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marker Insights》:Blood-Based Liquid Biopsy of Circulating Tumour DNA to Achieve Genomic Diagnosis for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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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DNA)的液体活检有助于基因组诊断并影响许多实体器官恶性肿瘤的治疗决策。然而,迄今为止其在胶质瘤——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中的应用仍受到限制。这可能是由于血浆中肿瘤分析物浓度低、检测方法学异
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DNA)的液体活检有助于基因组诊断并影响许多实体器官恶性肿瘤的治疗决策。然而,迄今为止其在胶质瘤——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中的应用仍受到限制。这可能是由于血浆中肿瘤分析物浓度低、检测方法学异质性以及缺乏跨研究标准化所致。尽管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中ctDNA浓度高于外周循环,但反复腰椎穿刺在临床上不适用于纵向监测,且在部分患者中可能为禁忌证。相比之下,采血是微创的,几乎可在所有临床环境中进行,且已被患者广泛接受作为一种筛查方式。本叙述性综述讨论了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在胶质瘤中的现状,以及它如何影响临床决策并改变患者病程。
引言:液体活检在神经肿瘤学中的应用
随着分析方法的进步,液体活检正从研究阶段向临床应用过渡。循环游离DNA(cell-free DNA, cfDNA)存在于血液中,可用于诊断、分子与基因组分析以及胶质瘤肿瘤进展的纵向监测。与基于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的液体活检不同,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微创且可重复进行。尽管液体活检已在多种其他实体恶性肿瘤中证明与金标准组织病理学和影像学具有一致性,从而用于风险分层和预后判断,但其在胶质瘤临床管理中的验证尚未完成。对于因肿瘤位于大脑优势区域或深部区域而无法手术的患者,液体活检可通过实现基因组诊断解决患者管理问题。基因组表征已成为胶质瘤分类的核心,与标准的组织病理学分类相比,它是更准确的预后预测因子。在成人弥漫性胶质瘤中,IDH、TERTp和EGFR等突变可分层患者预后并指导分子分类。液体活检可提供微创的补充性分子信息来源,用于组织活检的正交验证(orthogonal validation);当无法获得组织时,液体活检可提供原本无法获取的分子分类。此外,基因组表征可推动靶向治疗的发展。
游离与循环肿瘤DNA的检测
循环cfDNA继发于细胞凋亡或坏死而释放,也可通过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直接分泌,存在于各种体液中。正常生理过程(如运动)可导致cfDNA水平升高,应激状态(如创伤、感染或癌症)亦可如此。对于恶性肿瘤患者,cfDNA水平可能因肿瘤来源的DNA——即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ur DNA, ctDNA)——而升高。ctDNA可通过肿瘤特异性体细胞突变的检测而与cfDNA区分。对于胶质瘤患者,ctDNA可存在于血液和CSF中,但由于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和血肿瘤屏障(blood-tumour barrier)施加的分区作用,CSF中的浓度通常更高。ctDNA可直接释放到肿瘤间质、局部血管和CSF中,而释放到血浆中既间接又不一致,使血浆成为远端且高度稀释的compartment。增强、坏死或高血管生成的肿瘤区域可能更易释放ctDNA,而具有完整血肿瘤屏障的非增强区域的释放可能相对减少。ctDNA在血浆中的变异性进一步受肿瘤分级、体积、血管生成和邻近性影响,医源性屏障通透性变化可继发于近期手术、放疗或糖皮质激素治疗。
胶质瘤的空间与时间异质性
胶质瘤存在广泛的空间异质性,这意味着靶向手术活检可能无法捕获局限于未采样区域的分子学上不同的肿瘤亚群。由于ctDNA可从肿瘤的多个位点脱落,液体活检可提供更广泛的基因组表征。ctDNA的分析已被证明与组织活检一致,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揭示选择性手术活检遗漏的突变。胶质瘤的突变谱随时间高度可变,当前治疗策略(如化疗和放疗)驱动表型转变、克隆进化和额外驱动突变的产生。ctDNA的短半衰期可在采样时提供肿瘤突变负荷的动态表征,但这仍受限于其在外周循环中的低丰度和可变脱落。
基于血液的ctDNA检测的分析方法
ctDNA浓度低(低于总循环cfDNA的1%)历来限制了基于血液的ctDNA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临床效用,对于胶质瘤而言,由于ctDNA在CSF中的进一步隔离,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数字PCR(digital PCR, dPCR)通过进行大量不同的PCR反应并携带荧光标记的靶序列,可实现高于0.01%的分析灵敏度。大多数基于血液的胶质瘤液体活检研究采用微滴数字PCR(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而基于微腔室的dPCR因其简化的流程和更好的可重复性而成为合适的替代方案。这可实现极低浓度体细胞突变的检测(与野生型背景相比有100,000倍的过量)。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可筛查更广泛的基因组图谱,但相对于ddPCR的测序深度损失和成本增加可能限制临床可扩展性。片段组学(fragmentomics)通过广泛分析cfDNA的片段长度、基因组位置和末端序列来识别原发性胶质瘤导致的cfDNA系统性变化,当血浆ctDNA低于ddPCR和NGS的检测限时可提供正交途径。cfDNA甲基化可通过分析差异性半甲基化区域揭示癌症导致的表观遗传变化,据报道可准确对肿瘤亚型(如IDH突变型和IDH野生型)进行分类,但尚未在临床验证用于基因组诊断。纳米孔测序(nanopore sequencing)代表另一种新兴的分析方法,在胶质瘤的CSF中已显示出良好的初步结果,无需亚硫酸氢盐转化或PCR扩增即可直接检测甲基化。
基于血液的胶质瘤液体活检
低浓度的循环cfDNA(从而ctDNA)长期以来对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在胶质瘤管理中的应用构成挑战。胶质瘤液体活检的最初研究报告<10%的患者ctDNA水平可检测,远低于其他实体恶性肿瘤。甲基特异性PCR(methylation specific PCR)检测治疗相关启动子表观遗传修饰的灵敏度为51-55%,特异性100%,且低级别胶质瘤(low-grade glioma, LGG)与高级别胶质瘤(high-grade glioma, HGG)之间无灵敏度差异。使用数字PCR在25例胶质瘤患者中检测IDH1突变的灵敏度为60%,特异性100%。ctDNA水平在LGG(0.9 ng/mL)中低于HGG(1.5 ng/mL)。甲基特异性PCR检测MGMT、RASSF1A、p15
INK4B和p14
ARF基因panel与肿瘤活检的一致性为79.7%。在13例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患者中,长程PCR(long range PCR)在3例患者中检测到EGFRvIII突变。对于成功进行肉眼全切(gross total resection)的患者无可检测ctDNA,但对于无法进行肉眼全切的患者,术后可检测到ctDNA,提示ctDNA可能是术后敏感预后标志物。Piccioni等人报告55%的胶质瘤患者可检测到ctDNA,其中48.9%具有潜在治疗靶点的基因组改变,近半数患者的突变使其有资格参加临床试验。对于GBM患者,体细胞突变检测率为55%。初始研究中使用NGS的胶质瘤灵敏度相对一致,约为50%。对于血浆中存在≥1个体细胞突变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下降。纵向监测TMZ耐药突变MSH2和MSH6。
ddPCR由于ctDNA在外周循环中的稀缺性而非常适合。Jones等人对IDH1检测的纵向灵敏度为84%,仅术前样本灵敏度为77%。对于所有经组织证实的IDH1突变患者,至少一份血浆样本为阳性,提示连续采样可增加灵敏度。TERTp C
228T灵敏度为89%,TERTp C
250T为49%,EGFRvIII为71%。循环cfDNA与肿瘤体积和分级相关,2级胶质瘤为11.94 ng/mL,4级为22.4 ng/mL。Crucitta等人报告21例胶质瘤患者中IDH1突变的血浆ctDNA检测灵敏度为47.6%。组织IDH1野生型但血浆IDH1突变型患者的总生存期最长,约为IDH1野生型组织或血浆患者的2倍,提示这些患者是真正的阳性,基因组诊断因选择性手术活检而被遗漏。
液体活检对胶质瘤的临床意义
非手术基因组表征:液体活检在神经肿瘤学中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颅内活检带来显著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对于无法或不愿接受手术活检的患者,液体活检可实现基因组诊断并告知患者预后。对于许多胶质瘤亚型(如LGG和小儿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由于最近靶向治疗的批准,非手术基因组诊断途径尤其具有吸引力。低级别胶质瘤不一定需要立即减瘤手术,而小儿弥漫性中线胶质瘤通常位于大脑优势区域,使手术活检风险较高。对于疑似低级别肿瘤的阴性液体活检同样具有信息价值。
假性进展与疾病进展:在MRI上定义胶质瘤的疾病进展常因假性进展(pseudoprogression)而复杂化。传统影像学通常不足以区分假性进展与真正的疾病进展。液体活检可用作影像学的辅助手段,特别是TERTp突变等位基因分数已被证明与疾病进展相关。这可以减少进展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延迟,并改善无进展性疾病但影像学上隐匿的假性进展患者的不恰当临床试验入组。
克隆进化与耐药突变:接受联合化疗和放疗的胶质瘤细胞表现出向更具侵袭性的表型转变和额外驱动突变的产生并不少见。重复手术活检或切除术仅在10-25%的患者中执行,并伴随固有的神经外科风险。液体活检可在早期检测MMR突变,防止医源性伤害。
选择性手术活检:GBM表现出广泛的瘤内异质性,即使采集多个肿瘤片段,肿瘤亚群也可能未被检测到。几乎GBM中所有突变的一半是亚克隆的,液体活检提供的增加取样广度可识别更多肿瘤来源的突变。已有研究报告了手术活检中遗漏的EGFRvIII突变的异常检测。Jones等人报告在血浆中检测到MSH2 p.Gln288*突变,而同期匹配的配对组织中不存在,该患者随后接受TMZ治疗并发展为超突变(hypermutation)。这支持初始血浆结果作为真正的肿瘤来源突变,而非由于克隆性造血(clonal haematopoiesis)或测序伪影。这种组织与血浆的不匹配最可能由于空间异质性和MSH2突变位于初始活检采样区域之外。
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与脑脊液相比
尽管CSF中ctDNA浓度更高,但重复腰椎穿刺由于侵入性、并非所有地方的门诊环境可执行以及颅内高压禁忌证而相对具有挑战性。最近报道的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对IDH1、TERTp和H3K27M突变的灵敏度与CSF相当,血浆对小儿弥漫性中线胶质瘤BRAF V600E的灵敏度甚至超过CSF。尽管如此,CSF可能由于肿瘤邻近性和更高的ctDNA分数而对特定患者保持更高的灵敏度。
临床整合的挑战
分析标准化:报告的灵敏度差异很大,可能由于缺乏标准化。采集的成人全血容量差异很大,为1-20 mL。其他预分析变量(如采集管、离心时间、ctDNA储存、提取试剂盒、相对于手术的时间、动脉或静脉穿刺)的标准化几乎没有。
cfDNA解释的:生理变异性可能使纵向监测复杂化,医源性cfDNA增加可能导致不准确的预后。Fontanilles等人确定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cfDNA显著升高(21.1 ng/mL,而糖皮质激素初治患者为14.4 ng/mL)。鉴于脑肿瘤患者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解释cfDNA时必须考虑糖皮质激素暴露。
克隆性造血:来自克隆性造血的体细胞突变潜在假阳性被Piccioni和Bagley识别,但这些研究未应用buffy coat排除。应通过纳入配对的buffy coat测序来控制克隆性造血突变,特别是对于既往TMZ治疗的患者。
检测选择与临床问题:对于靶向热点突变(如IDH1 R132H),ddPCR可能更可取,因为其成本相对较低且高通量。然而,对于临床相关变体不确定且分布在不同位点的突变(如MSH),ddPCR可能具有挑战性。NGS可以检查更广泛的基因组图谱,但检测罕见突变副本所需的测序深度可能通过成本和检测时间限制临床可扩展性。
结论
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在胶质瘤中可对特定肿瘤亚型的某些热点突变实现高灵敏度的基因组诊断。然而,这些结果不一致,液体活检过程缺乏跨试验的标准化。临床转化需要更大、前瞻性、标准化的患者队列,并进行持续的优化以纳入更广泛的临床相关突变。对于手术唯一目的是基因组诊断的患者,液体活检可能是合适的微创替代方案。基于血液的液体活检还可能是捕捉来自空间不同肿瘤亚群的临床相关突变的辅助手段,而连续采样可实现分子进化的纵向谱分析。此外,连续采血允许纵向监测,可能有助于早期检测和区分疾病进展与假性进展。尽管迄今为止尚无经临床验证的胶质瘤液体活检检测,但灵敏度的持续改善表明液体活检在手术活检不安全、空间受限或不适合重复纵向评估时具有作为补充分析的重要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