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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能源安全风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CEO)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这种效应。基于美国能源企业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安全风险显著阻碍了企业的研发(R&D)强度,这一效应在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终,债务资本获取渠道的减少似乎是
本文研究了能源安全风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CEO)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这种效应。基于美国能源企业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安全风险显著阻碍了企业的研发(R&D)强度,这一效应在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终,债务资本获取渠道的减少似乎是一个潜在的作用机制。拥有强有力CEO的企业在能源安全水平较低的时期创新更多。CEO的影响力在长期内持续存在,并且在采用替代性代理变量和匹配样本后仍然稳健。在高能源不安全年份之后,强有力的CEO通过此类创新努力帮助企业提升绩效。
能源安全风险、CEO权力与企业创新:一项基于美国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能源是经济增长与企业生产力的基础驱动因素,尤其对于资本密集型和能源依赖型行业的企业而言。能源安全风险被定义为企业在能源资源的可用性、可及性或可负担性方面遭受中断的风险,这种中断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基础设施故障或市场不稳定。与短期油价波动不同,能源安全风险捕捉了更深层的系统性脆弱性,例如供应冲击、基础设施崩溃、政治冲突或政策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通过增加成本、降低可靠性和加剧运营不确定性来损害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绩效。近期危机——COVID-19疫情、俄乌战争以及日益加剧的气候事件——凸显了全球能源系统的脆弱性。尽管能源不安全在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但企业层面的影响,尤其是美国能源企业,仍未被充分探索。实物期权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企业可能推迟或取消不可逆的研发(R&D)投资。现有实证证据也表明,创新在金融危机、经济冲击、油价波动和气候风险期间趋于下降,且这一效应在融资受限或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最为显著。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了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探讨的问题:能源安全风险如何影响美国能源企业的创新,以及企业领导层在调节这一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omplexity》。研究人员利用1996年至2018年间320家美国上市能源企业的面板数据,企业财务数据来自Compustat(通过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WRDS)获取),能源安全风险数据来自美国商会(USCC)发布的年度能源安全风险指数,宏观经济变量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CEO相关数据来自Compustat Execucomp。研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以研发支出与销售额之比(R&D_Sales)衡量企业创新强度,以能源安全风险指数的自然对数(ln(ESR))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采用CEO任期和CEO二元性两种方式度量CEO权力。为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运用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IV-2SLS)估计,以油价不确定性指数(OPU)和滞后一期的ln(ESR)作为工具变量;为缓解选择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构建匹配样本;机制检验采用两步回归法验证债务融资渠道。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在仅包含ln(ESR)的单变量回归、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以及加入宏观经济控制变量的完整规格回归中,ln(ES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能源不安全显著抑制了以研发强度衡量的企业创新,支持了假设1。这一发现与Ma等(2025)和Liu等(2025)的研究证据一致,但与Kim(2014)的相反证据形成对比。
3.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Panel A在控制潜在时间趋势和滞后因变量后,ln(ESR)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Panel B在分别及联合加入环境政策严格性(EPS)、地缘政治风险(GPR)、国家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州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_State)等额外控制变量后,负向关系保持不变。Panel C采用研发支出与总资产之比(R&D/TA)作为研发强度的替代指标,结果依然稳健。此外,在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及剔除金融危机时期样本后,结论不变。IV-2SLS估计中,第一阶段回归显示ln(OPU)和滞后ln(ESR)对ln(ESR)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解释力,第二阶段回归中工具化后的ln(ESR)系数显著为负,Sargan-Hansen过度识别检验(J检验)的统计量为2.182,p值为0.140,支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3.3 异质性检验
为考察融资约束的作用,研究人员以企业总资产是否高于样本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融资不受限(FC=0)和融资受限(FC=1)两组。结果显示,ln(ESR)对R&D_Sales的负向影响在两组中均显著,但融资受限企业的系数绝对值(-20.601)远大于融资不受限企业(-2.002),表明能源安全风险对创新的抑制效应在融资受限企业中更为突出。
3.4 机制检验
为验证债务融资渠道,研究人员采用两步回归法。第一步将企业债务比率(Debt_TA)对ln(ESR)回归,发现ln(ESR)的系数显著为负(-0.242),表明能源安全风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资本获取。第二步将R&D_Sales对第一步预测的Debt_TA_Predicted回归,发现其系数显著为正(32.010),确认债务融资的减少是能源安全风险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潜在传导渠道。
3.5 CEO权力的影响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六个模型的ln(ESR)系数均显著为负,而ln(ESR)与CEO权力交互项(ln(ESR)*CEO_Powe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2,即CEO权力缓解了能源安全风险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这一调节效应在采用CEO任期和CEO二元性作为CEO权力代理变量的情况下均保持一致。在长期持续性检验中,将结果变量分别替换为y+2、y+3和y+4年的研发支出,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CEO权力的积极影响在长期内持续。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中,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CEO权力的调节作用。最后,研究人员检验了CEO权力是否通过创新提升企业绩效,结果显示ln(ESR)与R&D_Sales交互项对资产收益率(RO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强有力CEO在能源高不安全年份推动的创新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后续绩效。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表明,能源安全风险显著降低了美国能源企业的创新投资,这一效应主要通过限制企业债务融资渠道发挥作用,即使传统财务指标看似稳定,外部冲击也能改变内部资本配置。同时,公司治理层面因素——特别是CEO权力——在调节这一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强有力高管领导的企业在动荡时期更有可能维持创新,凸显了领导力强度和决断力对企业韧性的价值。研究还指出,2020年后的全球能源系统经历异常波动,包括COVID-19疫情、俄乌冲突、供应链中断和快速脱碳政策,这些事件重塑了企业对能源安全风险的认知,揭示了其结构性和持续性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此类加剧的波动可能强化短期内对创新的抑制,但持续的不稳定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促使企业适应,例如投资可再生技术、数字化能源管理和多元化供应链的企业可能将能源不安全转化为创新催化剂。政策方面,稳定能源市场、减少企业面临的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风险、通过逆周期信贷便利、针对性研发补贴或创新相关担保缓解融资约束,均能在危机期间支持企业创新。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强大的治理结构、长期规划和授权型领导架构是保持不确定性下创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