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Convergent and external validity of risk preferences elicitation methods: Evidence from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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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风险偏好测量方法的效度问题，以越南农村地区350户家庭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与实验，综合比较了四种假设性任务（包括源自越南家户调查VARHS的问题）和三种激励性任务的测量效果。研究发现，大多数参与者能理解实验任务，且除自评法外，多数方法均表明受访者平均风险厌恶。其中，激励性的MPL（Multiple Price List）和损失-收益任务在捕获与真实决策一致的行为模式上表现更佳，而自评法的效度有限。该研究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选择高效、实用的风险偏好测量工具提供了重要证据，对相关领域研究和政策干预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个体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会展现出对风险的不同态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风险偏好。理解一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仅有助于预测其在投资、就业、健康等领域的决策行为，也是设计有效干预政策和金融产品的重要基石。然而，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经济学家面前：我们如何才能准确测量出一个人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偏好？是直接问“你愿意冒险吗”，还是设计一个带有真实奖励的赌博游戏，更能窥探其真实想法？前者简单易行，但答案可能脱离现实；后者更贴近真实决策，但费时费力。哪种方法才是可靠的“尺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面对教育背景和理解能力各异的受访者，这些测量方法还管用吗？它们的测量结果能一致吗？又能多大程度上预测受访者现实生活中的冒险行为，比如搬家、改种新作物或是吸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来自东京大学的两位研究者Vu, Trang Thu和Munro, Alistair，将目光投向了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在那里，350个农村家庭参与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田野调查与实验。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发表于《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旨在为风险偏好测量工具的有效性提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证据，并为未来研究选择合适工具提供参考。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田野调查与随机对照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样本来源于越南南部建江省和隆安省农村地区的350个随机抽取的家庭。研究运用了多种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一系列假设性测量任务，包括风险自评、源自越南家户调查VARHS的假设性彩票任务、假设性MPL和假设性损失-收益任务；2）三项激励性测量任务，包括激励性MPL、激励性损失-收益任务和激励性投资任务。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测量方法之间的相关性、一致性及其对现实风险行为的预测能力，来评估各方法的收敛效度与外部效度。
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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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参与者理解实验任务：研究发现，94%的样本参与者给出了理性的回答，表明尽管任务涉及概率选择，但大多数参与者能够理解。在激励性MPL和损失-收益任务中，仅有少数参与者（约1%-4%）出现了非理性（如多次切换选择）的回应，比例低于或相当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这说明通过使用简单的视觉辅助工具（如红黑令牌表示概率）和调查员在出现误解时的温和提示，可以有效帮助农村地区的参与者理解复杂的实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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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假设性与激励性方法的比较：在MPL任务中，约75%的参与者在假设性和激励性两种设置下表现出一致或接近一致的风险偏好水平，两者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为0.504，呈显著正相关。在损失-收益任务中，参与者表现出的损失厌恶程度在激励性设置中更高（中位数λincentivized=2.4），而在假设性设置中较低（中位数λhypothetical=1.71），但两者之间同样存在显著正相关（斯皮尔曼系数=0.36）。超过60%的参与者在两种设置下损失厌恶程度一致或接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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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测量方法间的相关性：各测量方法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激励性测量方法之间（如激励性MPL、激励性损失-收益任务、激励性投资任务）表现出更强、更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多在0.5以上）。相比之下，假设性测量方法之间及其与激励性方法之间的相关性较弱。特别是自评风险容忍度（WTTR）与其他所有测量方法（包括两种彩票任务）的相关性最弱或不显著。这表明激励性方法可能提供了更一致的风险偏好测量，而自评法可能捕捉了风险偏好的不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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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性方法对激励性行为的预测能力：研究人员检验了假设性测量方法能否预测参与者在激励性任务中的行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假设性MPL和假设性损失-收益任务能显著预测参与者在所有三种激励性任务（激励性MPL、激励性损失-收益、激励性投资）中的行为。然而，自评风险容忍度和假设性彩票任务的预测能力很弱或完全不显著。这说明，在资源有限无法开展实验时，采用假设性MPL或损失-收益任务作为替代测量工具，可能比自评法或简单的彩票问题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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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与现实风险行为的关联：研究考察了各测量方法预测现实风险行为（如迁移、为应对环境变化而采取多项重大生计调整、吸烟、饮酒）的能力。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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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性MPL和激励性损失-收益任务与现实风险行为（特别是迁移和采取多项重大生计调整）显示出最强、最一致的关联。例如，风险厌恶程度（通过激励性MPL测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采取至少三项重大调整的概率下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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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性MPL也与这些行为显著相关，但关联强度通常弱于其激励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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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相关行为上，对医疗保健领域的风险自评能强有力地预测吸烟和饮酒行为。这可能是由于问卷中直接提到了这些行为作为例子，产生了框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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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的一般风险容忍度和假设性彩票任务在预测大多数现实风险行为方面表现不佳。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对该研究的发现进行了总结，并强调了其意义。该研究证实，在越南农村地区，大多数参与者能够理解复杂的风险偏好测量任务。除自评法外，多数测量方法均表明受访者平均而言是风险厌恶的，这与越南的其他研究结论一致。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自评风险态度虽然简便，但其效度有限，与其他测量方法相关性弱，对现实风险行为的预测力也较低。这与一些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支持使用自评法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可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境差异。
基于各项效度检验，研究发现MPL和损失-收益任务，尤其是在激励性设置下，能够更一致地捕捉与真实决策相关的行为模式。因此，对于寻求深入理解风险偏好的研究者，激励性MPL和激励性损失-收益任务可能是最合适的选择。而它们的假设性版本，由于成本较低、易于实施，可以作为快速评估的实用工具或在大型调查中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其预测效度优于简单的自评或彩票问题。
这项研究首次在越南家户调查的背景下，系统验证了一系列假设性风险偏好测量问题的效度，为在资源有限的大规模调查中选择可靠工具提供了证据。它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不仅评估了这些测量方法在解释实际经济行为方面的效力，还扩展了传统上仅关注风险厌恶的范畴，将损失厌恶的测量纳入了不确定性下决策研究的全谱系。尽管结果令人鼓舞，但作者指出，仍需在不同情境下开展进一步研究以确认其稳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