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排放指的是由于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导致的排放量减少,相对于该产品或服务不存在的情况而言。避免排放的评估和披露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无论是参与此类报告的公司数量,还是为此设计的方法论框架的数量都在增加(Faria, 2020; O'Keeffe and Brander, 2025)。在气候变化缓解的背景下,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关避免排放的量化提供了一种以机会为导向的视角。这与传统上通过碳足迹分析强调的风险视角形成对比,后者至今仍主导着企业的气候披露实践。这一增长趋势可以通过自愿披露平台CDP观察到:披露避免排放量的公司数量从2013年的1244家增加到2022年的2397家,增长了93%(O'Keeffe and Brander, 2025)。这一趋势凸显了避免排放作为学术研究主题的重要性(Faria, 2020; O'Keeffe and Brander, 2025; Revellino, 2020)。
除了这些定义上的挑战外,避免排放核算还引入了其他困难,特别是与传统的基于清单的核算方法相比,后者通常无法反映企业活动对碳减排的实际贡献(Axelsson et al., 2024; Burek et al., 2022; Kühnen et al., 2019)。目前,企业和投资组合的排放核算主要基于“归属性”方法,这些方法只是记录排放量,而没有捕捉到企业活动带来的实际排放变化(Brander, 2022a)。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后果性”核算的重要性——这种方法衡量由特定决策或干预措施驱动的排放变化,因此与避免排放相关(Axelsson et al., 2024)——但这类方法主要应用于项目或政策层面。Revellino(2020)将避免排放描述为“有条件的真理”,这使其区别于更传统的碳核算实践。
会计文献强调了与积极环境声明相关的潜在漂绿风险(Schumacher, 2022; Tuppura et al., 2024),尤其是在避免排放报告的背景下(Faria, 2020; Jabot et al., 2025; Young-Ferris et al., 2024)。Schumacher(2021)提出了“碳漂洗”一词,用来描述与企业碳绩效、产品或行动相关的误导性信息的传播。在避免排放核算中,碳漂洗可能表现为优先披露避免排放量而非实际清单排放量,正如Jabot等人(2025)所展示的那样,这实际上为不采取减排行动提供了借口(Faria, 2020; Jabot et al., 2025)。此外,量化避免排放的方法论复杂性和概念上的模糊性可能导致对积极影响的夸大描述(Faria, 2020; O'Keeffe and Brander, 2025)。研究碳漂洗的学者指出,缺乏标准化的报告框架会助长积极偏见,这一问题因可持续金融的吸引力增加、组织在ESG事务上的能力有限(Schumacher, 2022)以及声誉动机(In and Schumacher, 2021)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动态不仅威胁到企业可持续性披露的可信度,还可能阻碍真正绿色增长的进展(In and Schumacher, 2021; Schumacher, 2022)。因此,一些研究者呼吁优先采用基于清单的核算方法,而非避免排放指标,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Jabot et al., 2025; Young-Ferris et al., 2024)。
其他人,包括那些参与“手印”文献的研究者,指出测量积极贡献对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超越对负面影响的识别,理解所需的积极干预措施(Axelsson et al., 2024; Guillaume et al., 2020);将重点从风险转向机会(ICE Sustainable Finance & Ecofin Advisors Ltd, 2023)。这一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得到了体现,其中既有针对不可持续行为的指标,也有积极行动的目标(Burek et al., 2022; Kühnen et al., 2019)。Malabi Eberhardt等人(2024)和Zeng与Xu(2024)都强调,加强标准化可能是减少积极声明中碳漂洗风险的一种途径。
技术会计文献更多地关注将个别方法应用于生命周期比较分析,作为项目或政策的案例研究(Arto et al., 2014; Carvalho et al., 2021; de Jong et al., 2017; Goh and Ang, 2018; Kalliokoski et al., 2020; Rocchi et al., 2018),或者在更广泛的“手印”领域(Alverenga et al., 2020; Burek et al., 2022; Gr?nman et al., 2019; Guillaume et al., 2020; Kasurinen et al., 2019; Kühnen et al., 2019; Lakanen et al., 2021; Malabi Eberhardt et al., 2024; Norris et al., 2021; VTT和LUT大学, 2018)。本文在此技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研究了多种方法论及其相互关系。最近,该领域的学者还指出了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的关键特征和原则所面临的挑战(Finkbeiner et al., 2025)。
虽然O'Keeffe和Brander(2025)指出了避免排放核算缺乏标准化的问题,这归因于方法论的多样化,但学术文献中仍缺乏对这些方法论内容和结构的详细分析。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一项关于公开可用方法论的比较评估来自灰色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描述性概述和一个示例性案例研究(Carrion, 2021),但缺乏对这些方法本身的全面和批判性评估。因此,本研究为学术讨论提供了新颖且及时的贡献。对于反对避免排放的人士来说,这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从而认识到估计值可能被夸大或误导的风险;对于支持避免排放的人士来说,这项研究可以为改进评估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可比性提供依据。这样的进步最终可能有助于将资金更有效地分配到可信且有效的碳减排策略上。
为了解决这一空白,本文利用内容分析研究了目前发布的最突出的方法论,以回答以下相互关联且有序的研究问题:
1.现有指导中包含了哪些计算避免排放的方法论组成部分?
2.不同现有指导的具体程度如何?
3.现有指导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如何?
4.计算避免排放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可比性?
本文基本上对避免排放报告的优劣持中立态度,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改进当前的实践。这些建议旨在推动更稳健、透明和可比的避免排放量化方法的发展。
为了清晰起见,研究的重点是企业层面的避免排放核算,而不是单个产品层面。此外,研究范围也限于与计算避免排放量相关的方法论文件的内容,不涉及与该数据报告相关的指导。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阐述了研究的方法论过程,包括选择纳入研究的文件以及如何通过内容分析回答每个研究问题。第3节首先总结了评估的方法论文件,然后报告研究结果。第4节回到研究问题,反思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并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