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Digital literacy and technostress as dual pathways linking work-from-home practices to employe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post-digit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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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远程工作个体的员工绩效,考量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与技术压力在马来西亚公立大学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化问卷收集了320份大学讲师回复,使用SmartPLS-4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远程工作个体的员工绩效,考量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与技术压力在马来西亚公立大学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化问卷收集了320份大学讲师回复,使用SmartPLS-4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家办公(WFH)与员工绩效不存在直接显著关系,但通过数字素养产生间接显著关系。相反,技术压力显著负向调节数字素养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此外,技术压力调节了WFH通过数字素养影响员工绩效的间接关系。因此,数字素养对于成功实施有效的居家办公策略、提升员工绩效与工作幸福感至关重要。大学管理层应在实施远程工作策略前优先提升数字素养,同时应关注员工技术压力水平,因其会影响数字素养与员工绩效。未来研究应在信息技术与客服等其他服务行业探讨这些发现。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0年3月后,为控制Covid-19传播,多国实施封锁,企业与教育机构被迫转向居家办公(WFH)。疫情后WFH由应急安排转为后数字化工作场所(post-digital workplace)的常态实践,尤其教育领域讲师群体持续采用该模式。然而WFH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绩效提升:物理距离带来协作挑战,个体对数字工具的驾驭能力差异显著,且持续连线、信息过载易诱发技术压力(technostress)。已有文献分别讨论WFH、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DL)与技术压力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在同一框架内检验“WFH→DL→员工绩效”的间接机制,以及技术压力如何调节该路径。为填补此缺口,研究人员以马来西亚公立大学讲师为对象,基于压力应对交易模型(Transaction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TMSC)开展实证分析。该研究发表于《Acta Psychologica》。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通过官方邮件与LinkedIn接触马来西亚公立大学讲师,获320份有效问卷;变量均用既有量表测度(WFH七题项、DL、技术压力短版、员工绩效十二题项),Likert 1–5分作答。测量质量通过Cronbach's α、组合信度(rho_a、rho_c)、平均方差萃取(AVE)与异质-单质比(HTMT)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用Harman单因子与全共线VIF诊断。结构关系在SmartPLS-4中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估计路径系数与t值,并用PROCESS式二阶有调节中介检验技术压力对“WFH→DL→员工绩效”间接效应的调节。样本为单一时点自陈横断面数据。
研究结果
2.1 居家办公(WFH)与员工绩效
假设H1主张WFH正向影响员工绩效。PLS-SEM显示路径β=0.054,t=0.812,p=0.417,不显著,故H1被拒。说明在马来西亚公立大学讲师中,WFH本身并不自动带来绩效改变。
2.2 数字素养的中介角色
假设H2主张DL正向中介WFH与员工绩效。结果为β=0.109,t=2.708,p=0.007,显著,支持H2且属完全中介——WFH对绩效的直接效应消失,须经由DL转化。即WFH提供灵活性与数字工具使用情境,但是否转化为绩效取决于讲师DL水平。
2.3 技术压力的调节角色
假设H3主张技术压力负向调节DL与员工绩效关系。交互项β=?0.100,t=2.379,p=0.018,显著负向,支持H3。高技术压力下,DL对绩效的促进作用被削弱;技术压力(信息过载、持续连通、技术复杂)引发焦虑与耗竭,抑制了技能转化。
2.4 有调节的中介(H4)
假设H4主张技术压力调节“WFH→DL→员工绩效”的间接效应,低技术压力时更强。Bootstrap 5000次结果显示:整体调节间接效应?0.074,CI[?0.143, ?0.004]不含0;分条件看,技术压力?1 SD时间接效应0.193,均值0.127,+1 SD时降至0.061,CI均不含0。H4获支持——技术压力越高,WFH借由DL提升绩效的通道越窄。
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WFH对绩效无直接显著作用,但经DL完全中介生效;技术压力不仅直接负向调节DL→绩效,也弱化WFH→DL→绩效的间接链。理论层面,研究将TMSC引入后数字化职场:WFH与技术压力属外部应激源,DL作次级评价中的应对资源,缓冲压力并产出绩效。实践上,大学管理层须在推行WFH前优先开展DL培训(工作流管理、在线教学平台、信息安全),同时干预技术压力(界限设定、减负通知、心理支持)。局限含便利抽样、仅公立大学、横断面设计;未来可扩至私立院校、IT与客服等行业并用概率抽样与纵向数据。
结论节译: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在WFH与员工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压力负向调节数字素养与员工绩效之关系,并弱化WFH经数字素养至员工绩效的间接效应。WFH直接关系不显著,但借由数字素养条件化地影响绩效。高技术压力者难以将数字素养转化为绩效改善,故院校应提供降技术压力训练,使员工充分释放数字技能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