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技术融合型城市:低碳经济如何发挥作用?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Towards technology-convergent cities: How does the low-carbon economy contribut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2月11日 来源: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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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恒龙|张业恒|于永伟|葛立明 中国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本文在“政策推动—技术积累—技术融合”框架下,探讨双重用途政策是否通过扩大特定领域的技术存量来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以中国低碳城市试点项目为背景,运用2008–2023年264个中国地级市

  张恒龙|张业恒|于永伟|葛立明 中国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本文在“政策推动—技术积累—技术融合”框架下,探讨双重用途政策是否通过扩大特定领域的技术存量来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以中国低碳城市试点项目为背景,运用2008–2023年264个中国地级市的城市年度面板数据,通过两种基于专利的经典指标——共分类和跨领域直接引用——来衡量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程度。该文的中介机制表现为通过专利存量以及两个领域的创新主体数量所体现的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积累。研究还考察了政策实施条件方面的差异,重点分析了城市禀赋与数字绿色生态系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项目显著提升了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程度,这一效应在两种指标中均表现一致,且经过多次检验依然稳健。中介分析显示,该项目促进了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发展,其中对数字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绿色技术的影响则类似但稍弱。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特大城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严格、网络基础设施更为先进、政府或公众对绿色目标关注度更高的地区,该项目的效果更为明显。总体而言,本研究再次证实政策是推动技术融合的重要力量。借助覆盖全国、时间跨度长的城市级数据集,本文构建并验证了两种具有新颖视角和全面城市覆盖范围的数字绿色技术融合衡量指标,为设计并实施针对不同情境的政策组合提供了实证依据。

引言:当前,区域经济正在经历两大关键转型:旨在将地方经济活动与环境破坏脱钩的绿色转型,以及聚焦数字化与创新商业模式打造的数字转型。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双转型”——即将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相结合——逐渐成为当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核心趋势,也是全球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关键议题(Terzi等人,2023)。作为首个提出实施“双转型”的大国,中国正在探索通过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这一重视体现了转型本身的现实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绿色转型越来越依赖于能够激发企业层面绿色创新、强化创新生态体系、并为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撑的数字技术(Montresor和Vezzani,2023;Yang和Yang,2024;Zhou和Liu,2024)。在宏观层面,数字化使得那些已具备绿色技术基础的地区能够开展专业化创新(Cicerone等人,2023),并提升区域的能源效率与环境可持续性(Amri等人,2019;Liu等人,2022a)。然而,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展——如能耗较高的数据中心(Salahuddin和Alam,2016;Koot和Wijnhoven,2021)以及需求量大的数字服务(Lange等人,2020)——可能会加剧能源消耗。这一矛盾凸显出需要依靠绿色技术来引导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可持续制造业以及环保型需求的发展。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实现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打破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实现集成创新(Karvonen和K?ssi,2013;Kim等人,2019)。其目标是创造新的功能、技术或产品(Jeong等人,2015),并为生产和创新活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Roco和Bainbridge,2002)。尽管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关于区域层面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交叉领域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研究更为稀缺(Montresor和Quatraro,2020;Cattani等人,2023;Cicerone等人,2023;Montresor和Vezzani,2023)。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探讨了如何在中国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

本文所研究的数字绿色技术融合严格属于技术管理及创新研究中所定义的技术融合范畴。主流研究将技术融合定义为原本相互独立的技术领域之间界限的消融(Curran和Leker,2011;Caviggioli,2016)。据此,我们采用两种互补的基于专利的指标来衡量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之间的跨领域联系与融合动态:跨领域直接引用(用于捕捉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知识流动与重组情况)以及IPC共分类(用于捕捉专利内部的共同出现情况)(Leydesdorff,2008;Nemet和Johnson,2012;Kim等人,2014)。这种方法既能够反映融合的程度,也能展现其发展轨迹,同时将数字技术视为通用型技术,而将绿色技术视为应用型技术。通过结合这两种方法,本文对中国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状况进行了实证评估。

推动技术融合的关键在于识别那些能够同时促进两个领域发展的因素。这类因素应当能够模糊领域间的界限,从而为融合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还需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推动创新政策时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Lauer和Liefner,2019),以及这些政策的长期稳定性(Brueck等人,2024),这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做法截然不同。因此,在探讨技术融合的驱动因素时,必须将中国的政策环境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研究采取了以政策为重点的分析视角,强调了政府研发资金及其投入时机对技术融合的重要影响(Zhu和Motohashi,2023),但很少有研究将政策与技术因素整合到一个全面的解释模型中。与其他集成技术相比,数字绿色技术会产生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双重外部性(Shao和Chen,2022)。作为通用型技术,数字创新会在各个行业广泛传播,而绿色技术则具有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依赖特定的环境条件。它们各自的发展逻辑要求政策在推动协调、跨行业整合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些差异。

在此背景下,比较中国所实施的各类低碳政策工具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这些工具最有利于促进数字绿色技术的融合。过去十年间,中国推出了多项重大举措,包括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针对性的节能减排计划、绿色金融政策以及绿色工厂倡议。这些政策通常都具有明确的行业导向。例如,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旨在通过市场机制控制总排放量(Yan等人,2020),同时支持特定行业的减排技术发展(Jia等人,2024)。绿色金融政策则将资本引入环保项目,为企业绿色创新缓解融资难题(Yu等人,2021;Xiang等人,2025),包括提升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水平(Chang等人,2024),并通过双重阈值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区域能源转型与碳减排目标实现(Zhang等人,2025a)。绿色工厂倡议则通过宣传推广、激励措施以及行业标杆,提升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进而改善企业的ESG表现(Lin和Ying,2025),并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Zhang等人,2025b)。

与这些政策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尤其适合用于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首先,该政策以城市和地区作为主要实施单元,更能体现低碳举措的宏观影响。其次,与行业特定政策不同,它适用于所有行业和企业(Chen等人,2022),有助于推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更广泛的低碳转型(Zeng等人,2023)。最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并非孤立地追求碳减排,否则可能会限制更广泛的发展潜力。相反,它鼓励城市、企业和行业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赋能机遇(Zhao等人,2023b)。下一节将在更广阔的低碳政策框架下介绍低碳城市试点政策。2009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了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2005年水平相比,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降低40%–45%。为此,各地政府积极行动,一些省份和城市主动申请开展试点项目,以测试控制排放的实际措施(Ge等人,2025b)。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于2010年启动了低碳城市试点项目,分三批在选定城市开展试点,并设定具体目标。这些项目塑造了影响全国碳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发展模式。试点城市的详细名单见附表A。在发布三批试点城市名单时,中国正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任务也各不相同,因此每批名单中列出的具体目标也有所差异。不过,三批试点项目的总体目标都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引领全国的低碳转型。为实现这一目标,试点城市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发展计划,并积极探索适合当地条件的模式与路径。这些努力包括建设低碳工业体系(Yang等人,2023)、能源体系(Wang等人,2023a)和交通体系(Chen等人,2021),以及倡导低碳生活方式(Liu和Xu,2022)。在数字时代,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及其融合的发展,已成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指导下加速低碳创新与应用的关键任务(Wang等人,2023b)。大量研究表明,数字绿色技术融合对区域绿色转型具有积极影响,包括促进绿色创新(Pan等人,2022)、减少碳排放(Liu等人,2022b)以及支持绿色发展。此外,作为一种以政策为导向的环境监管手段,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使或引导试点城市的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环境价值(Moyer和Hughes,2012),从而加快减排进程,推动城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Zhao等人,2023b)。总体而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的数字转型与绿色转型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符合推动两者融合的基本要求。因此,将这一政策与数字绿色技术融合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是合乎逻辑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关键问题。首先,鉴于数字绿色技术融合在推动中国“双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如何对其水平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估?其次,考虑到这种融合的战略重要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产生积极影响?第三,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的?而且,这些政策效应在不同情境下会有多大差异?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运用专利共分类和跨领域直接引用分析方法,对2008–2023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多期差分法,从实证角度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的影响、其中介机制以及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针对第一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中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这一结论在经过多次检验后依然稳健。其次,中介分析显示,该政策加速了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积累,从而促进了两者的融合。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要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效果,就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改善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发展环境。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有几项独特的贡献。首先,与以往侧重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同(Hu等人,2024b),本文使用了涵盖2008–2023年期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数据。这一数据集是中国目前最为全面、最新且具有纵向特征的数字绿色技术融合量化数据,从而为中国背景下的技术融合与“双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通过全面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动技术融合方面的关键作用。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认识到政策支持对技术融合的影响(Jeong和Lee,2015;Zhu和Motohashi,2023),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因其广泛的覆盖范围、大规模的实施以及严格的成果评估而显得尤为突出。因此,这些研究结果为其他地区和国家——尤其是那些对双重创新与转型抱有强烈愿景的欧盟国家(Faggian等人,2024)——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最后,本文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技术积累联系起来,为探索技术融合背后的机制提供了创新的分析视角。实证研究表明,采用低碳城市发展计划的城市在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方面展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企业集群效应更为显著,技术转移速度也更快。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Moyer和Hughes,2012;Pan等人,2022;Zhao等人,2023b;Luo等人,2024)。不过,通过将这些因素纳入技术积累框架并验证其中介作用,本研究为相关领域做出了独特且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
在区域层面,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因为数字化与可持续性的结合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关键趋势(Diodato等人,2023)。这种融合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共同采用、互补性以及技术融合。首先,共同采用指的是低碳城市发展计划同时采纳多种现有技术或实践方式。

低碳城市发展计划是中国实现节能降耗、减少排放以及推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核心举措。其目标是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在城市层面大幅降低碳排放并改善生态环境。相关研究显示,低碳政策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变革,尤其是通过促进某些技术的应用来实现这一目标。

数据选择
考虑到数据样本的质量和完整性,本研究选取了2008年至2023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4224个样本作为分析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渠道:(1) 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官方报告以及公开数据网站(http://www.stats.gov.cn/);(2) 用于分析的基础专利数据来自……

基本回归模型分析
表4展示了低碳城市发展计划对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程度的影响。第(1)列和第(3)列为基准模型,仅包含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以共同分类指数还是跨领域直接引用指数来衡量,低碳城市发展计划都能显著提升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程度,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796和0.207。第(2)列和第(4)列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可观测的协变量,但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依然存在。

结论
区域转型已从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可持续)转型发展为目前广泛认可的数字绿色双重转型,而每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支撑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此背景下,研究推动数字绿色技术融合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采用了“政策推动——技术积累——技术融合”这一框架作为分析指导。

作者贡献说明
张恒龙: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张业恒:方法论、研究实施。于永伟:资源协调、方法论、研究实施。葛立明: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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