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Service innovations in airlines: A frontline employe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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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将一线员工的想法收集(Idea Gathering, IG)与想法传播(Idea Dissemination, ID)过程、其前因变量以及服务创新实现(Service Innovation Realization,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将一线员工的想法收集(Idea Gathering, IG)与想法传播(Idea Dissemination, ID)过程、其前因变量以及服务创新实现(Service Innovation Realization, SIR)联系起来。模型的框架基于边界跨越(boundary-spanning)理论的考虑,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IPT)被用于定义相关前因变量。该模型基于来自80家不同欧洲航空公司的277名一线员工(Frontline Employees, FLE)的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LS-SEM)进行检验。该文章对现有研究文献有多方面贡献。首先,它扩展了关于航空业服务创新产生的有限文献。其次,通过强调一线员工作为信息边界跨越者(informational boundary-spanners)的角色,它突出了这些员工在航空公司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多层次理论框架使得识别一线员工实际能促进服务创新的条件成为可能。第三,实证分析为航空公司在个体和组织层面充分挖掘一线员工的创新潜力提供了切入点。
### 研究背景与问题
航空业具有高度监管、安全要求严格和成本压力大的特点,同时因民用航空市场自由化(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兴起、需求波动及数字平台提供商的影响),竞争激烈。核心业务(安全准时运输旅客)的差异化机会有限,因为航空公司常在价格、航线网络和机型上相似。在这种标准化市场环境中,航空公司越来越依赖创新服务来塑造客户体验、挖掘新价值创造潜力,并通过个性化服务实现差异化。当前服务创新趋势包括数字自助服务、新机舱概念以及实时个性化、连接性和娱乐购物领域的机上创新。然而,与酒店、零售等服务业不同,航空业必须在严格的安全和标准化约束下实施创新,服务创新成为在约束下实现市场导向适应性和差异化的关键杠杆。
研究文献虽认识到服务创新是服务公司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但创新服务往往源于一线员工(FLE)的日常贡献,而非仅管理层研发支出。FLE处于服务流程的边界位置,能倾听客户声音并将其带入公司内部,具有创新潜力。然而,航空业中,FLE的创新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其在服务交付中的角色和功能,如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影响,以及标准化、高压力工作环境下的挑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FLE在航空公司中如何通过乘客互动产生想法(想法收集,IG)并在公司内传播(想法传播,ID)——即“想法钓鱼”(idea fishing)过程,并识别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前因变量,以揭示FLE在何种条件下能超越服务交付,真正促进服务创新。
###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基于边界跨越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CT)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IPT),提出12个假设。模型将想法钓鱼行为(IG和ID)与其前因变量(服务创新气候SIC、创造性自我效能CSE、心理安全PS、文化智力CI)以及服务创新实现(SIR)联系起来。数据来自80家欧洲航空公司的277名FLE(包括客舱、驾驶舱和地面员工),采用PLS-SEM进行分析。
结论表明:IG和ID对SIR均有正向显著影响;IG正向影响ID;SIC对IG和SIR有正向影响,但对ID无显著直接效应;CSE对IG有正向影响,但对ID无显著效应;PS对ID有正向影响,但对IG无显著效应;CI对IG和ID均无显著影响。该研究证实了FLE在航空公司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的前因变量分别作用于IG和ID;SIC和CSE主要促进IG,而PS则对ID更关键。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 主要关键方法
研究采用PLS-SEM进行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程序(版本4.1.0.9)。样本来源于2024年4月至9月期间通过在线问卷收集的277名欧洲航空公司FLE(包括224名客舱乘务员、32名飞行机组和21名地面员工),涉及80家航空公司(30家全服务、17家低成本、19家包机/区域、14家私人和商务航空公司)。测量工具采用文献中已认可的多个量表,包括Woisetschl?ger等(2016)的IG、ID和SIR量表,King等(2007)的SIC量表,Tierney和Farmer(2002)的CSE量表,Edmondson(1999)的PS量表,以及Ang等(2007)的CI量表(8项版本)。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任职年限、航空公司、职位和航线。
###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method variance)**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第一因子解释总方差23%,低于50%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4.2 测量模型评估**
通过指标载荷(>0.708)、组合信度(CR>0.7)、平均方差提取量(AVE>0.5)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0.85,除IG与ID间HTMT=0.87但可接受)验证了各构念的可靠性和效度。PS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和CR在0.6-0.7之间,仍可接受。
**4.3 结构模型评估**
模型拟合指数SRMR=0.059(<0.08),NFI=0.81。路径系数检验结果:H1(IG→SIR,β=0.183,p=0.003)、H2(ID→SIR,β=0.226,p=0.003)、H3(IG→ID,β=0.675,p=0.000)、H4a(SIC→IG,β=0.319,p=0.000)、H4c(SIC→SIR,β=0.478,p=0.000)、H5a(CSE→IG,β=0.433,p=0.000)、H6b(PS→ID,β=0.159,p=0.003)得到支持;H4b、H5b、H6a、H7a、H7b未获支持。控制变量纳入后结果保持稳定。R2值:SIR=0.518,IG=0.354,ID=0.586,表明模型解释力中等。PLSpredict和CVPAT验证显示模型对SIR具有高预测质量。
###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证实了FLE的想法钓鱼行为(IG和ID)对服务创新的正向影响,且ID比IG对SIR的影响更强,说明想法需先在组织内传播。不同前因变量分别作用于IG和ID:SIC和CSE对IG重要,PS对ID关键。文化智力(CI)未发现显著影响,可能因其在标准化服务环境中作用有限。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总体而言,该研究能够证明,一线员工对航空公司的创新过程具有突出重要性。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客户接触情境中收集新想法,然后将其在公司内部传播,从而使得服务创新得以产生。除了创造性自我效能和心理安全外,成熟的服务特定创新气候对于想法钓鱼的个体过程以及服务创新的直接产生都至关重要。通过结合个体与组织视角,本文扩展了航空业服务创新发展的文献,并为航空公司管理者提供了充分挖掘其一线员工创新潜力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