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Re-thinking) values and virtues: A network approach to mapping athletes’ personal values and the spirit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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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运动员的个人价值观（施瓦茨理论）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倡导的“体育精神”价值观（SSV）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反兴奋剂教育的启示。研究通过对833名欧洲运动员进行李克特量表和最佳-最差量表（BWS）调查，并结合网络分析（NET）方法，发现虽然个人价值观与SSV存在一定相关性（r=0.58），但运动员对部分核心SSV（如勇气、卓越）的个体认同度低。网络分析揭示了跨系统连接有限，SSV原则与运动员个人价值观体系存在潜在脱节。此发现对依赖“体育精神”进行反兴奋剂价值观教育的策略提出了重要挑战，强调了需要考虑个人价值观优先级的干预方式。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体育精神”这个词常常被赋予崇高的理想，象征着公平、卓越、尊重等核心价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自2003年发布首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以来，就将“体育精神”置于反兴奋剂政策的中心，将其视为体育的内在价值和捍卫赛场纯洁性的基石。然而，一个根本性的疑问始终存在：这些由机构自上而下定义并推广的“体育精神”原则，是否真的与运动员内心所珍视的个人价值观相契合？它们究竟是被运动员内化为行动的指南，还是仅仅被视为一种外部强加的规范？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脱节，那么当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反兴奋剂教育效果是否会大打折扣？
这正是《（重新思考）价值观与美德：通过网络分析绘制运动员个人价值观与体育精神的关系图》这项研究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该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潜在张力。一方面，WADA的“体育精神”条款被批评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其概念清晰度和操作性也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暗示，精英运动员的价值体系可能并非由这些特定的体育原则主导，而是更多地受到更广泛的个人生活价值观的影响。运动员在面对关键决策时，似乎更依赖于源自生活经验的个人价值观，而非机构倡导的体育精神。这种潜在的“价值观错位”，对于旨在从内心动机层面预防兴奋剂的价值观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此，研究团队展开了一项实证调查，旨在直观地“绘制”出运动员个人价值观与“体育精神”价值观之间复杂的“关系地图”。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对来自德国、希腊、意大利、俄罗斯和英国五个欧洲国家的833名运动员（53%为男性，59%为竞技运动员）进行了调查。研究采用了两种互补的测量方法来评估价值观：传统的李克特（Likert）量表评分法和最佳-最差量表（Best-Worst Scaling, BWS）强迫选择法。前者测量价值观的“绝对”重要性，后者则通过让运动员在成组出现的价值项中选择“最佳”（最重要）和“最差”（最不重要），来评估价值的“相对”重要性。测量工具涵盖了施瓦茨（Schwartz）的十项普遍个人价值观和WADA的十一项“体育精神”价值观（不含2021年新增的“运动员权利”项）。获得数据后，研究采用了前沿的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 NET）作为核心统计工具。NET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模型，擅长揭示多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模式，而不预先假设存在更高层级的特质结构。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63个“节点”（即21项价值观的三种测量方式）的关联网络，通过计算节点的强度（strength）、接近度（closeness）和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等指标，来识别网络中处于核心或枢纽位置的价值维度，从而直观展现两大价值体系是如何相互连接与互动的。
研究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揭示了运动员的价值排序。在个人价值观中，“享受生活、做带来快乐的事”（享乐主义）和“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被平等对待”（普遍主义）被运动员认为最重要；而“以传统方式做事以维持习俗”（传统）和“成为领导者并做出决策”（权力）则排名最末。在“体育精神”价值观中，“对自己和其他参与者表示尊重”和“在体育中获得乐趣和快乐”最受重视；而“展现勇气”和“卓越表现”则被认为最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运动员对“体育精神”价值观的整体认可度平均值高于个人价值观，但两者汇总分数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性（皮尔逊r = 0.58）。
然而，真正揭示两者关系本质的是网络分析结果。网络分析揭示了多元关系
网络分析生成的“加权”部分相关网络图（）显示，整个关系网络连接紧密而丰富。一个关键发现是，个人价值观与“体育精神”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两个虽有重叠但基本独立的领域。网络图中仅存在两个清晰的跨系统连接：个人价值观中的“获得成功并做得比别人好”与“体育精神”价值观中的“展现奉献和承诺”呈正相关；个人价值观中的“享受生活、做带来快乐的事”与“体育精神”价值观中的“在体育中获得乐趣和快乐”呈正相关。这意味著，对于运动员而言，只有在个人层面的“享受/快乐”和“成功”这两个核心价值点上，“体育精神”中的相关维度（“乐趣”和“奉献”）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中心性分析突显了“体育精神”价值观的结构性作用
尽管“勇气”和“卓越表现”在个体重要性评分中排名靠后，但在网络中心性分析中却展现出“矛盾的”核心地位。显示，“展现勇气对我很重要”、“卓越表现对我很重要”、“公平、诚实地比赛”以及“展现社区和团结”这几项“体育精神”维度在网络中具有最高的中心性（强度、接近度、中介中心性指标均较高）。这表明，尽管运动员个人可能不特别推崇这些价值，但它们在其整个价值关系网络中扮演著关键的“枢纽”或“桥梁”角色，连接著其他价值维度（例如连接追求冒险的个人价值和注重伦理的制度原则），对维持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凝聚力至关重要。
网络结构的稳定性与群体间一致性
通过自助法（bootstrapping）检验，研究发现该网络结构在不同子样本中保持稳定，即使样本量减少到原样本的30%，与原网络结构的平均相关系数仍保持在0.75以上（）。此外，网络比较测试表明，竞技/精英运动员与休闲运动员两组之间的整体网络结构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不变性。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阐释了这些发现的含义。本研究表明，运动员对“体育精神”价值观的认同是复杂且存在潜在脱节的。虽然“体育精神”中的“乐趣”、“尊重”等维度与运动员高度认同的个人价值（享乐主义、普遍主义）有直接联系，但构成“体育诚信”核心的其他维度，如“勇气”和“卓越”，尽管在网络结构中占据中心枢纽位置，却并未被运动员内化为重要的个人价值优先项。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员将这些维度更多地视为社会期待或制度强加的“义务”或“特质”，而非自主选择的、指导生活的“价值”。
这一“脱节”对反兴奋剂教育具有重大意义。研究指出，若“体育精神”原则无法与运动员既有的个人价值优先项产生共鸣，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价值观教育其效果可能会受到限制。因此，有效的反兴奋剂教育策略可能需要转变思路：不应简单灌输制度性的“体育精神”条款，而应以运动员现有的个人价值优先项（如对“享受”和“成功”的追求）为切入点，通过情境化的讨论，引导他们理解这些个人价值如何与公平竞争、健康参赛等“体育精神”原则在具体运动情境中达成一致或产生冲突。简而言之，教育应致力于在运动员的个人价值体系与体育的规范性原则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而非试图用后者取代前者。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样本全部来自欧洲，可能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研究主要关注价值结构，未直接关联具体的道德推理或行为决策；数据收集方式（部分在线，部分纸质）可能存在顺序效应等。未来研究需要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价值结构与实际伦理决策、对体育机构合法性的感知之间的关联。
总之，这项发表在《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上的研究，首次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直观揭示了运动员个人价值观体系与WADA“体育精神”价值矩阵之间既关联又疏离的复杂图景。它警示我们，反兴奋剂教育不能停留在价值条文的宣导上，而必须深入运动员的价值世界，理解其内在的优先序与逻辑，才能设计出真正触动人心、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这对于在日益复杂的竞技环境下，构建更扎实、更人性化的反兴奋剂防线，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方向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