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21世纪的道德基础：测量技术、遗传学、脑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Moral foundations in the 2020s: Advancements in measurement, genetics, brain science, and real-world impact

　　迈克尔·扎卡林 | 蒂莫西·C·贝茨
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系，7乔治广场，爱丁堡，EH8 9JZ，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摘要**
过去十年中，人们对道德判断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道德基础理论（MFT）的进步。鉴于这些发展及其对心理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最新进展进行回顾是及时的。我们综合了四个关键领域的进展：1）测量方法；2）遗传基础；3）神经机制；4）MFT在现实世界中的检验。测量方面的进展包括发布了新的MFQ-2工具，该工具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预测有效性，并将公平性基础划分为平等性和比例性两个独立的基础。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道德基础的变化既受遗传因素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神经影像学研究揭示了与道德基础相关的不同脑区。最后，全球事件——尤其是COVID-19大流行——使得能够在现实世界背景下评估MFT的预测能力，证明了道德基础在预测公共卫生行为方面的实质性作用，并为MFT提供了新的见解。

**1. 引言**
几个世纪以来，“我应该做什么？”（康德，1781/1998）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和哲学讨论的核心。现代研究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促进人类合作的精神系统（Boyd & Richerson, 2009; Hamilton, 1964; Henrich & Muthukrishna, 2021; Tomasello & Vaish, 2013; Trivers, 1971）。基于这一传统，道德基础理论（MFT；Atari et al., 2023; Graham et al., 2011; Haidt & Joseph, 2004）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框架出现，并在过去十年中推动了该领域的重大进展。在这里，我们回顾了近年来在MFT四个主要方面的重大进展：1）道德判断的测量可靠性和有效性如何；2）道德基础是否表现出与其进化起源相符的遗传影响；3）是否存在与道德基础相关的可区分的脑区；4）道德基础在现实世界场景中的表现如何。我们关注这些问题，因为它们直接推动了该领域的核心目标：建立可靠的测量方法、连接生物学和心理学过程、确定道德判断的神经基础以及在现实世界背景下检验理论。这些进展不仅总结了最近的重要成果，也为未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指出了未来几十年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本综述旨在补充而非重复现有文献。最近的综述已经全面探讨了MFT的重要方面，包括道德基础随年龄和性别的变化（Atari et al., 2020; Castilla-Estévez & Blázquez-Rincón, 2021）、其在消费者心理学中的应用（Ramos et al., 2024）、与政治取向的关系（Kivikangas et al., 2021）、发展心理学（Cingel & Krcmar, 2020; Gehman et al., 2021）、临床心理学（Dempsey et al., 2020; Forkus & Weiss, 2021）、法律（Harper & Harris, 2017; Silver & Silver, 2021; Smith, 2021; Vaughan et al., 2019）甚至艺术（Ansani et al., 2023; Messick & Aranda, 2020）。这些论文展示了MFT的广泛实用性，是理解本综述的宝贵补充。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上述关键领域的进展及其对未来几十年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2. 背景**
MFT认为，人类的道德直觉和判断源自一组先天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通过文化学习和个人经验得到塑造和发展（Haidt, 2012）。这些机制形成了不同的道德基础，导致不同文化和个体之间的道德价值观和世界观存在系统差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群体可能持有截然不同但同样真诚的道德信念。尽管这些直觉最初是为了促进合作和群体凝聚力而进化出来的，但它们至今仍在影响人们处理伦理选择的方式（Graham et al., 2009; Iyer et al., 2012）。MFT最初确定了五种基础道德系统——关怀、公平、忠诚、权威和纯洁性，通过道德基础问卷（MFQ；Graham et al., 2011）进行测量。后来又增加了自由作为第六种基础（Iyer et al., 2012），但由于其加入时间较晚且测量尺度独立，实验研究中经常将其排除在外。Atari等人（2023）的最新改进通过区分公平性的两个方面——平等性（平等主义公平；Lin & Bates, 2024）和比例性（功绩主义公平；Baumard et al., 2013; Lin & Bates, 2022）——提升了该工具的准确性。这些基础在表1中列出。

**表1. 六种道德基础及其概念定义（改编自Atari et al. 2023）**
| 基础 | 定义依据 |
| --- | --- |
| 关怀 | 避免对他人的情感和身体伤害 |
| 平等性 | 确保个体受到平等对待和结果平等 |
| 比例性 | 根据个体的贡献或价值给予奖励 |
| 忠诚 | 支持并为其群体牺牲，抵制或反对外部群体 |
| 权威 | 尊重提供秩序和稳定的合法权威和传统 |
| 纯洁性 | 避免身体和精神上的污染和堕落 |

图1显示，道德基础可以分为两类更高层次的群体：个体化（关怀和平等性）和联结性（忠诚、权威、比例性和纯洁性）。这种分类反映了MFT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区分（Graham et al., 2009; Haidt, 2012）。根据MFT，个体化基础旨在保护个体福利和权利，其根源在于哺乳动物的后代照顾和利他主义。联结性基础则旨在将个体凝聚成有凝聚力的群体，解决联盟维护、等级形成和群体边界定义等问题。个体化基础关注“是否有人受到伤害或不公平对待？”而联结性基础关注“这是否增强了群体凝聚力或维护了神圣边界？”这种区分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自由主义者更重视个体化基础，而保守主义者则更平等地支持这两种类型（Graham et al., 2009）。关于每种基础的详细回顾、描述和进化起源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Atari et al., 2023; Graham et al., 2011; Haidt, 2012）。

接下来，我们回顾引言中提到的四个主要领域的进展，首先是从测量方法的进步开始，这是道德基础研究的基石。

**2.1. 道德基础的结构和测量方面的进展**
高质量和全面的测量是研究进展的核心，2023年发布了道德基础问卷-2（MFQ-2；Atari et al., 2023），这是一个完全重写的、跨文化验证的工具，具有强大的心理测量属性，适用于大量独立数据集。最初的MFQ（Graham et al., 2011）对于推动道德基础研究至关重要，它利用早期基于网络的数据收集方式，从多个国家招募了近35,000名参与者。初步分析表明，一个包含五个相关因素的模型最符合数据。然而，多项研究表明MFQ-1与理论结构的拟合度不佳（Curry et al., 2019; Davies et al., 2014; Do?ruyol et al., 2019; Harper & Rhodes, 2021; Iurino & Saucier, 2018; Kivikangas et al., 2017; Nilsson & Erlandsson, 2015; Yal??nda? et al., 2017）。在各个基础中，纯洁性引发了最多的理论争议。例如，Gray等人（2023）认为它缺乏概念一致性，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负面的、异质的修辞类别，而非一个独立的心理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测试了更复杂的模型，发现它们能提供更好的解释能力。双因素模型和层次模型在考虑方法变异并允许一个一般道德因素时通常能获得更好的拟合度（Nilsson, 2023; Zakharin & Bates, 2021）。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改进是将忠诚性基础分为更具体的组成部分。Zakharin和Bates（2021）将忠诚性分为群体忠诚和国家忠诚，并将纯洁性分为纯粹性（关注身体和性禁忌，如乱伦、堕落）和神圣性（关注精神污染、神圣性和神性），这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虽然Nilsson（2023）的研究也复制了纯洁性与神圣性的区分，但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因此未能区分群体忠诚和国家忠诚。

MFQ-2通过两个关键改进解决了MFQ-1的局限性。首先，将原始的公平性基础分为平等性和比例性，区分了平等主义公平和功绩主义公平（Atari et al., 2023）。其次，将纯洁性定义主要聚焦于身体和性方面的问题。虽然这种更狭义的定义可能减少了预测范围，但它提高了概念清晰度。Atari等人（2023）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该工具的内容符合预期的六个领域，并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外部有效性，但其主要结构证据依赖于ESEM（允许交叉载荷）及相关方法（包括网络分析），而非严格的CFA测试。他们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个体化-联结性的高层次区分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在WEIRD样本中最为明显），而19个国家的网络分析表明，这些基础在跨情境下的连接方式各不相同（通常权威性最为重要，而在非WEIRD环境中关怀/忠诚性更为重要），这与道德认知的社会生态学塑造一致。相比之下，Zakharin和Bates（2023）使用项目级别的CFA评估了MFQ-2：一个简单的六因素模型显示出适当的拟合度（例如，CFI ≈ 0.899; RMSEA ≈ 0.058），当引入一个明确指定的修改模型（包括少量交叉载荷并将忠诚性分为群体忠诚和国家忠诚）后，拟合度进一步提高。重要的是，这个修改模型在独立样本中得到了复制，显示出显著更好的拟合度（例如，CFI ≈ 0.95; RMSEA ≈ 0.04），同时提高了构念覆盖度和外部有效性；忠诚性的划分也表明了有意义的理论细化，群体忠诚性与个体化和联结性领域都有联系（见图2）。

**图2. MFQ-2的结构（改编自Zakharin和Bates, 2023）**

这一新的、高效的测量方法不仅得到了跨文化验证的支持，还成功预测了十八个理论预定的外部变量中的十七个——每个基础三个（Atari et al., 2023; Zakharin & Bates, 2023）。这一成就很容易被低估，因为它将MFT与十几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未来方向——就像五因素模型统一了人格研究领域一样（McCrae & Costa Jr, 1989; McCrae & Costa, 1992）。

一个意外的外部有效性测量结果揭示了MFT框架之外的新见解。虽然右翼威权主义（RWA；Altemeyer, 2007）与MFQ-2的权威基础显示出强相关性，但左翼威权主义（LWA；Costello et al., 2022）则没有。LWA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描述了在左翼意识形态背景下表达的威权倾向——结合了威权强制、侵略性和对平等原则的强烈承诺以及对支配等级的抵制。与预期的正相关相反，LWA要么没有关联（Atari et al., 2023），要么显示出轻微的负相关（Zakharin & Bates, 2023）。通过考察LWA与其他MFQ-2基础的关系，发现LWA主要衡量了对平等原则的承诺和对支配等级的抵制——这些特征得到了进化（Boehm, 1999; Erdal & Whiten, 1994）和心理学研究（Lin & Bates, 2024）的支持。尽管Atari等人（2023）假设了正相关，但LWA内容的重点在于强制平等主义、对保守思想的审查和对传统规范的反对，这与MFT中的权威基础有所不同。因此，MFQ-2为MFT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产生了创新思想，还检验了旧思想，并成为合作研究的中心。为了保持理论一致性，任何扩展都必须基于明确的道德基础标准（Graham et al., 2013, pp. 107–114）。这些标准包括：(1) 在第三方规范性判断中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点；(2) 自动的情感评估；(3) 跨文化的存在；(4) 天生准备性的证据；(5) 适应性优势的进化解释。这些标准共同为评估诸如财产（Atari & Haidt, 2023）、诚实（Graham et al., 2015）甚至浪费（Graham et al., 2013）等道德基础提供了框架。虽然这些测量方面的进步为行为上评估道德基础提供了越来越精确的工具，但在我们对道德直觉起源的理解方面也取得了平行发展，特别是它们的遗传基础。我们现在转向最近在理解道德判断遗传性方面的进展，这些进展为道德心理学的进化基础提供了关键证据。

2.2 遗传学与道德多样性
道德基础研究的第二个最新进展是确认它们是可遗传的。鉴于MFT（道德功能理论）是一种进化理论，遗传因素影响道德变异的预测是其有效性的核心（Graham et al., 2009, p. 1031）；相反的证据将有效地反驳这一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遗传性指的是道德基础得分变化中可以由个体间遗传差异解释的比例。它并不意味着存在单一的“道德基因”，而是反映了许多遗传变异的总体影响，每个变异的影响都非常小，这与“行为遗传学的第四定律”（Chabris et al., 2015）一致。双胞胎研究为理解基因和环境如何塑造人类特征提供了有力的自然实验（Boomsma et al., 2002），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道德基础遗传结构的最佳实证窗口。通过比较共享100%基因的同卵双胞胎和共享50%可变遗传物质的异卵双胞胎，研究人员可以估计三个关键组成部分：遗传性（由遗传变异解释的特征差异百分比）、共享的环境影响（对两个双胞胎都有影响的家庭层面因素）和非共享的环境影响（包括研究中的测量误差），这些在标准双胞胎模型中得到了形式化（Neale & Maes, 1996）。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项研究考察了道德基础的遗传性，一项在澳大利亚（Smith et al., 2017），另一项在德国（Kandler et al., 2019），总样本超过2000对双胞胎。Zakharin和Bates（2022）结合了这些研究的数据，并进行了多变量结构建模，以测试道德基础的遗传性和嵌套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个体化和结合道德领域的两级结构。一个关键发现是这两个道德领域的遗传性不同：遗传因素解释了结合基础66%的变异，而个体化基础只有49%的变异。这种模式与数十年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与社会保守主义强烈相关的结合基础是最具遗传性的政治心理特征之一（Hatemi et al., 2014）。个体化和结合基础的高遗传性与部分不同的生物学影响对这些领域有所贡献的可能性是一致的（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

重要的是，除了结合或个体化的效应外，五个基础中的两个（关怀和纯洁）还显示了特定于基础的遗传效应。这些发现很重要，因为它们支持每个基础都基于特定遗传结构的预测。除了这种领域层面的区别外，分析还揭示了一个影响所有五个基础的一般遗传因素。道德基础的遗传基础模型如图3所示。这里的遗传性是在一个层次化的共同路径模型中估计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既作用于一般因素（跨基础共享），也作用于各个基础本身。因此，道德基础得分的变异可以反映多个层面的遗传影响，这与遗传性的标准定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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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道德基础的遗传和环境共同路径模型，修改自Zakharin和Bates（2022）。
注：AC1–AC3 = 对共同因素的加性遗传影响；EC1–EC3 = 对共同因素的非共享环境影响；ES1–ES5 = 对每个基础的残余非共享影响；AS1, AS5 = 特定于基础的遗传影响。数据来自MFQ-1，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95%置信区间在括号中]。

这些遗传发现为关于道德心理学的持续辩论提供了重要的澄清。关于结合和个体化维度之间以及特定基础层面的可分离遗传影响的证据，挑战了道德的单一机制解释。这些单一机制理论由实验哲学家（Prinz, 2007; Sripada & Stich, 2006; Sterelny, 2010）和社会及进化心理学家（Baumard et al., 2013; Schein & Gray, 2018）提出，他们将道德决策视为一种一般的认知过程或一个统一的道德计算系统，该系统“计算出每个参与者应该做什么——尽管有作弊的诱惑——以最大化他们互动的互惠利益”（Fitouchi et al., 2023, p. 66）。特定于基础的遗传影响的发现提供了支持多维道德适应模型的第一个生物学证据，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些单一视角，同时也支持了MFT所预测的道德直觉的遗传起源。

2.3 道德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我们对道德基础理解的第三个主要进展是认知神经科学，它通过展示道德直觉是如何在大脑中构建的，为MFT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当前的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无论道德领域如何，道德相关的刺激都会激活共享的神经网络（Eres et al., 2018; Han, 2017），同时也涉及处理特定道德基础的可分离神经网络（Hopp et al., 2023）。

关于道德基础的神经基础的研究从早期报告大脑体积与道德价值观之间相关性的结构成像研究（Lewis et al., 2012; Nash et al., 2017）发展到使用机器学习工具解析功能性大脑活动的功能性MRI分析（Logothetis, 2008）。早期研究发现，个体化基础（伤害和公平）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体积增加有关，该区域在处理心智理论和共情中起作用，而结合基础（忠诚、权威和纯洁）与胼胝体下回体积增加有关，该区域参与调节对外部压力的反应（Lewis et al., 2012），以及前扣带回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灰质体积减少——这些区域被认为参与冲突检测和解决系统（Nash et al., 2017）。在过去十年中，比较道德和非道德决策期间的大脑活动的功能成像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表明无论评估的道德内容如何，道德判断似乎都会激活一个核心大脑网络。Eres et al.（2018）和Han（2017）的元分析汇总了数十项研究的结果，确定这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与涉及心智理论和社会认知的区域重叠，特别是默认模式网络（Menon, 2023）。然而，这些分析还揭示了该网络之外的独特区域，其激活是特定于道德任务的，这意味着不同的道德决策成分涉及专门的大脑区域。可以将道德认知视为依赖于一个共享的神经架构来处理关于谁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的信息，这些信息传递给专门用于检测和应对特定道德行为模式的电路。

尽管这些元分析为道德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它们并没有具体评估或使用MFT作为刺激框架。最近的功能性fMRI研究明确探讨了MFT，填补了文献中的这一空白。Wasserman et al.（2017）研究了伤害与纯洁违规行为的大脑反应模式。他们发现不同的神经处理模式，伤害违规主要在前楔叶（一个涉及能动性和自我参照思维的区域（Cavanna & Trimble, 2006）处理，而纯洁违规则在与抑制控制和共情相关的左下额回处理（Liakakis et al., 2011; Swick et al., 2008）。在此基础上，Khoudary et al.（2022）研究了所有六个MFQ-1道德基础违规行为的神经反应，包括自由。他们发现道德基础违规导致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主要在默认网络区域（上额和下额回、后扣带回、角回和中颞回），而非道德社会规范违规。值得注意的是，权威违规显示出与其他结合基础不同的神经模式，分析能够成功区分个体化和结合基础（将权威排除在结合类别之外）。最后，在最近的一项进展中，Hopp et al.（2023）使用与Khoudary et al.（2022）相同的刺激集，在更大的样本（N = 64）中结合了大脑成像和机器学习。他们表明道德基础涉及共享和可分离的神经网络。共享网络包括与心智理论处理相关的区域（如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楔叶和颞顶交界处），表明推断意图和结果的过程是领域通用的。虽然结合基础在心智理论区域显示出更大的活动，但每个道德基础也在整个皮层中显示出独特的分布式神经表征。Hopp et al.（2023）还发现，对道德基础的神经反应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调节。这一发现指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将政治行为视为道德基础的下游效应（Lewis & Bates, 2011），而且将其视为对道德处理本身的上游影响。这种“反思性”或自我调节的方法在心理文献中很常见，例如，我们谈到我的偏见调节道德评估（Stanovich, 2023），但考虑这种更复杂的建模是大脑成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进步，应该提高未来工作的效应大小和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Suhler和Churchland（2011）对MFT早期的模块化主张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认为大脑高度互联的架构不支持信息封装的、特定于领域的模块。作为回应，MFT的支持者澄清说，他们指的是功能性模块化，即处理特定类型道德信息的功能专门化，而不是Fodor严格意义上的神经生物学模块（Haidt & Joseph, 2011）。这里回顾的神经成像和遗传学发现与这一观点一致：共享神经网络（支持领域通用的道德处理）和特定于基础的可分离、分布式神经模式的证明表明了功能性专门化，而不需要严格的神经生物学模块化。

与大多数成像领域一样，更大的样本和标准化方法对于确认初步发现、更好地理解分布式神经模式、检查潜在的因果关系以及解释个体差异是可取的。这种谨慎态度尤其必要，因为相邻领域（例如，人格神经科学）的大样本和元分析工作经常发现大脑-特征关联为零到小，并且结构相关性的可重复性有限（Chen & Canli, 2022; Hyatt et al., 2022）。因此，我们将道德基础的神经生物学相关因素视为初步的，并避免做出强烈的机制性推断。尽管有这样的警告，现有文献总体上与道德判断依赖于分布式网络而不是孤立区域的观点一致，不同的道德关切可能显示出部分不同的参与模式。同时，多项研究也报告了道德判断期间招募的神经系统有显著的重叠，表明道德评估具有共享成分以及任何特定于基础的倾向。这种一般-特定模式与行为遗传学结果一致，表明MFQ反应中既有共同因素也有领域特定的变异（Zakharin & Bates, 2022），这表明道德处理具有普遍性或潜在的共性以及特定于基础的激活模式。

2.4 新兴社会现象中的预测：大流行期间的MFQ
COVID-19大流行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道德基础如何塑造对新兴社会挑战的反应。随着社会努力应对关于适当集体反应的问题，这场危机作为一个自然实验，产生了关于道德态度如何影响公共卫生措施遵守情况的实证数据。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在非大流行背景下纯洁/自由与疫苗犹豫之间的关联（Amin et al., 2017），其中纯洁关切与认为疫苗是不自然污染物的信念有关，而自由关切则通过关于强制和权利侵犯的信念预测负面态度。包含道德基础作为预测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其与疫苗接种行为之间的明确联系：接种疫苗的概率与对关怀和平等的重视程度增加以及对纯洁性和自由性的重视程度降低之间存在可靠的相关性（Ahluwalia-McMeddes等人，2024年；Iceland等人，2023年；Nan等人，2022年；Schmidtke等人，2022年）。图4改编自Iceland等人（2023年），以图形方式展示了这些发现。下载：下载高分辨率图片（108KB）下载：下载全尺寸图片。图4. 道德直觉差异对接种疫苗概率的影响。改编自Iceland等人（2023年）。这些效应大小在流行病学层面上是有意义的（大约为0.2），并且在美国（Iceland等人，2023年）、非裔美国人（Nan等人，2022年）和英国（Ahluwalia-McMeddes等人，2024年）的样本中得到了复制。Chan（2021年）发现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令也存在类似的相关性，这表明这些关系可以推广到其他保护性行为上。鉴于进化理论认为纯洁性是为了避免疾病而进化出来的（Atari等人，2022年；Rozin等人，1999年），纯洁性与疫苗接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似乎有些矛盾，但当考虑到反疫苗信息如何通过污染/非自然性的框架来激发人们对纯洁性的担忧时，这种关系就变得合理了（Amin等人，2017年）。忠诚度和权威感在不同研究中的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反映了它们与当地领导地位的情境依赖性，而不是普遍的主效应。

正如这些研究所示，现实世界的现象具有很高的外部有效性，但同时也引入了情境混淆因素（政治领导、地区规范），这使得因果关系的解释变得复杂。这些流行病学研究为了生态相关性而牺牲了一些实验控制，从而捕捉了道德基础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影响健康行为。这种权衡是值得的：证明道德基础理论（MFT）能够在流行病学层面上预测真实行为，补充了实验室控制实验的结果，即使更复杂的情境限制了机制上的精确性。

3. 结论与未来方向
本综述探讨了关于道德基础理论的四个基本问题：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遗传因素的存在、不同的神经基础以及在实际场景中的预测能力。上述证据支持所有这些领域的积极结论，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不同模型之间的整合提供了机会。基于这些里程碑，未来的研究方向变得清晰起来。首先，随着MFQ-2的建立，现在是时候将其与其他相关框架进行理论整合了。有几个候选框架值得关注：关系模型理论（RMT；Fiske，1991年；Fiske，1992年；Rai & Fiske，2011年）提供了关于关系背景如何塑造道德判断的补充解释；再分配偏好模型（Sznycer等人，2017年）提供了基于进化的特定道德领域的解释；区分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推理的测量方法（Kahane等人，2018年）则涉及跨内容领域的决策过程。然而，最紧迫的整合挑战是“合作中的道德”（MAC；Curry，2016年），因为它与道德基础理论具有相似的范围和进化基础。道德基础理论和合作中的道德都持有多元主义立场，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这为相互完善提供了机会。MAC直接从特定合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推导出道德领域（如亲缘利他主义、互惠交换、鹰鸽冲突等），从而形成了更细致的分类体系。道德基础理论则将道德关切组织成更广泛的基础，这些基础又可以分为个体化维度和约束维度——这种更高层次的结构在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心理现实的验证，具有不同的神经相关性，并与人格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关联。这引发了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MAC中的细微区分（例如，将互惠性与公平性分开，或将英雄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群体忠诚区分开来）在心理测量学和心理学上是否真正不同，还是它们反映了道德基础理论所捕捉到的更深层次基础上的表面变化？整合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道德基础理论可以提供处理道德信息的心理架构，而合作中的道德则可以提供这些系统为解决适应性问题而进化的更详细的进化解释。或者，实证研究可能会发现某些MAC领域应该被提升为道德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或者某些道德基础理论的基础应该被进一步细分。下一步的关键是系统的实证比较：MAC的七个领域在预测道德判断、行为及其生物学相关性方面是否比道德基础理论的五个基础更具区分度？这里回顾的证据表明，道德基础理论作为一个组织框架在各个分析层面都很有用，但直接的比较测试仍然很少，这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对道德基础的生物学研究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机会。使用MFQ-2进行的大规模双胞胎研究可以回答Zakharin和Bates（2022年）提出的所有基础是否都具有遗传特异性的问题。该领域也适合进行涉及超过一百万样本规模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这种方法已经为身高（Yengo等人，2018年）和教育遗传学（Okbay等人，2022年）等不同特征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分子遗传学方法还为研究基因组的人口增长和选择压力打开了大门（Ghalichi等人，2024年；Moreno-Mayar等人，2024年），这可能会回答关于道德基础的进化历史甚至起源的有趣问题。与此同时，研究年龄和群体效应对道德基础影响的纵向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这些生物学倾向是如何被文化塑造的，以及它们如何与生命周期中的社会和发展变化相互作用（Zakharin和Bates正在审查中）。

第三，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性是缺乏对自由基础方面的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尽管自由基础在实际情境中显示出显著的预测能力，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它强烈预测了疫苗接种态度，但我们缺乏关于其遗传性和神经基础的证据。未来的遗传学研究应该纳入自由基础，以测试它是否表现出与其他基础相同的遗传影响模式，而神经影像学研究可以探讨违反自由基础是否激活了不同于原始基础的独特神经网络。

最后，道德基础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继续带来宝贵的见解。正如大流行病为道德基础理论提供了关键测试一样，其他社会现象——从药物合法化到社会活动主义——也为测试道德基础理论与其他模型提供了额外的机会（Fitouchi等人，2023年）。扩大道德基础理论的应用范围应该会很有价值。这些未来的研究方向反映了道德基础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框架的成熟及其持续的增长和应用潜力。测量、遗传学、神经科学和现实世界预测之间的证据融合表明，道德基础理论已经从一个有前景的理论框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强大解释能力的稳健科学范式。随着研究人员继续将道德基础理论与其他理论方法相结合，并将其应用于新兴的社会挑战，该理论在阐明人类道德心理学的本质的同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者贡献声明**
Michael Zakharin：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概念化。
Timothy C. Bates：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资源管理、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数据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