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抗生素时代的抗菌药物研发:2018至2026年FDA批准药物的药理学解读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Antibacterial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post-antibiotic era: a brief analysis of FDA approvals from 2018 to 2026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1月19日 来源: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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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是紧迫的全球健康威胁,但抗菌药物研发管线(pipeline)的状况常仅以批准数量来评判,而这一指标可能掩盖新产品是否代表真正的药理学创新。本小型综述考察2018年至2026年上半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含抗菌活性成分的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是紧迫的全球健康威胁,但抗菌药物研发管线(pipeline)的状况常仅以批准数量来评判,而这一指标可能掩盖新产品是否代表真正的药理学创新。本小型综述考察2018年至2026年上半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含抗菌活性成分的药物,依据FDA年度新药批准报告、相应获批产品说明书及原始文献。在此期间,共有18种含抗菌活性成分的药物获批,不足全部FDA批准药物的5%,其中15种用于全身治疗。为超越简单计数,研究人员采用由作用机制、化学类别、分子靶点、细菌进入策略、保护性组合逻辑及制剂设计所定义的创新框架对这些批准进行分类。结果显示,2018年之后的记录以既有类别(四环素类、氨基糖苷类)的渐进式优化及保护性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β-lactam/β-lactamase inhibitor)组合为主。具有强发现相关性的创新仍属例外:两个通过在已验证拓扑异构酶(topoisomerase)靶点上不同结合模式发挥作用的新化学类别(gepotidacin与zoliflodacin)、首个获批用于全身给药的截短侧耳素类(pleuromutilin)药物(lefamulin),以及既有类别中新的细菌进入策略(cefiderocol)。研究人员得出结论:2018年之后的记录显示FDA批准数量出现部分回升,但并未伴随获批产品化学与机制空间的相应扩展;仅凭批准数量无法证明抗菌药物发现已实现复兴。研究人员认为,以药理学为中心的批准记录解读比单纯的计数更具信息价值。
1 Introduction
该部分指出细菌性抗菌药物耐药性(AMR)已成为全球健康中规模最大且量化最充分的药理学问题之一,援引GBD 2021抗菌药物耐药性合作组的估计,即耐药细菌感染在2021年直接导致逾百万人死亡,并预测若趋势持续,2025至2050年间可能有近3900万人死于耐药感染。2024年更新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细菌优先病原体清单确认疾病负担集中于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目(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ales)、Acinetobacter baumannii与Pseudomonas aeruginosa,以及耐药Neisseria gonorrhoeae和Salmonella Typhi。作者指出药理学应对迟缓的原因在于抗菌药物化学的内在限制:传统环境分离株与合成化合物库筛选数十年来未产出结构新颖的全身用抗菌药物,主要因革兰阴性菌外膜及其外排系统构成渗透限制。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剧科学障碍:抗菌药物疗程短、受管理政策限制销量、与慢性病及肿瘤管线争夺资本,导致大型制药企业持续退出、接替的中小企业财务脆弱。作者据此提出,2018年后的批准呈现可见聚集(2018—2019年)、2020—2021年空缺、2022年起重新出现并于2025年达到两种首创口服药物的高点,2026年上半年又有两种新抗菌药物获批;但由于批准反映多年前启动的研发项目,批准计数无法确立发现本身是否复苏。文献现状被概括为彼此分离:管线调查以临床在研药物为组织核心而非已上市产品,单药综述缺乏整体批准记录定位,基于批准的分析多只报告数量而不区分全身用抗菌实体与局部抗菌技术、含抗生素的固定剂量根除方案及新颖性在于伙伴分子的复方产品。为此,本文采用明确的创新框架,将含抗菌活性成分的获批药物分为五个层级,以区分监管计数回升与真正的药物发现复兴。方法部分说明检索PubMed、Scopus与Google Scholar,使用抗菌药物发现、FDA批准、抗菌药物耐药性、β-内酰胺酶抑制剂、新抗生素类别及各药物国际非专利名等检索词,监管信息取自FDA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2018—2026年年度新药批准报告及相应说明书;采样框为CDER清单,故pivmecillinam(2024)与aztreonam/avibactam(2025)等未纳入分析。纳入标准为活性成分或固定剂量组合中某一组分具有直接抗菌活性,涵盖全身用药、保护性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组合、固定剂量根除方案及非全身或局部抗菌产品;排除抗分枝杆菌药物(含2019年pretomanid)、抗病毒药、抗真菌药与抗寄生虫药。层级划分规则为:V层为非全身抗菌治疗或新颖性在于非抗菌伙伴的产品;I层为具有全身人用治疗新化学类别、新分子靶点、区别于已批准类别的结合模式或新细菌进入策略的全身药物;II至IV层按新颖性在于保护性β-内酰胺伙伴、既有类别中的新分子、或口服前药/方案依次归类。三位作者共同分类,分歧经共识解决,边界病例在文中标明,并进行敏感性分析。
2 FDA approval landscape, 2018–first half of 2026
该部分回顾美国感染病学会(IDSA)"10 × 20"倡议,即到2020年促进10种新抗菌药物研发;作者团队此前综述发现2010至2017年仅9项批准对应抗菌药物且无一构成新结构类别。2018年至2026年6月30日,FDA共批准421种新药,完整年度计数从2022年的37种到2018年的59种不等,2026年上半年单独批准23种新药且以肿瘤/抗肿瘤药为主。同期含抗菌活性成分产品共18种获批,2018年以5项居首,占8年半间FDA全部批准药物不足5%。作者指出尽管数量偏低,这18种抗菌药物相对此前可比时期略有增加,但时期长度与纳入标准的差异限制了这一监管产出比较。
3 Antibacterial-containing approvals after 2018
该部分对获批药物作深入分析,指出结构性与机制性创新仍然有限。18项批准中有14项属于已知抗菌类别的衍生物或改构产品,或属于非全身产品;15种全身药物中11种(73%)属于既有类别,多数结构修饰旨在改善稳定性、抗菌谱或对既有耐药机制的规避,而非引入新治疗靶点。以Utebzi(2026年6月17日批准,活性成分为口服碳青霉烯前药tebipenem pivoxil)为例,其用于复杂性尿路感染(cUTI)包括肾盂肾炎,3期ADAPT-PO试验中口服制剂对静脉ertapenem非劣效;作者认为其虽非新化学类别,但作为临床里程碑使严重革兰阴性感染无需中心静脉通路即可口服降阶梯或门诊治疗。结构上相当比例属于β-内酰胺类(如imipenem/relebactam、cefepime/enmetazobactam、抗MRSA头孢菌素ceftobiprole medocaril、口服penem sulopenem etzadroxil)与四环素类(eravacycline、omadacycline、sarecycline),属经典骨架的化学优化。β-内酰胺酶抑制剂组合占主导,反映恢复既有抗生素活性的策略,临床意义显著但结构创新有限。Xacduro(sulbactam/durlobactam)用于Acinetobacter baumannii–calcoaceticus复合群所致肺炎,3期ATTACK试验中对colistin非劣效且肾毒性显著更低。Cefepime/zidebactam(Zaynich)处于该组边界:zidebactam属diazabicyclooctane家族的双环酰肼,除抑制部分丝氨酸β-内酰胺酶外,以高亲和力结合青霉素结合蛋白2(PBP2)并作为"β-内酰胺增强剂"补充cefepime对PBP3的结合,恢复对产金属β-内酰胺酶多重耐药Pseudomonas aeruginosa高危克隆的活性;作者仍将其保留在保护性组合组,理由是其骨架属既有抑制剂家族、双方作用于已验证靶点家族、未开辟新化学类别或生物通路,并在表中标注为具β-内酰胺增强活性的保护性组合,若重新分类将使I层从4项增至5项。作用机制方面,多数获批药物仍靶向经典位点,即蛋白质合成(30S或50S核糖体亚基)、细胞壁合成(PBPs)与DNA复制(拓扑异构酶),提示机制多样性有限。例外包括cefiderocol,其铁介导进入机制("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细菌铁载体转运系统穿透革兰阴性菌,化学类别与最终靶点虽不新,但内化策略构成重要功能创新。Lefamulin为首个获批用于全身人用的截短侧耳素类,该类并非全新(兽医使用,retapamulin自2007年局部使用),其以独特结合模式结合50S亚基肽基转移酶中心,但该位点与其他蛋白质合成抑制剂共享,Cfr rRNA甲基转移酶介导交叉耐药,故其新颖性属全身治疗的类别层面新颖性而非新作用机制。Gepotidacin(triazaacenaphthylene)与zoliflodacin(spiropyrimidinetrione)引入新化学类别,但其新颖性在于与氟喹诺酮类所抑制的II型拓扑异构酶这一已验证靶点的结合方式:gepotidacin以独特结合模式抑制DNA旋转酶与拓扑异构酶IV并具良好平衡的双重靶向,zoliflodacin作用于切割复合体的GyrB侧;二者基本但非完全规避氟喹诺酮类交叉耐药,2期淋病研究中gepotidacin微生物学失败均涉及携带既有ParC D86N替换的分离株。二者均在达到非劣效界值的3期试验后获批,即口服gepotidacin对比nitrofurantoin治疗单纯性尿路感染、单剂口服zoliflodacin对比ceftriaxone联合azithromycin治疗单纯性泌尿生殖道淋病。因此四项批准具较强发现相关信号,但仅gepotidacin与zoliflodacin兼具新化学类别与独特结合模式;敏感性分析中该子集在基础分类占22%,严格阈值下占11%,cefiderocol降级时占17%,cefepime/zidebactam升级时占28%,15种全身药物中范围为13%—33%,各情景下至少三分之二批准对应既有类别或非全身产品。此外,固定剂量根除方案与局部或封管抗菌药单列于V层并排除于全身分析之外;taurolidine作用基于对细菌细胞成分的化学改变,Voquezna的新颖性在于引入vonoprazan作为新型抑酸剂而抗菌部分仍沿用amoxicillin与clarithromycin,rifamycin MMX(Aemcolo)属递送途径创新,这些产品虽临床有用但不推进靶向抗菌药理学。
4 Discussion
该部分总结认为,2018年后FDA批准数量较此前时期适度增加,但获批产品未显示化学与机制空间的相应扩展,呈现渐进式创新范式的延续,侧重既有类别优化与药物组合开发。此分析与Butler等管线调查结论一致,即临床管线规模小、脆弱且以既有家族衍生物为主。作者同时承认批准数据不能直接衡量发现活动,因其反映多年前启动的项目并排除尚未上市的努力。部分批准似由强临床压力驱动,为WHO列为关键病原体所致感染提供替代选择,如碳青霉烯类耐药Acinetobacter baumannii;创新亦见于递送系统与给药途径,如口服碳青霉烯tebipenem pivoxil与结肠靶向rifamycin MMX制剂。抗菌药物仍仅占FDA批准药物很小比例,此模式与已记录的经济抑制因素一致;WHO对2023年抗菌药物临床管线的分析得出相容结论,指出抗菌研发落后于肿瘤与HIV领域,且相对少数候选药物满足新化学类别、新作用机制、新分子靶点及无交叉耐药这四项WHO创新标准。作者指出既往分析(含其自身)识别的许多局限在2018年后获批产品中依然存在,批准数量的部分回升伴随极少扩展抗菌化学或机制空间的批准,这对面对日益增长的耐药威胁时治疗武器库的长期可持续性提出疑问。三项局限为:分析仅限FDA批准,不涵盖欧洲药品管理局等其他机构授权或仍在研药物,仅描述美国监管记录;2026年数据仅覆盖上半年,计数为暂定且不可与完整年度比较,截止至修订时(2026年9月)CDER清单未再出现抗菌药物批准;创新分类在边界处必然涉及判断,尤其对熟悉靶点配以新进入策略(cefiderocol)或保护性伙伴具内在靶点活性(cefepime/zidebactam)者,故明确陈述决策规则并检验替代阈值。最后,流行病学预测不容乐观,2050年耐药细菌感染归因死亡预计大幅上升,WHO发现针对优先病原体的32种临床在研抗生素中仅5种兼具创新性且对关键革兰阴性菌有活性,因此持续支持新靶点与新抗菌类别、配合维持产业参与的经济模式,对扩展治疗武器库与降低2050年预测死亡率仍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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