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数字自我效能感(Digital Self-Efficacy)与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关系研究:技术压力(Technostress)的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eadership, digital self-efficacy, and work engage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stress
编辑推荐:
摘要: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组织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在此高压背景下,员工频繁遭受技术压力(Technostress),可能削弱领导力的积极作用。研究人员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构建了一个以数字
摘要: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组织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在此高压背景下,员工频繁遭受技术压力(Technostress),可能削弱领导力的积极作用。研究人员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构建了一个以数字自我效能感(Digital Self-Efficacy, DSE)为中介变量、技术压力(Technostress)为调节变量的概念模型,探讨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对员工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的影响机制。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时滞设计(Two-wave Time-lagged Design),收集了中国多家企业352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1)数字领导力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2)数字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技术压力负向调节数字领导力与数字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高技术压力下该正向影响显著减弱。研究结果将COR理论拓展至数字化情境,并揭示了技术压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数字领导力、数字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投入的关系: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论文解读
本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全球组织进行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重塑组织逻辑、员工工作实践与战略方向的系统性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领导力向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指管理者理解并使用数字技术以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转变尤为关键。然而,数字化工具广泛采用也导致员工普遍产生技术压力(Technostress,指员工适应快速演进信息技术时产生的心身紧张反应,包括技术超载Techno-overload、技术入侵Techno-invasion、技术复杂性Techno-complexity、技术不安全感Techno-insecurity和技术不确定性Techno-uncertainty五个维度),进而引发焦虑、疲劳甚至耗竭,对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指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与专注Absorption的积极心理状态)造成负面影响。既有文献虽证实数字领导力可提升工作投入,但多忽视技术压力这一关键情境因素,且数字自我效能感(Digital Self-Efficacy, DSE,指员工对自己能有效使用数字技术完成工作任务之信心与胜任感知)在数字领导力与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检验。此外,已有相关研究多基于西方组织情境,中国作为处于快速数字化转型的新兴经济体具独特文化制度特征,有必要在本土情境下验证上述关系。基于此,研究人员以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为框架,构建"数字领导力→数字自我效能感→工作投入"的中介模型,并引入技术压力为调节变量,探讨其边界条件。
二、主要研究方法简述
研究人员于2025年3月至4月采用两阶段时滞后问卷调查法(Time 1测数字领导力、数字自我效能感及人口学变量;间隔一个月后Time 2测技术压力与工作投入),以中国多家企业员工为样本来源,发放问卷560份回收407份,匹配剔除无效后获得352份有效样本(回应率62.1%)。使用Zeike等(2019)6题项量表测数字领导力(Cronbach's α=0.871),Tramontano等(2021)15题项(删后11题项)量表测数字自我效能感(α=0.925),Schaufeli等(2006)9题项量表测工作投入(α=0.919),Tarafdar等(2007)23题项(删后19题项)二阶五维度量表测技术压力(α=0.937)。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司龄。数据分析采用Mplus 8.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SmartPLS 4.1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Bootstrap 5000次检验中介与调节效应。
三、研究结果
4.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信度与效度检验)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1.483,CFI=0.943,TLI=0.940,RMSEA=0.037,SRMR=0.039);组合信数CR为0.903~0.935,平均方差萃取AVE为0.506~0.653,Heterotrait-Monotrait比值均低于0.85,聚敛效度与区别效度达标;删除因子载荷<0.5的4个题项(DSE13、TS9、TS18、TS19)后模型质量改善。
4.2 Common method variance(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首因子解释率13.37%(<50%),非实测潜方法因子模型与四因子模型比较CFI变化<0.01,表明无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4.3 Means and correlations(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数字领导力与数字自我效能感(r=0.536, p<0.01)、工作投入(r=0.561, p<0.01)显著正相关;数字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0.609, p<0.01);技术压力与各主变量均显著负相关。
4.4 Structural model(结构模型评估)
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2.595(<3),无多重共线性;工作投入R2=0.499,数字自我效能感R2=0.506;Q2分别为0.442与0.492(>0),模型具预测相关性。
4.5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on effect testing(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领导力→工作投入路径系数B=0.346(p<0.001),支持H1;数字领导力→数字自我效能感B=0.429(p<0.001),支持H2;数字自我效能感→工作投入B=0.369(p<0.001),支持H3;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B=0.158(p<0.001, 95%CI[0.114,0.212]),支持H4(部分中介)。
4.6 Moderating effect testing(调节效应检验)
数字领导力×技术压力→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互动项B=-0.186(p<0.001, 95%CI[-0.257,-0.113]),技术压力负向调节——低技术压力时数字领导力对数字自我效能感促进作用更强,高技术压力时该促进明显减弱,支持H5。
4.7 Moderated mediation testing(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低技术压力(-1 SD)时间接效应B=0.211(p<0.001),高技术压力(+1 SD)时B=0.084(p<0.001),被调节的中介指数B=-0.076(p<0.001, 95%CI[-0.110,-0.045]),说明技术压力削弱了数字自我效能感所传递的中介路径。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研究结论部分)
研究人员发现:(1)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领导力显著提升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3)数字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工作投入;(4)数字自我效能感在数字领导力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5)技术压力负向调节数字领导力与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技术压力低时该正向关系增强,技术压力高时此正向关系减弱。从COR理论视角看,结果支持了"资源获得螺旋"与"资源损失螺旋"双重机制:数字领导力作为组织资源经转化为个人心理资源(数字自我效能感)后促进工作投入;但高技术压力加速资源耗损,阻碍员工将领导提供的资源内化为个人资源,从而降低数字领导力的整体效能。本研究深化了COR理论在数字化转型情境的应用,明确了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桥梁作用及技术压力的边界条件,为组织制定数字领导力培育、数字赋能培训与技术压力管理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