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这本期刊要追溯到近50年前,即1977年。当时,我被允许与指导我的临床研究员以及我的教授奥古斯特·威廉·冯·埃夫(August Wilhelm von Eiff)博士共同撰写我的医学博士论文。教授为我选定了一项研究课题,虽然这个课题在当时与主流的心血管研究领域略有偏离,但如今却变得非常热门且具有紧迫性——那就是噪声对高血压患者血压的影响(《基础心脏研究》(Basic Res Cardiol),1977年第72卷,第575-583页)。十年后,当时的期刊编辑鲁塔德·雅各布(Ruthard Jacob)博士和沃尔夫冈·沙佩尔(Wolfgang Schaper)博士邀请我加入编辑委员会,当时我刚刚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海藻峡谷实验室(Seaweed Canyon Laboratory)归来,在那里我有幸在导师约翰·罗斯·朱尼尔(John Ross Jr.)的指导下工作。又过了五年,现任斯坦科夫出版社(Steinkopff Publishers)首席执行官伯恩哈德·莱韦里希(Bernhard Lewerich)邀请我担任编辑职位。从那时起,整整35年来,我一直有幸并乐于为这本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期刊服务。
自那以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以及学术出版环境都有所改变,大多数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并非所有方面都如此。上世纪80年代,该期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冠状动脉血流和心室功能的血液动力学方面(实验通常在大型动物身上进行),还有一些关于心脏代谢的经典生物化学研究、电生理学研究以及形态学研究。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在心血管医学领域的崛起,研究方法和课题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例如转基因动物模型(主要是小鼠)的应用,以及多种创新方法的出现,比如核磁共振光谱(NMR spectroscopy)、新型成像技术以及组学技术(omics technologies)。这些新技术和方法对心血管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在细胞和亚细胞层面对心血管生物学及病理学的理解。然而,这种积极发展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对整个机体系统性的心血管(病理)生理学的关注相对减弱了。同时,从事心血管科学研究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想要从事临床心脏病学或心脏外科工作的人通常需要先在生理学、药理学或病理学的基础研究机构学习两到三年,然后再接受临床培训;其中一些人真正喜欢基础心血管科学研究,并最终留在了这些领域(就像我一样)。如今,在基础心血管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几乎所有人,包括学科带头人,都具备生物学、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的背景,而大多数临床心血管医学研究者则不再具备基础科学背景。这种教育路径的分化导致了学术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差距。过去几十年里,学术出版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版流程变得更加快速(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竞争更加激烈(出版物和研究人员更注重影响因子等指标),出版活动更加商业化(主要围绕少数大型出版社展开,这些出版社更关心文章处理费用和利润,而不太重视及时、高质量的内容产出,尤其是在将排版等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的情况下),并且不幸的是,学术不端行为也更加普遍(如剽窃、数据篡改、人工智能生成的学术论文和评论、论文代写工作室、欺诈性期刊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编辑的把关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我非常荣幸能够长期担任这本期刊的编辑,并且我真正享受这段经历。在这个职位上,我得到了雷纳·舒尔茨(Rainer Schulz)教授和安德烈亚斯·斯基沙利(Andreas Skyschally)博士的热情支持(他们分别担任了我的副编辑多年),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审稿人组成的专业编辑委员会的协助;同时,出版商的代表们——伯恩哈德·莱韦里希、托马斯·蒂科特(Thomas Thiek?tter)博士、萨宾·伊布肯丹茨(Sabine Ibkendanz)博士和塞巴斯蒂安·弗吕维尔特(Sebastian Frühwirth)博士——也提供了多年的技术支持。我还得到了德国心脏病学会(German Cardiac Society)的持续支持,因为这本期刊正是该学会的官方基础科学研究期刊。我非常感谢他们所有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在我任职期间,该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并且多年来一直位列心血管医学领域顶级期刊的前10%。
在卸下编辑职务之际,我祝愿这本期刊、未来的编辑团队、作者们以及读者们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在此,我想说一声“再见”(Farewell),并送上德国埃森煤矿工人们传统的祝福语“Glückauf”(意为“好运”。
格尔德·霍伊施(Gerd Heu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