO I–IIB2期宫颈癌女性治疗结局的关系。两名评审员独立筛选并按人群、生物标志物类别、标本类型、证据作用及结局提取数据。研究结果以叙述性和表格形式综合,未进行荟萃分析。结果:在58篇代表性文献中,HSIL研究主要评估持续性/型特异性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DNA、HPV E6/E7 mRNA、HPV整合、p16/Ki-67双染及宿主基因甲基化,主要作为诊断性、监测性或预后性标志物。在浸润性癌中,所研究的生物标志物包括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循环肿瘤HPV DNA、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前哨淋巴结微转移、微小RNA及PD-L1联合阳性评分。结论:生物标志物研究仍呈异质性,以预后性和监测性应用为主,真正具有预测性的生物标志物证据有限。需要标准化术语、统一报告、人群特异性分析及治疗比较设计,以推进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个体化管理。
1 背景
宫颈癌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和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GLOBOCAN 2022估计全球约有662,301例新发病例和348,874例死亡,在女性发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中均居第四位。地理差异持续存在,东部和南部非洲负担最重,模型提示若不加速预防、筛查和治疗,低及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到2050年不太可能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消除目标。宫颈癌通常先于可筛查发现的癌前病变——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组织学为CIN2–3。HSIL与早期浸润性宫颈癌(后者大致为2018年修订FIGO I–IIA期类别)共享hrHPV驱动的通路,但在临床上截然不同。HSIL采用切除性(LEEP、冷刀锥切)或消融性手术治疗,治疗后监测依据基于风险的HPV知情方法,如2019年ASCCP共识指南。浸润性宫颈癌采用根治性手术、放疗或放化疗,成功与否主要以无复发生存和总生存判定。由于这些是治疗方式、失败模式和监测路径均不同的独立临床疾病,一个人群中的生物标志物发现不应假定可推广至另一人群。HSIL监测集中于通过HPV检测发现残留/复发性癌前病变,而浸润性癌中生物标志物的使用更多针对治疗反应、持续、复发和生存。尽管如此,两个领域中仍研究了大量重叠的生物标志物方法,包括HPV DNA/mRNA、HPV整合和甲基化标志物、p16/Ki-67、血清肿瘤标志物、循环肿瘤DNA、免疫标志物和微小RNA。近期综述指出,尽管有众多候选生物标志物,临床效用仍受方法学异质性、验证不一致和标准化不足的限制,支持需要进行区分预后性、监测性和真正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人群特异性综合。范围综述是适当的下一步:它不强行过早进行定量综合,而是可以梳理已研究的内容,阐明生物标志物如何使用(诊断性、预后性、预测性或监测性),并标出证据足够密集和同质、可供未来荟萃分析的领域。HSIL/CIN2–3和浸润性宫颈癌被有意纳入单一综述问题,尽管作为两个独立证据体分析,因为它们代表同一潜在hrHPV驱动致癌通路中的连续阶段。持续性hrHPV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宫颈癌变通常通过HPV相关上皮异常的连续谱发展,包括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CIN2–3/HSIL),随后在一部分女性中进展为浸润性疾病。这一生物学关系为在同一总体综述框架内考虑高级别癌前病变和浸润性癌提供了依据。两个疾病阶段的纳入进一步得到生物标志物文献的支持。反映HPV持续和癌基因活性、细胞转化、细胞周期失调、表观遗传改变和宿主免疫反应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已在宫颈癌变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因此,HPV DNA/RNA、p16/Ki-67、DNA甲基化标志物和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等标志物可先在高级别癌前病变中表征,随后在浸润性宫颈癌中评估,或在两个疾病阶段独立研究。在一个综述中梳理两个人群,可以直接比较生物标志物成熟度、证据作用(诊断性、预后性、预测性或监测性)和方法学严谨性在疾病连续谱中的差异,并识别术语或假设何时被不恰当地从一个人群转移到另一人群——这是分别综述各人群所无法实现的比较。这一统一范围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群的发现、生物标志物性能或临床建议可推广至另一人群;如第2.1节和第4.1节所述,HSIL/CIN2–3与浸润性宫颈癌在治疗方法、结局定义、生物标志物采样时机和监测策略方面差异显著,本综述中的所有数据提取、综合和结论均据此分层。以HPV为中心的HSIL监测的历史基础可追溯至2000年代的基础队列工作,锚定了本综述的纳入窗口。若干里程碑研究塑造了当前对该领域生物标志物的理解:关于HPV自然史和基于风险筛查的基础队列工作确立了hrHPV检测作为治疗后监测的基础;ATHENA和IMPACT试验验证了p16/Ki-67双染细胞学作为HPV阳性女性分诊工具;CONCERVE研究证明FAM19A4/miR124-2甲基化清除追踪高级别CIN的消退,确立甲基化作为监测生物标志物。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了从单分析物诊断检测向多标志物、治疗结局导向方法的转变轨迹,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这一轨迹。
1.1 生物标志物分类框架
本文献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预测性"一词使用松散或不一致。本综述在数据提取和综合中应用以下定义(见表1)。
2 方法
本综述遵循Arksey与O'Malley最初描述、经Levac、Colquhoun和O'Brien完善、并由JBI范围综述方法学手册进一步操作化的方法学框架。报告遵循范围综述PRISMA扩展(PRISMA-ScR)清单。
2.1 纳入标准
纳入遵循标准的人群-概念-背景框架。人群包括接受(1)HSIL/CIN2–3切除性或消融性治疗的女性,与(2)接受手术、放疗或放化疗的FIGO I–IIB2期浸润性宫颈癌女性分开分析;混合人群研究仅在结局分开报告时符合条件。概念为任何生物标志物——病毒性(HPV DNA/mRNA/基因型/整合/甲基化)、分子/基因组(包括微小RNA)、免疫组织化学/双染细胞学、免疫/肿瘤微环境(PD-L1、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血清/循环(SCC-Ag、ctDNA、炎症指数)或淋巴结病理(前哨淋巴结超分期)——针对治疗结局进行评估。任何临床、医院或人群背景均符合条件,筛选时无语言限制(非英语文本在可行时翻译)。提取的结局为HSIL的持续/复发,以及浸润性癌的复发、无进展生存、无病生存或总生存,或治疗反应。符合条件的设计为队列、病例对照、横断面或随机研究,以及现有系统/范围综述(单独提取);无全文摘要、小病例报告(n < 10)和动物/体外研究被排除。检索识别的现有系统或范围综述在专门证据表中单独提取,不计入第3节报告的主要研究计数,其汇总或叙述发现也不与主要研究数据合并;仅用于提供领域背景和手工检索参考文献列表以获取额外符合条件的主要研究,使任何来源不同时贡献于主要证据综合和二次综述计数。覆盖范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反映标准化HPV检测、LEEP/LLETZ作为主要切除技术及现代化放化疗方案。
2.2 信息来源和检索策略
检索MEDLINE(PubMed)、Embase、Scopus、CINAHL、Cochrane CENTRAL和Web of Science,以示例性、非穷尽方式从2000年起进行,以试点第3节应用的分类框架;完整的六数据库穷尽检索在第4.4节(局限性)中概述。示例性检索组合三个布尔AND块:(1)人群术语——"宫颈上皮内瘤变"或"HSIL"或"CIN2/3"或"宫颈癌/癌";(2)概念术语——"生物标志物*"或"肿瘤标志物*"或"预后/预测因子*"或命名类别("HPV DNA/mRNA/整合"、"p16"、"Ki-67"、"甲基化"、"微小RNA"、"SCC抗原"、"循环肿瘤DNA"、"PD-L1"、"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前哨淋巴结");(3)结局术语——"复发"或"持续"或"治疗结局/反应"或"生存"。关键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和正向引用经手工检索。本示例性检索使用的检索词如上总结。完整六数据库检索的数据库特定检索式和执行日期将在该检索执行后在补充附录中报告(PRISMA-ScR第6项)。
2.3 研究选择
示例性检索识别的记录去重后由两名评审员独立在标题/摘要和全文层面筛选,分歧通过讨论或第三评审员解决。筛选在示例集全面筛选前对5%样本进行试点。PRISMA-ScR流程图将报告识别记录、去除重复、筛选记录、评估全文、排除原因及纳入研究。
2.4 数据提取
使用试点的提取表提取:作者/年份、国家、设计、人群和分期/分级、样本量、治疗、生物标志物及标本类型、证据作用(依据表1基于设计而非作者标签)、结局定义和随访、关联方向/幅度(有95% CI时)。两名评审员独立提取20%来源以检查一致性;其余单次提取并抽查。
2.5 结果综合
与范围综述方法学一致,未计算汇总效应估计。发现以叙述性和表格形式(表2和表3)综合,按人群、然后生物标志物类别和证据作用分层。足够同质的集群(相同生物标志物、结局、标本、随访)被标记为未来荟萃分析的候选,注明预期异质性(I2、τ2、预测区间)和小研究效应将在该阶段评估。
2.6 批判性评价
依照JBI范围综述指南,正式偏倚风险/质量评价个别来源是可选的,回答梳理问题不需要;然而,研究设计(前瞻性与回顾性、样本量及是否正式检验治疗效应交互)被提取,因为这直接决定生物标志物能否被合法标记为预测性而非预后性。
3 结果
本节呈现58篇经核实来源的示例性综合,通过针对性(非穷尽)检索汇编,以试点上述分类框架并展示预期报告格式;它不能替代方法中指定的穷尽六数据库检索,以下计数不是完成的PRISMA-ScR流程。完整检索执行后,流程图和证据表应从完整、双筛选数据集重新生成。
3.1 示例性证据基础概述
来源跨越2000–2026年,有两个人群集群,与事先分开分析的决定一致:(1)HSIL/CIN2–3切除性治疗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结局为残留/复发性异型增生;(2)早期或局部晚期浸润性宫颈癌中评估的生物标志物,结局为手术、放疗、放化疗或免疫治疗后的复发、无进展生存或总生存。第三个跨领域新兴领域集群(双染细胞学、肿瘤微环境、甲基化、微小RNA、前哨淋巴结超分期)跨越两个人群,在表2中单独提取。
3.2 HSIL/CIN2–3切除性治疗后的生物标志物
LEEP或锥切后预测残留或复发疾病的四类主要生物标志物反复出现。
3.2.1 持续性或型特异性高危HPV DNA
治疗前后相同hrHPV基因型的持续是复发最强、最有效的预测因子,敏感性/阴性预测值接近98%,但特异性(约80%)和阳性预测值(20%–60%)较低,报告用于治疗后检测中残留/复发性CIN2+疾病的检测。该数字应解释为特定于该终点、检测方案和来源研究,而非hrHPV检测在所有治疗后监测背景下的普遍性能估计。在一项333例CIN3治疗女性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LEEP后18个月内相同基因型——特别是HPV16——的持续是CIN2+复发最强预测因子之一;一项绝经后女性的基因型研究同样确定持续性HPV18为特定风险因素。一项切缘阴性女性的荟萃分析发现,HPV仍可检测时CIN复发可能性约高3.6倍,表明HPV清除比单纯切缘状态区分更好。
3.2.2 HPV基因组整合
治疗前后相同基因组位点的持续性HPV整合("PHISL")被提出作为比单纯感染持续机制上更精确的生物标志物。在一个151例CIN2–3女性队列中,整合阳性女性复发率(10.7%)显著高于整合阴性女性(1.1%)。
3.2.3 HPV E6/E7 mRNA过表达
E6/E7 mRNA反映转录活跃的HPV感染而非单纯DNA存在;其靠近切除切缘的过表达已作为CIN3 LEEP后残留疾病或进展的预后标志物,与切缘状态和HPV持续等既定预测因子一起研究。
3.2.4 免疫组织化学切缘标志物
在一项巢式于502例锥切女性队列的病例对照研究中,阳性手术切缘仍是最强的独立持续/复发预测因子(HR 5.78),而切除组织中TPX2/PD-L1联合过表达在切缘状态和HPV持续之外添加独立预后信息。这些生物标志物均未满足表1中预测性的严格定义:均未通过识别将从替代策略(如重复LEEP与监测)获益的女性的生物标志物-治疗交互进行评估。相反,它们服务于诊断、预后或监测作用,解决切除后异型增生组织是否持续的问题。这一图景还包括分诊导向标志物——p16/Ki-67双染细胞学和宿主基因甲基化——传统上在筛查环境中研究,但越来越多评估其治疗后预后价值。
3.3 早期和局部晚期浸润性宫颈癌中的生物标志物
浸润性癌人群显示更广泛的生物标志物范围,反映其更复杂的治疗格局(手术、放疗、放化疗及复发/转移性疾病的免疫治疗)。既定临床病理因素仍是重要基准:阳性淋巴结数、肿瘤直径>4 cm和宫旁浸润与根治性子宫切除加辅助放疗后复发独立相关。循环肿瘤HPV DNA(HPV ctDNA)是浸润性宫颈癌中最清晰的 validated 治疗监测生物标志物。在一项70例HPV阳性IB–IVA期接受放化疗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验证研究中,治疗结束时、治疗后4–6周和3个月可检测ctDNA在每个时间点均与较差的2年无进展生存独立相关,领先临床检测复发中位5.9个月。补充的数字液滴PCR研究定量循环HPV E7序列同样支持ctDNA用于检测残留疾病和预测放化疗后复发,共同代表该疾病中监测生物标志物最强的前瞻性多中心证据。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是宫颈鳞状细胞癌中研究最广泛的血清标志物,贯穿治疗路径评估。治疗前,985例接受根治性放疗患者中8.85 ng/mL的阈值区分5年无病生存和总生存显著不同的组。治疗期间,放化疗第4周未正常化与复发和死亡增加相关;转移性疾病一线贝伐珠单抗-化疗后正常化与更长生存强相关。其治疗后监测的准确性需进一步确认,当前NCCN指南不推荐常规血清监测。早期工作确立其用于监测新辅助化疗反应和放化疗后决策。总体而言,浸润性宫颈癌中的分子和血清生物标志物显示预后和监测潜力,但仍主要是预后/监测工具而非真正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因为现有研究普遍缺乏生物标志物-治疗交互检验。
3.3.1 PD-L1表达——具有预测性、治疗选择效用的主要生物标志物
与上述不同,PD-L1表达(联合阳性评分,CPS)是此图中最清晰满足表1预测性严格定义的生物标志物。CPS前瞻性用于选择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患者,随机试验证据显示生存获益集中于CPS ≥ 1,支持其作为治疗选择标准并促进监管批准。然而其性能并非绝对:PD-L1表达在原发和复发/转移病灶间存在不一致,PD-L1阴性肿瘤中出现客观反应,常规PD-L1评估和肿瘤突变负荷均不能单独可靠预测疗效,促使复合生物标志物。一项晚期/转移性疾病免疫治疗荟萃分析同样发现PD-L1表达越高生存获益越明显,尽管异质性大。需注意PD-L1 CPS的预测证据几乎完全来自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试验;由于本综述浸润性癌人群限于根治性治疗的早期/局部晚期疾病,CPS在该人群中应视为外推而非直接验证的预测生物标志物,其在早期疾病中的作用需专门前瞻性评估。更广泛地,免疫检查点抑制反应不太可能由任何单一肿瘤内在标志物单独解释:新兴证据表明临床获益反映肿瘤内在特征(如PD-L1表达和突变负荷)与周围免疫微环境特征(包括免疫细胞浸润和炎症状态)之间的交互,支持复合生物标志物面板方法而非单独依赖PD-L1 CPS。
3.4 跨越两个人群的额外和新兴生物标志物领域
若干额外领域出现与HSIL和浸润性癌潜在相关,但证据成熟度差异很大;许多仍集中于筛查、诊断或分诊而非治疗后结局。
3.4.1 P16/Ki-67双染细胞学
同一细胞中p16(细胞周期调节)和Ki-67(增殖标志物)共表达在生物学上异常,反映HPV驱动的细胞周期失调。双染(DS)细胞学主要作为HPV阳性或细胞学不确定女性中CIN2+的分诊工具研究。在大型多中心IMPACT试验(n = 35,263)中,DS对≥CIN2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于HPV16/18基因型加细胞学,HPV阳性且DS阴性女性1年≥CIN2风险较低。类似分诊性能,包括高阴性预测值,已在独立筛查队列和持续hrHPV感染的阴道镜转诊路径中显示。然而证据主要来自筛查/分诊人群;此处未识别评估DS作为治疗后预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其在预测治疗结局中的作用仍不确定。
3.4.2 宿主基因DNA甲基化
甲基化生物标志物(CADM1、MAL、FAM19A4、miR124-2)代表另一与癌前和浸润性疾病均相关的新兴领域。这些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超甲基化随异型增生严重程度增加,可能比HPV DNA检测更特异识别转化性HSIL,后者高度敏感但特异性较低。在131例活检的前瞻性队列中,CADM1/MAL/miR124联合甲基化以高于HPV检测的特异性区分转化性与非转化性病变,甲基化缺失与更高临床消退相关,提示在指导切除与监测决策中的作用。人群筛查研究支持其改善风险分层和减少不必要阴道镜转诊的潜力。然而直接将甲基化与治疗后结局联系起来的证据仍有限。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和免疫微环境。免疫生物标志物是浸润性宫颈癌的重要预后指标,特别是放化疗。在接受顺铂为基础的CCRT的II–III期疾病中,更大的瘤内TIL丰度与生存独立相关,CD8+ TIL上的PD-1表达独立预测无进展生存,高表达与更早复发相关。CD8+ TIL密度和PD-L1表达的联合也作为初治疾病中的联合预后标志物研究,尽管PD-L1在此的意义不如免疫治疗环境中确立。治疗前免疫浸润谱也被提出预测放化疗反应,支持未来个体化策略。
3.4.3 前哨淋巴结(SLN)微转移和病理超分期
由于淋巴结状态是早期疾病中最强的预后决定因素之一,SLN活检加病理超分期——检测常规染色遗漏的低体积疾病——已被广泛研究。SLN微转移(0.2–2 mm)一致与较差的无病和总生存相关,与大转移相当,而孤立肿瘤细胞(<0.2 mm)通常不是。一项荟萃分析发现SLN活检总体诊断准确性高,超分期显著改善低体积疾病检测,使微转移状态成为辅助治疗决策的临床相关生物标志物。概念上,SLN微转移不同于本综述其他部分讨论的分子和循环生物标志物:它是通过切除组织组织病理学检查检测的常规临床病理分期/预后因素,而非分子、病毒或循环分析物。此处纳入本综述基于功能的广泛生物标志物定义(任何提供诊断、预后、预测或监测信息的可测量指标),但其证据基础和检测方法区别于组织或血液分子检测,解释其相对其他生物标志物类别的成熟度时应考虑这一区别。
3.4.4 微小RNA(miRNAs)
若干miRNA和联合特征已作为诊断/预后生物标志物研究。miR-21和miR-145已通过放射抵抗通路评估为放疗反应标志物;miR-34a和miR-206表达通过凋亡/增殖靶点包括BCL2和c-MET与生存差异相关;结合miR-21、miR-124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面板对早期宫颈癌显示中至良好诊断准确性。该领域仍是识别的最不临床成熟领域:多数研究小、单中心、探索性,未识别正式的治疗-by-miRNA交互检验。
3.5 跨领域观察
文献中出现若干方法学和概念模式,对解释证据很重要。术语漂移。"预测性"常被松散使用;例如HPV基因型持续常被称为预测性,尽管更准确为预后/监测性。PD-L1 CPS是唯一具有直接检验治疗效应修饰研究设计的生物标志物;FAM19A4/miR124-2 CONCERVE研究最接近HSIL中真正的治疗决策框架(切除与监测)。
3.5.1 标本异质性
生物标志物跨越组织(切缘IHC、甲基化)、宫颈/阴道样本(HPV DNA/mRNA、基因型、DS细胞学)、血液(ctDNA、SCC-Ag、炎症指数、miRNA)和淋巴结组织(SLN超分期)——根本不同的测量,不应作为单一"生物标志物阳性"构造合并。结局异质性。残留疾病、持续、复发和进展的定义各异;一些研究将首次评估的任何CIN2+计为残留疾病,其他要求定义的无病间期才称复发,影响可比性。
3.5.2 随访异质性
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研究间随访持续时间和结局时间范围差异显著。治疗后HSIL研究通常在约12–24个月内评估hrHPV持续和复发性CIN2+,而浸润性宫颈癌研究常评估长期结局如无进展或总生存。因此,即使评估相同生物标志物如HPV DNA,随访持续时间和临床终点的差异限制两个人群间的直接可比性。
3.5.3 研究设计梯度
浸润性宫颈癌文献包括前瞻性和多中心生物标志物验证研究,例放化疗后HPV ctDNA的前瞻性多中心验证。相反,治疗后HSIL证据更常基于观察性队列和标准监测研究,尽管也有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因此,比较两个人群生物标志物准备度时应考虑研究设计、验证设置和方法学成熟度的差异。
4 讨论
4.1 HSIL和浸润性癌文献不可互换
与本综述人群异质性动机一致,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以不同生物标志物谱为特征:HSIL研究主要集中于HPV为基础、甲基化和p16/Ki-67双染检测,而浸润性癌研究涵盖更广泛的循环、液体活检、淋巴结和免疫生物标志物。这些研究在标本类型和结局定义上也差异显著,包括即使评估相同分析物如高危HPV DNA时持续、残留、复发或进展疾病的定义方式。因此,未来定量综合应将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视为独立证据体并生成单独汇总估计而非合并效应测量。这一区别与近期叙述性综述证据一致,详述宫颈上皮内瘤变自然史如何由HPV基因型、持续和宿主因素塑造,强调HSIL特异性和浸润性癌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证据不应混淆。
4.2 新兴领域拓宽图谱但尚未改变其形状
双染细胞学、DNA甲基化、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和前哨淋巴结超分期拓宽了宫颈癌生物标志物图景,超越常规HPV检测和SCC-Ag。前哨淋巴结超分期相对成熟,有多中心研究和荟萃分析证据支持其诊断和预后效用。然而,这些生物标志物主要评估用于检测、预后或治疗反应评估而非通过正式生物标志物-治疗交互分析;因此,尚无一个被明确验证为治疗选择生物标志物。这强化了该领域预后和监测应用的主导地位。组织为基础生物标志物如p16/Ki-67双染和其他免疫组织化学或分子切缘标志物的解释也取决于基础病理诊断的可靠性。观察者间变异和诊断可重复性是组织病理学普遍公认的挑战,在罕见或形态异质性病变中可能尤为明显,如其他肿瘤类型所示。由于诊断误分类或评分变异可能实质性影响生物标志物与治疗结局间的测量关联及下游治疗分层,标准化评分标准和观察者间一致性报告应视为该领域组织为基础生物标志物研究的方法学前提。
4.3 证据可能足够成熟供未来荟萃分析的领域
三类生物标志物显得相对明确(表3),可能适合窄范围定量综合:(1)治疗后高危HPV(hrHPV)持续或清除作为切除性治疗后复发性CIN2+的监测标志物,使用标准化治疗后监测方案;(2)放化疗后预设时间点测量的HPV循环肿瘤DNA(ctDNA)作为浸润性宫颈癌残留疾病和随后复发风险的标志物,有前瞻性多中心验证支持;(3)通过超分期检测的前哨淋巴结微转移疾病作为早期宫颈癌预后标志物,有多中心证据和诊断准确性荟萃分析支持。这些相对明确的类别也突出可用证据可能足够一致支持未来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领域,同时识别研究设计、生物标志物评估、随访和结局报告中应在未来研究中解决的重要空白。
4.4 局限性
作为范围综述,本研究不评价偏倚风险或产生汇总效应估计;关于相对生物标志物性能的结论描述文献形状而非头对头比较证据。第3节示例性证据基础通过58篇来源的针对性非穷尽检索汇编以试点分类框架;需要完整六数据库检索、双筛选和完整PRISMA-ScR流程图才能提交。灰色文献和非英语来源在示例性检索中未系统检索,应纳入完整检索。
5 结论
本综述显示,与HSIL/CIN2–3和早期宫颈癌治疗结局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范围广泛但成熟度不均。证据跨越病毒、分子、甲基化、免疫组织化学、血清、淋巴结和免疫检查点领域,然而由于HSIL和浸润性宫颈癌在治疗、复发模式和监测路径上不同,两个人群的发现不能合并,必须继续分开分析和报告。在两个人群中,识别的绝大多数生物标志物作为诊断、预后或监测工具而非真正预测差异治疗获益的预测性标志物;PD-L1联合阳性评分仍是验证的治疗选择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最清晰例子。HSIL中治疗后hrHPV清除,连同浸润性癌中HPV ctDNA动力学和前哨淋巴结超分期,作为方法学最成熟的预后和监测标志物突出,因此是近期聚焦荟萃分析最强候选。FAM19A4/miR124-2甲基化清除是HSIL中有前景的监测候选,但由于直接联系甲基化状态与治疗后结局的证据仍有限,最好视为新兴而非完全成熟生物标志物,待进一步验证。实现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个体化管理的临床潜力将取决于该领域采用区分预后与真正预测性标志物的一致术语、人群特异性和统一结局报告,以及能直接确立生物标志物是否修饰治疗效应而非仅追踪预后的研究设计——特别是随机或多臂比较加正式交互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