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ncet Global Health》：Avoidable deaths through the primary prevention, early detection, and curative treatment of cancer worldwid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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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量化2022年全球癌症患者确诊后五年内的可避免死亡负担。通过对35个癌种、185个国家的分析，研究者评估了可通过预防五大风险因素（可预防死亡）以及改善早诊与治疗（可治疗死亡）来避免的死亡数量，为全球癌症控制优先干预措施的制定、缩小癌症不平等提供了关键数据依据。
全球每年有近千万人死于癌症，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癌症死亡率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不平等，既源于对烟草、酒精、超重等可改变风险因素的暴露程度不同，也受制于早期发现和有效治疗机会的不均等。面对这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一个核心问题亟待解答：在全球范围内，有多少癌症死亡本可以避免？为了揭示这一“可避免的负担”，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Oliver Langselius、Harriet Rumgay等学者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基于人群的分析。他们试图量化通过初级预防和改善早诊、治疗所能避免的死亡数量与比例，并将结果按癌种、国家、地区和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分解，以识别最需要干预的重点领域。这项研究结果已发表在《The Lancet Global Health》上。
研究人员综合运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来构建分析模型。首先，他们从GLOBOCAN数据库获取了2022年185个国家、35个癌种的发病率估计数据。其次，通过文献检索，汇总了烟草使用、酒精消费、超重、感染因子和紫外线辐射这五大风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分数（PAF），用于计算可预防死亡。再者，研究利用SURVCAN-3项目等多个来源的五年净生存率数据，并通过与国家HDI进行线性回归拟合，估算了各国缺失的生存数据，以此作为早期检测和治疗可及性的替代指标。最后，结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生命表数据，构建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分别计算了可预防死亡、可治疗死亡及总体可避免死亡的数量和比例，并按地区、HDI进行了分层分析。
研究结果
全球可避免死亡负担：分析显示，在2022年确诊的癌症患者中，预计五年内将有940万人死亡。其中，450万（47.6%）的死亡本可通过初级预防和改善早诊、治疗而避免。这包括310万（33.2%）可通过预防风险因素避免的“可预防死亡”，以及140万（14.4%）可通过改善早诊和治疗避免的“可治疗死亡”。
地区与HDI差异：可避免死亡的比例在不同地区和HDI组别间差异悬殊。非洲和亚洲地区的比例最高，例如东非高达62.0%，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低，为35.5%。在国家层面，比例最高的十个国家全部位于非洲，如塞拉利昂（72.8%）；比例最低的则集中在北欧，如瑞典（28.1%）。从HDI来看，低HDI国家的可避免死亡比例最高（60.8%），而极高HDI国家最低（40.5%）。
主要癌种贡献：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是造成可避免死亡负担最重的五种癌症，合计占全球所有可避免死亡的59.1%。其中，肺癌是可预防死亡的首要原因（110万，占34.6%），而女性乳腺癌是可治疗死亡的首要原因（20万，占14.8%）。宫颈癌和乳腺癌在低、中HDI国家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可避免死亡负担。
不同国家的主要癌种：就避免死亡数量而言，肺癌在97个国家中位居首位。宫颈癌则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中，是可预防死亡和总体可避免死亡的首要原因。在可治疗死亡方面，前列腺癌在欧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多数国家中负担最重，而女性乳腺癌在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中位居第一。
HDI分组下的癌种分布：在低和中HDI环境中，宫颈癌是可避免死亡的首要癌种。而在高和极高HDI国家中，肺癌占据了最大的可避免死亡负担。乳腺癌在低、中HDI国家中构成了重大的可避免负担，但在高、极高HDI国家的top 5癌种中并未出现。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揭示，全球近一半的癌症相关死亡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现有手段避免的。研究结论强调了双重干预路径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行初级预防，特别是针对烟草、酒精、超重和感染的控制。研究特别指出，鉴于肺癌的巨大负担，加速烟草控制项目至关重要；同时，应对超重和肥胖相关的癌症风险也需采取如食品饮料征税、广告管制等成本效益高的措施。另一方面，在低、中HDI国家，改善早期发现和治疗可及性对于降低“可治疗死亡”具有巨大潜力，尤其是在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等方面。这需要加强卫生系统建设，推广乳腺癌健康意识、临床检查等成本较低的早诊策略，并解决患者前往治疗机构的地理和费用障碍。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在全球层面，同时结合了风险因素预防和治疗改善两个维度，系统量化了癌症的可避免死亡负担，并进行了细致的地理和社会经济分层。这些发现直接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合算措施”和消除宫颈癌、乳腺癌的全球倡议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研究明确指出，所有国家，尤其是低、中HDI国家，都有空间通过扩大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来减少可避免的死亡。最终，缩小全球癌症负担的不平等，需要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在国家癌症控制计划中，有策略地优先推进初级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协同干预。
